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知几处世思想的成因与史学思想的渊源

现实生活中的刘知几从敢于直言劝谏 ,有着强烈的济世之志 ,逐渐发展到随波逐流、明哲保身 ,其中既与严酷的政治现实有关 ,也与其受老庄消极处世思想的影响有关。他的史学思想深受王充、刘勰等人的影响 ,但决不盲从前人的观点。他注意广泛汲取古今学者的思想精华 ,创造性地对中国史学理论进行了首次总结 ,开了史学批评的先河。

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的兴起及其成就与缺失

由于明朝官方所修国史失实,私家修史存在比较严重的曲笔、讳饰等现象,因此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应运而生。首开史学考信风气之先的是王世贞,其代表作《史乘考误》是明代首部对当代史史料进行考证的著作。其后焦竑、朱国桢、张燧、朱明镐、谈迁、钱谦益等人在考史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

明代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明中叶以来,弥漫在学术界的空疏浮泛的学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渐进式的变化,针对心学的清谈误国,一些学者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转而把研究的注意力倾注到以拯弊救亡为目的的有关时务问题和有用之学的研究上,于是出现了当代军事斗争史、外国史地、边疆史地研究、经世文编纂和"可施于用"的科学技术研究的热潮。由此开启了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的先河。

明代求实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成就及影响

在明代空疏学风弥漫的大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倡实学。在求实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一改空谈义理、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来。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并取得不小的成就。明代考据之风是对宋学内部考证求实风气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直接或间接的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和乾嘉的考据学,在唐宋以来考据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谢陛的正统观与《季汉书》的编纂

谢陛在继承前人正统说的基础上,提出"古今有有统之世,有无统之世,有分统之世"的观点。并认为三国时期应该属于有统之世,而正统应归于刘备。基于此一认识,他对《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尊魏为正统,大为不满。因此决定遵张轼和朱熹的义例,编纂《季汉书》。该书主要依据《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晋书》等编纂而成,但不是简单照抄,而是对旧史中相关人物传记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其全书的史料价值自然难以超越旧史。

论吴炎、潘柽章与《明史记》的纂修

吴炎、潘柽章无辜惨死于庄氏明史案,所修《明史记》被毁灭。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的研究,分析了吴、潘二人修史的动机、资料的收集、分工及作史的方法等。透过现存潘氏的《国史考异》和吴、潘合作的《今乐府》,探究了潘氏对相关史料考辨的严谨态度和《明史记》的基本内容、体例及作者褒贬人物、事件的立场和态度,从而总结出《明史记》的若干特点。

论黄宗羲对康熙朝官修《明史》的贡献

明亡后,黄宗羲与许多晚明大儒一样,秉持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但出于对故国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清朝官修《明史》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他不仅同意弟子万斯同、万言和儿子黄百家参与官修明史,而且主动提供修史的意见和建议,充当局外顾问,提供资助修史的资料,甚至撰写某些篇目以供参考,对官修《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明清学者对刘知几史学理论的批评、阐发和实践

《史通》从明代中期重新传播以来,明清两代学者在对其进行校勘、注释的同时,也对其展开了批评。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褒贬兼有。同时还对其史学理论、史学主张进行阐发,并有所创新和付诸实践。由此推动了明清时期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刘知几疑古思想的形成及考辨儒经、古史之成就

本文是作者有关《交通》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作者从辨伪学的角度，分析了刘知几疑古思想产生的渊源，总结了《交通》在考辨《尚书》、《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以及《史记》、《汉书》、《东现汉纪》、《晋书》等文书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肯定了刘知几大胆的疑古精神，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季札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季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季札观乐的研究,包括关于季札观乐真伪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季札将他的雅乐审美观和政治见解结合在一起,为后人提供了集表演、欣赏、评论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审美欣赏活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诗学具有重要价值。二是关于季札三让天下的研究。有人认为季札让国导致了国乱;也有人认为他的让国并不完全出于“谦让”,而是一种明哲保身的避祸。三是有关季札故里和遗迹的研究。涉及季札的采邑范围,季子祠、庙、墓地和季子在吴国之外的活动情况的考察和考证。四是季札人格特征和思想研究。大部分文章充分肯定其重仁义、守礼法、有理想、关心政治的人格特征。同时也探讨其重视德行、反对奢侈、重视人才等思想,肯定其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五是有关季札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的评述。六是关于对季札进行全面、系统论述和评说的评述。

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清初与乾嘉时期学风的嬗变及学者治学特点

清代学风的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清初 ,出于对明末空疏学风的反动 ,大师们所提倡“务实”、“经世致用”的学风 ;二是乾嘉时期 ,考据学派提倡“实事求是” ,但稽古不问今的学风 ;三是道咸以后 ,面对外侮内忧 ,“经世致用”学风的复活。本文着重对清初与乾嘉时期学风产生及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 ,并具体分析研究了两个不同时期几位主要代表人物治学宗旨、方法。

从《通志·总序》看郑樵史学批评的偏颇和失误

《通志·总序》是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一篇重要的史学评论文章，它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史学观点．对后世的史学理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郑樵力主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史，因此他在评论《史记》、《汉书》的过程中明显流露出尊马抑班的思想倾向，导致了一些评论的偏颇和失实。本文旨在指出并纠正这些偏颇和失实．说明史学批评必须重视它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论章学诚的史学变革思想及创新主张

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刘知几的史学变革思想,反对把旧有的史书体例当成是“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袭用成法而不知变通,主张效法司马迁“圆而神”的作史旨意。写史要融会贯通,富有创见,体例上要灵活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的主张,并在编修方志上实践了他的创新主张。

论焦竑及其史学研究的成就与缺失

焦?是南京籍明朝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在哲学思想上,他是泰州学派的中坚人物。在史学上,他虽然没有修撰成宏篇巨著,但在史料搜集、国史修撰、史书考证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文着重从其史学观、史学编撰及考证等方面总结其史学成就,客观地评价其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与缺失。

论隋朝修史

终隋一代虽未修出一部辉煌的史学巨著 ,也没有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史学家 ,但隋朝史学决不是一片空白。史学家魏澹、王劭、牛弘等对纂修前代史和当代史做了大量工作。

论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的成就及特点

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的兴盛,是在"天崩地解"的社会大背景下出现的。这与明朝官方修史不力、史书失实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以记录、收集、整理当代史料,并纂修当代史为主,其次是改写或续补旧史。明末清初私家修史具有修史人数众多、撰写的史书形式多样、体例上有所创新、重视考证等特点。

论清代学风及学者治学方法的变化

清代的学风经历了清初、乾嘉、嘉道以来几个不同阶段的嬗变,学风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学者治学方法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也因学者们的学术渊源和学术传授系统的不同及治学宗旨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对清代学风和学者治学方法变化的分期研究,不可“一刀切”,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论邵晋涵古籍整理研究之成就

邵晋涵是浙东学派的后起之秀。他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主要成就有四:一是撰写了《尔雅正义》,订补了前人注疏的阙误;二是将散佚已久的《旧五代史》辑编成书,并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辑佚方法和经验;三是撰写了诸史提要;四是为重修《宋史》作了一定的准备工作。

由博返约 志在博通——张舜徽治学路径与学术成就述论

张舜徽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也是公认的当代国学大师。他自学成才,一生治学沿着由小学而入经学兼及诸子,由经学而入史学的路径发展。治学走博通之路,强调"要把做学问的范围推广,不可走太狭窄的路"。主张做学术研究要"由博返约"。他认为人的一生除书本外,还应多读"无字书"。他一生的研究涉及小学、经学、诸子学、史学、清代学术思想史、文献学等各领域,著述等身,体现了治学的博大气象和求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