新工科背景下非测绘专业测量学课程建设探索

为适应测绘学科发展新趋势、对标新时期高校新工科人才培养改革要求,针对目前高校非测绘专业测量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重难点问题,结合西南大学非测绘专业测量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提出新工科背景下测量学“五维一体”课程教学改革创新方案,为多维度、系统化推进测量学课程建设及非测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提供参考。

山地多中心城市公园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需匹配特征

城市公园绿地为居民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在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和提高社会福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以典型山地城市重庆中心城区为例,构建供需匹配评估体系,利用多源数据量化供给与需求,识别供需平衡与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1)重庆市中心城区城市公园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需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供给呈北高南低、分散布局的格局,需求呈中心高、外围低的格局;(2)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需失衡特征显著,其中52.38%的组团文化服务供给滞后,33.33%的组团属于供给超前状态;供需耦合协调指数平均值为0.50,协调发展程度空间分布呈“中心高、外围低”格局;(3)综合分析供需均衡与耦合协调结果发现,由于供给超前导致了外围城市组团的失调发展,而城市中心区域组团在供给滞后状态下维持了中等水平协调发展程度。总体来看,重庆市中心城区各组团存在不同程度的公园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需错配,基于评估提出针对性的城市公园绿地优化策略,可为公园绿地的合理配置与规划提供重要支持。

重庆市不同经济区耕地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差异性分析

根据1985 2 0 0 0年耕地统计和社会经济资料,对重庆经济较发达的北碚区、欠发达的万州区和经济落后的酉阳县三不同经济区的耕地动态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三不同经济区的耕地变化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结构比等方面均有明显下降,且经济较发达的北碚区相对经济欠发达的万州区和经济发展落后的酉阳县而言耕地数量减少、结构比下降的速度(率)更快。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人口的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第三产业的发展、社会经济管理机制以及社会行为等这些影响耕地变化的主要社会驱动力因子,对不同经济区耕地变化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利用灰色动态预测模型GM(1,1)对不同经济区未来10年耕地变化预测表明,不同经济区耕地变化将会继续减少,且经济较发达的北碚区和经济欠发达的万州区耕地减少的速度(率)基本保持一致。

重庆市不同经济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差异性分析

根据1985～2000年土地利用统计、社会经济资料,从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土地利用程度变化以及土地利用景观结构变化三个方面,对重庆市经济较发达的北碚区、欠发达的万州区和经济落后的酉阳县3个不同经济区域的土地利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5年问不同经济区的各类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率)、变化程度、变化方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经济较发达、人均GDP高、人口密度较大的北碚区比经济欠发达的万州区和经济落后的酉阳县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快,利用程度广,土地破碎化程度深,受人类干扰强度大;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第三产业的发展、经济管理机制以及社会行为因素是不同经济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不同经济区驱力因子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经济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差异性.

重庆市不同类型经济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分析

对所选 3样点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和土地利用程度变化进行了深度分析 ,并揭示了三者之间变化差异的原因 。

重庆市北碚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运用北碚区1990—200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北碚区土地利用动态、土地利用程度等变化情况。总结了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第三产业的发展、经济管理机制和社会行为五个方面,并针对目前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以期对北碚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用熵权法和改进TOPSIS模型评价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效应

规范评价实施效果对科学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山地丘陵区3个农业产业化进程梯度差异明显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县——重庆市江津区(YQ-I)、铜梁区(YQ-II)、梁平县(YQ-III)为样区,以土地整治项目为样点,选取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土地流转规模等10项指标,构建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经济-社会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并将熵权法和改进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模型应用于评价。结果发现,在影响经济-社会效应的各项指标中,适度规模化经营面积、项目后期管护农民参与度、农民参与项目施工收入等3项指标处于重要级,指标值变差大、影响强;农民人均农业年收入变化、整治工程村民满意度、项目后期管护措施到位度和农民参与项目施工人数等4项处于边缘级,指标值变差小、影响弱;其余指标处于次要级,影响程度居中。3个样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经济-社会综合效应与农业产业化进程关系密切,呈现为农业产业化进展快速型的YQ-I>进展加速型的YQ-II>相对缓慢型的YQ-III,效应等级分别为良、中、差;但单方面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具有不平衡性,表现为指标等级分布不平衡、效应等级分布不平衡、研究样区内部不平衡;而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表现为YQ-III、YQ-II和YQ-I中,经济效应贴近度与社会效应贴近度之间的差距依次为22.25、1.21和0.77倍。因此,通过农业产业化,山地丘陵区能有效地利用和发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支撑作用,并通过新型经营主体更好地统筹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与后续管护;而基于熵权法和改进TOPSIS模型的评价方法,能够有效用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后经济-社会效应评价。

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后影响评价

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是土地整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效益分析的基础上,土地整理项目的社会影响日益受到关注。选取重庆市19个已实施的土地整理项目组成评判对象集合,在跟踪调查和资料梳理的基础上,将AHP、熵权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相结合对项目实施后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社会效果,但并不显著。分析认为,调整完善目前土地整理的政策安排必要而迫切。

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与实践

为丰富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的理论与实践,该文综合论述了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理念、模式与技术途径,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人地关系系统正向反馈的土地利用调控路径,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需立足于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的结构优化与功能整合,积极响应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需求。在转型期,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应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支撑新农村建设、优化城乡发展空间,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生态景观服务功能为导向,在整治目标、整治重点、运作模式上与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相匹配,在行为理性上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在技术上强调生产空间农用地整合技术、生活空间农村建设用地盘活技术和生态空间生态景观提升技术三者的智能融合。通过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实践,研究区生产空间的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比例由整治前的18.00%增至整治后的30.53%,户均耕地地块数降低1.6块,耕地灌溉保证率由29.68%增至51.22%,综合机械化率由42.50%增至61.80%,特色优势产业壮大;生活空间24个片块的闲置废弃农村居民点被复垦再利用,乡村景观协调性、田块连片性及聚落的风貌形象得到提升;生态空间形成了以生态节点修复与完善、生态廊道连通、核心生态用地保护为主导,"点—线—面"一体化的生态景观格局。因此,在中国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背景下,土地综合整治的思路应由不同整治类型的组合转向整治内容的融合,从人地关系调控入手确立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是应对人地关系、城乡关系矛盾和转型发展需求的理性选择。

基于“三生空间”协调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

开展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对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重塑村落景观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取典型丘陵区重庆市荣昌区河包镇为研究区,以农村居民点"共生斑块"为研究单元,基于"三生空间"协调理念,研究了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策略和方向。结果表明:(1)基于共生关系建立农村居民点"共生斑块"更加符合丘陵区的实际情况。将研究区相距50m以内的农村居民点斑块进行合并处理后,其数量由2 584个减少到1 047个,实现了具有共生关系的农村居民点斑块一体化。(2)依据"三生空间"协调理念,对农村居民点"共生斑块"等级进行评价,其在空间上呈现出由内向外的差序格局,根据斑块等级、斑块规模、三生空间协调度、城镇规划,采取"城镇化、重点建设、规模管控、迁移合并"的差异化布局优化策略。(3)将重点建设型居民点中的优势斑块作为发生元,生成加权Voronoi图,可指导全镇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趋于合理化。研究认为,"三生空间"协调理念与空间分析工具的有机结合,既完成了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又维持了其空间结构的稳定,有助于实现乡村转型与乡土文化传承。

基于农地流转的山地丘陵区土地整治技术体系优化及实证

为推动山地丘陵区农业现代化,该文论述了农业转型中的资源流动过程、优化路径和整合技术,并以重庆市江津区小园村为示范点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通过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联动实施,能够整合土地流转以经营权集中为方向的产权调整功能和土地整治的工程改造功能,既克服了土地集中过后田块归并整形和基础设施配套难题,又弥补了以农户地块为单元的工程规划与设计缺陷,适应了农业转型发展的资源流动与整合需求,为各类资源要素的耦合协调奠定了产权基础和工程基础。将基于土地流转的资源优化路径及其驱动下集成的土地整治技术体系应用于实践。结果显示,应用前后,示范点土地流转率由<10%增至36.5%,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比例由<5%增至54.02%,农业产业多样化指数由<5增至18.56,平均田块密度由10.90降至6.69块/hm^2,耕作田块形状指数由15.85降至11.18,有效土层厚度由35~40 cm增至>50 cm;同时,灌溉保证率提升13.15%,田间道密度提升值为41.39 m/hm^2,生产路密度提升值为87.04 m/hm^2,农业机械动力提升130.77%;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率达26.52%,农民新村建设集中率达39.56%,宅基地拆除废渣就地处理率达81.45%,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统筹城镇建设用地率达70.24%,农户宅基地复垦增值水平平均每户89 195元。由此可见,在山地丘陵区崎岖地貌背景下,释放农业规模经营的资源优化效应关键在于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联动实施,而基于农地流转的土地整治技术体系优化,能够为山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技术支撑。

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

研究目的:研究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的问题。研究方法:归纳综合法。研究结果: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有利于村内产业发展、生产管理、经营管理和土地利用管理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各类规划的相互协调;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中划分土地利用片,为土地灵活经营管理,落实上级规划控制指标,科学形成土地利用分区,解决土地规划中的刚性、弹性问题,实现土地利用精细化管理,有效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研究结论: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不但是对中国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的延伸和完善,而且也是适应村域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要求。

农地流转综合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

合理评价不同农地流转模式的实践效果对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有的放矢地推进农地流转具有重要意义.分别从经济、社会、环境3个方面选取10项指标,构建了农地流转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成都郫县为研究区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综合绩效由大到小依次为:股份合作制模式(84.33),集体参与模式(37.37),农户自发模式(22.54);从单一绩效来看,股份制合作制模式最佳,集体参与模式的环境绩效最差,农户自发模式的社会绩效最差.研究认为,不同的农地流转模式因其适用条件不同,故各有其优缺点,因地制宜、规范有序、循序渐进、统筹兼顾是推进农地流转、获取绩效最大化的主要策略.

土地利用结构熵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关联分析--以重庆市荣昌县为例

应用熵值函数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对重庆市荣昌县土地利用结构熵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与1996年相比,到2005年荣昌县土地利用结构熵由0.846 6增加到1.034 4,土地利用结构优势度由0.564 9降到0.468 4,均衡度由0.435 1增加到0.531 6,该县土地利用结构熵呈持续增长态势,土地利用系统的无序度增加,均质性增强,政策、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是引起这种结果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荣昌县土地利用结构熵与人均GDP、城镇化率、土地经济密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存在强关联,其关联度达0.70以上;与固定资产投资、非农产业与农业产业产值比呈中等关联,其关联度达0.697和0.569 3.研究认为,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政策、投资、消费需求对区域土地利用系统带来了深刻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是间接引起土地利用结构熵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利用及其复垦技术集成

选取重庆市5个国土整治整村推进示范村项目为案例,研究了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的利用特征和相关复垦技术,结果发现:案例村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水平表现相对集约,格局上,从丘陵到山地由小聚居向大分散过渡,并随海拔上升呈现数量和面积明显减少趋势.通过土地复垦技术、地力提升技术、基础设施配套技术、乡村景观建设技术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的集成,整村推进优化了案例村农村居民点景观系统,并在村域农业产业培育中,推动了丘陵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加快了山区土地利用转型和生态恢复.研究认为,丘陵山区以整村推进为平台开展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尊重地块空间异质性,发展农业生物多样化,优化村域土地利用,改造了自然村落的弊端,实现了乡村景观重塑,给当地创造了发展契机.

农户土地转出行为调查与分析

以成渝城乡统筹区农地转出户为研究对象,根据农地转出率的大小将农户分为完全转出户、高度转出户和基本转出户,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OLS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收入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城乡统筹区农地转出户的农地转出率不尽相同,完全转出户、高度转出户和一般转出户并存,农地转出方式和转出对象虽然存在多样性,但农地仍以小规模分散转出为主;稳定的非农收入、政府的积极推动以及合理的农地转出价格促进了农户农地转出率的提高,而土地细碎化和较多的家庭常年务农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农户农地转出是一种理性决策行为,农地转出率越高,农户的收入效应就越明显,收入由多至少依次为完全转出户、高度转出户和一般转出户。

基于农户收益风险视角的土地流转期限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以短期流转为主,农地使用权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不利于耕作者对农地的规模经营和长期投资。本文从农户角度,基于收益风险视角建立了农户农地流转方案选择模型,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后农户面临的非农就业风险和就业禀赋对农户流转方案的选择具有决定意义。基于理论研究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进一步实证探究了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期限选择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养老保障和失业保险的缺乏仍然是阻碍农户长期流转农地的最主要因素;土地流转市场中长期流转租金的提高对于引导农户选择长期流转方案具有明显激励作用;高等级农地流转的保障性较强,流转期限较短,低等级农地流转的经济性较强,流转期限较长;流转农户家庭中非农收入比重越高,劳动力结构中务工人数比率越大,农户长期流出农地的可能性越大。

土地利用片在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应用

土地利用片是一个为利于土地经营管理而组建的地域单元,也是村内土地利用管理的基本单元.在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中通过对它的合理划分,有利于村内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等各类规划的相互协调、相互融合,协调各类用地矛盾,有效落实各类用地控制指标,科学布局各业用地,为实现村域土地利用的科学分区,落实土地用途分区管制制度,推进土地的精细化管理奠定了基础.同时,土地利用片的划分还为土地管理者或土地经营者在实现村内土地承包、转包、租赁、流转或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等方面造就了有利的条件.土地利用片是一个能有效实现村域土地组织利用、生产经营管理和土地利用管理三者有机结合的一体化管理单元.

传统农区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LUCC)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以荣昌县2005年和2012年两期土地利用数据库为数据源,通过地类转换获取县域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信息,并利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和区域土地利用与覆被类型转换生态贡献率模型,对产生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 2005-2012年间,在退耕还林、工业化、城镇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多重因素驱动下,研究区以往较为稳定的土地利用与覆被类型转换频繁,突出表现在水田、旱地、林地、园地及建设用地间的转换;2 2005-2012年,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0.358 2上升至0.382 2,总体呈现好转趋势,其中旱地向林地、建设用地向林地、水田向林地转换的贡献率最为突出;3仍然存在对生态环境不利的负效应转换,尤其应注意林地向旱地、林地向水田、林地向建设用地的逆向转换.研究认为,实施"人退林进",加强林地抚育,严格耕地保护,控制建设用地空间蔓延,强化集约利用,是今后改善和提升传统农区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策略.

重庆山地城市空间扩展形态的定量研究

以山城重庆为例,以1978年、1988年、1997年、2006年和2011年的城市用地数据为基础,利用填充-边缘-跳跃指数、凝聚指数、地形位指数,定量揭示了重庆主城区空间扩展过程及模式,研究表明:1扩张模式以边缘扩展为主,4个阶段扩展所占比例都在50%以上;跳跃增长呈先升后降趋势;填充增长大致呈上升趋势.2 1978年-2011年,不同组团的凝聚指数分别存在上升、下降和U形变化趋势.3城市开发主要出现在中坡上,其次为山脊、缓坡、陡坡、平地和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