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压制行为而救济的美国股东权益保护制度

美国不少州的强制解散公司制定法将压制及其类似行为作为司法解散公司的根据和理由,赋予权益受侵害股东广泛的救济基础;法院在压制行为的司法认定和适用上给予宽泛的解释,并以小股东权益为中心或引入股东合理期待原则来界定压制行为,拓宽了股东寻求司法救济的空间;制定法还授权法院、法院也经常自主地适用各种替代救济,以充分保护股东权益。基于压制行为而救济股东权益的美国公司法理念和灵活适用公司解散及其替代救济措施的制定法做法与司法实践值得我们借鉴。

信义义务下的美国小股东保护制度及其借鉴

由于封闭公司的异质性,多数决原则、集中控制、商业判断规则等传统的公司规范不适宜于封闭公司。为此,美国制定法和判例法不断修正和调整信义义务规范,通过宽泛地适用信义义务规则,课以公司控制者更严格的信义义务要求和标准,加重其信义义务责任,甚至类比适用合伙原则,给予小股东,特别是小型封闭公司小股东充分、有效的保护和救济,值得我们借鉴。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的国际法理分析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蕴含着丰富的国际法理,包括中国先占取得钓鱼岛领土主权、"条约必须信守"捍卫着中国的领土主权、割让和时效理由不能支撑日本的主权主张、"非法行为不产生权利"拒绝日本的领土声索等。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也清晰地表明:日本的"无主地先占"主张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其"实际控制"没有达到"有效控制"的国际法要求。中国应积极运用《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及其蕴含的国际法理,驳斥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与领土声索,让国际社会认清中日钓鱼岛问题争端的真谛,促进争端的外交解决;同时,中国应继续强化对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的实际控制,为日后时机成熟时争端的法律解决进一步充实国际法理依据。

菲推国际仲裁的海洋法公约机制应对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整体上的强制性。《公约》构建了司法管辖、仲裁管辖和辅助管辖等多元异质性强制管辖,架构了前置程序、识别程序、初步程序和审裁程序等多重次序性强制程序。针对菲律宾就中菲南海争端单方强推的国际仲裁,我们可以立足于争端强制解决机制的多元异质性与多重次序性,让《公约》机制为我所用,为中国所持的"双不"立场提供清晰的国际法注解,寻求中国主权维护之策,并为日后类似侵蚀中国主权的行为提供预防性立场注解,以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应利用初步程序,坚持前置程序理据,对仲裁法庭受案提出反对主张,利用对事管辖和时间效力阐明仲裁法庭无管辖权的法理所在,利用裁决属性搁置可能的不利裁决,以维护国家主权。

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之例外条款:定位、范式与反思

近年来,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数字经济新常态。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立法管控形成了新型贸易壁垒并抑制全球经济活力的释放,跨境数据流动的贸易规制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全球层面的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面临良好数据保护与数据自由流动两个规制目标之间的平衡难题,关涉个人隐私、国家安全、数据自由流动等诸多利益诉求。当前,由于每个国家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难以对规制目标的价值判断达成一致。不同规制目标间分歧的协调成为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的重要任务。作为灵活性规则的例外条款,其独特的制度功能可以协调不同规制目标,达到不同规制目标间动态平衡的兼容效果,缓和公共政策保留要求与营造开放数字贸易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外条款是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的重要内容。现有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体系中的例外条款存在不同范式,主要包括WTO例外条款、CPTPP例外条款以及RCEP例外条款三种类型。不同范式下例外条款规则设计在结构、语言表述、适用条件等方面差异明显,对不同规制目标可实现程度进行平衡与协调的能力也有所区别,各有优势但也面临不同程度的适用难度和不确定性。中国参与跨境数据流动新规则构建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任务,应当充分利用例外条款的制度功能提升我国制度话语权的对外输出能力。我国在例外条款范式选择上:一是,立足内在基准,需要实现参与者向共建者的角色转变,从完善国内数字法治出发,明晰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的基本立场,寻求制度协调效应,避免恶性制度竞争;二是,寻求外在策略,坚持渐进式的功能转向策略,从追求宽松或模糊向明确或清晰的例外条款范式转变,逐渐由追求务实灵活的“契约”式合作向有拘束力“规则”式合作转型。

基于法解释论的立法文本英译等效探究

面对我国立法文本英译工作缺乏具有明确法律意义的系统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标准的具体现实,本文从奈达等效理论出发,以法律解释为工具,将等效理论运用到立法文本翻译研究中,构建法律等效概念。通过法律解释的具体运用,本文将等效理论的三项内涵(主要精神、具体事实和意境气氛)在立法文本翻译中具体化为立法意图、法律事实、法律语言特征和法律适用效果四项法律等效参数,并对我国立法文本英译译本进行了实证剖析,以期为我国立法文本英译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转承责任基本理论问题新探

转承责任是一种责任人因与他人间的特定基础关系而对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责任形式和法律制度,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责任人与侵权行为人相分离。转承责任不等同于替代责任,更不等同于特殊侵权责任。转承责任基础关系类别决定了转承责任可分为为行为人利益的转承责任和为责任人利益的转承责任两大类;为责任人利益的转承责任实质上就是使用人转承责任,使用人转承责任又可分为支配关系的使用人转承责任和利用关系的使用人转承责任。转承责任立法理由,众说纷纭,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转承责任法律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我们不应将它们孤立开来。

转承责任归责原则的复合性和构成要件的二重性

转承责任不是单一归责原则而是复合归责原则的适用:责任人转承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侵权行为构成判断原则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归责原则的复合性决定了转承责任构成要件的二重性:责任人的转承责任构成要件和行为人的侵权行为构成判断要件不相同,责任人的转承责任构成要件也不同于其他特殊侵权责任。责任人的转承责任构成要件主要包括:责任人和行为人间具有特定的基础关系,行为人为侵权行为时居于基础关系约束的地位,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行为构成判断要件根据行为发生的不同情势,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国转承责任立法现状审视与完善

从转承责任基本理论出发来审视我国转承责任法律制度,大多数转承责任法律制度不是由法律法规确立的,有些还是从程序角度来设置的;现有的转承责任法律制度大多不是普遍适用的一般性转承责任法律制度,且各具体转承责任法律制度规定不协调,对责任人承担转承责任后是否享有对行为人的追偿权及其行使条件的规定也不统一。因此,在制定《民法典》时,建立和完善一涵盖我国国家机关转承责任、法人转承责任、雇佣人转承责任、无偿帮工转承责任等多种具有支配关系的使用人转承责任法律制度以统一我国转承责任立法,节省立法资源,提升其法律效力地位,也解决了目前具体形态转承责任间相互冲突交叉和同类型转承责任不同具体形态规定不一致的问题。

全球公域治理:法理探源与中国之策

全球公域是当前大国角逐的战略制高点。全球公域法理规制的范围主要表现在公海、南极、国际海底、外层空间等多个领域。目前,联合国框架内已初步形成了包括公海、国际海底区域、外空和南极的全球公域治理体系,但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国际分配正义方面尚存在诸多不足。现有治理机制碎片化和滞后性问题日益突出,而新的治理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全球公域是新兴的国际竞争舞台,各主要大国围绕着全球公域的建章立制,在价值理念、科学技术、权益分配等层面展开竞争和博弈,希望能把本国的治理制度推介到国际层面,以获取全球公域治理规则的主导权。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公域的和平利用和制度完善,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综合国力来加强国际合作。在完善治理制度和构建价值认同的基础上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方位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公域治理体系。

《10B-5规则》与我国反证券欺诈制度的重构

美国联邦法院常常对"州际商业"、"任何证券"、"买与卖"、"牵涉性"、"重大性"等美国证券交易《10B-5规则》核心要素与要求予以宽泛、灵活解释,以救济封闭公司的侵害股东权益行为,为受侵害股东提供的保护大大超过了传统普通法,使《10B-5规则》成为一个普适性的欺诈戒除规则。与该规则相比,中国现行反证券欺诈制度存有严重缺陷,我们可以借鉴《10B-5规则》的合理内核,扩大我国反证券欺诈制度适用范围、增加证券交易欺诈诉讼主体类型、丰富证券交易欺诈救济请求权种类、强化动态信息披露责任与义务、明确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与标准、引入证券交易欺诈集团诉讼机制、完善退市证券交易欺诈责任制度。

美国证券交易10B-5规则救济的司法适用及其启示

美国证券交易10B-5规则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反证券交易欺诈规范。司法实践中对其予以的灵活、宽泛适用进一步发展了10B-5规则,事实上将一些传统上属于州公司法规制的领域联邦化了,使其不仅用于规制更广泛的内幕交易,也用于规制公司合并、不当管理等公司行为,包括封闭公司的侵害股东权益行为,以充分救济股东权益。为更好地救济股东权益,法院还在适用损害赔偿原则和认定赔偿金额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我国可以借鉴这些法律理念和司法实践做法,扩大和灵活适用反证券交易欺诈制度,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股东权益免受侵害。

通识与素质教育的教学反思

对重庆大学通识与素质教育的教学实践观察与思考发现,新生研讨课教学较为混乱,教学效度与实效不理想。学校对课程教学应予以统领性的顶层设计,一体规划教学内容的核心板块和主要环节。研讨课应围绕"大学生"、"专业学人"和"专业人"这三个核心要素来展开,引导新生从高中生向合格大学生转换,并为成为合格专业人打好基础;研讨课应围绕"研"和"讨"二字来开展教学,并以引导性阅读材料作为"研"的前提和基础,且在一定范围内组织专家统一遴选和汇编读本材料。目前,重庆大学通识与素质教育教学的整体效度与实效不佳,问题不在于"教"这一环节,而更多地存在于"学"的环节,学校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障教学效度的提升和教学实效的实现。

《国际经济法》双语教学模式选择探讨

在我国国际经济法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期,采用何种双语教学模式较为适宜以及如何科学地将该模式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教学模式的选择上,应从国际经济法课程的教学目标出发,结合教学内容要求予以确定,并始终以"循序渐进"为基本路径。现阶段,穿插型双语教学模式比较适宜于我国国际经济法课程。只有科学地运用了这一双语教学模式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实效,真正达到开展双语课程的教学目的。

完善地方立法促进重庆虚拟经济发展的思考

虽然我国虚拟经济法律制度主要由国家提供,但是地方政府在虚拟经济法律制度建设中仍然有独特的作用。就地方虚拟经济立法来看,重庆的虚拟经济立法目前还比较滞后。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试点城市,重庆可以充分行使《宪法》和《立法法》授予的地方立法权,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在虚拟经济制度供给中的表率作用。为此,建议重庆在完善中小企业促进立法、建立风险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对民间金融进行合法化破题、建立农村金融促进法律制度建立社会信用征信法律制度五个方面进行创制性立法。

法律英语语言中shall句型的语用分析

本文运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用定性分析和选样例举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法律英语语言中出现频率较高的shall句型的语用特征和语用含义。分析结果表明,在法律语境下,shall句型的语用特征是显性的:即利用情态助动词的规约性含意发挥指示语功能,传递规约性指示信息;利用施为句功能,发挥"以言行事"的功效。shall句型的语用含义主要在于表达不同的宣示语义:宣示某种责任/义务,宣示某种权力/权利,宣示一种不得违反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等。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还检视了汉英法律翻译文本中shall句型的运用和理解上存在的语用失误。本文的研究和发现将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法律英语语言,并将我国的法律文本有效地翻译为英语,便于不同法律文化、制度的相互交流与传播。

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是国际贸易多边合作重要的国际法保障,也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法律执行力和国际流动性显著提升的标志。为实现国内商事调解机制与公约的对接,中国应在国际商事调解立法、和解协议配套执行机制、调解机构与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协调和完善,同时利用我国自贸区(港)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深耕商事调解试验田,构建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法律体系和运行体制。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效用梗阻的治理范式革新:一个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实质良法善治难以应对数据跨境流动公共性多元耦合产生的新型治理需求,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可指引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形式良法善治范式革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有助于厘清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概念与内涵,即“规则制定—规则运行—规制评价”嵌套的动态独立国际法系统,以及形式良法善治需求下四类规制“一体两面”的多元协调系统运作方式。通过规制现状与谱系反思,发现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效用梗阻呈现供给能力不足、供给过剩以及供给制约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结构性“供给失灵”现象。依据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指引,效用梗阻的形式治理范式革新应坚持“加减乘除”四重运算的复合策略框架。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全球治理形式范式革新符合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主张,中国应积极引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理念与模式变革。一方面,秉持以数据安全为核心、国内与国际规制双向互动为重点的兼容性规制理念;另一方面,以“数字丝绸之路”为支撑,深化平台联动、议题联结和机制协调,探索全面开放性和高度包容性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国模式。

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利益协调的规则传统、发展趋向及本土构建

互联网时代的著作权保护面临着私益保障与网络技术服务的利益权衡问题,“避风港规则”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利益权衡的体现。“避风港规则”摆脱了过苛的严格责任而走向责任豁免,有益于促进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发展与中介参与,并积极推动网络空间对著作权保障的效益促进。但是,“避风港规则”的提出背景已经发生变化,该规则保护的利益主次值得反思,而且加强网络监管、自我审查义务和预防性前置等也决定了不能过多倚重“避风港规则”。由此,应对“避风港规则”进行适用路径上的超越,即由中立帮助行为合理填补该规则的现有不足,据此审查和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与否,并且辅之以著作权合理使用、外部监管与内部审查机制的完善,从而既省却了“避风港规则”带来的理论弊端与适用纷争,又真正实现了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的私益保障与网络技术服务之间的利益协调。

合理期待原则下的美国股东权益救济制度及其启示

正视封闭公司股东所面临的不同于公众公司的现实,美国公司法律实践日益信赖股东合理期待,常常以小股东权益为中心来界定压制行为,创设和发展了以股东合理期待为基础的股东权益救济制度,并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合理期待认定标准,尽可能地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股东提供广泛的救济,以有效地保护受侵害股东的权益。基于合理期待落空而对股东权益进行救济的美国公司法理念与法律实践值得我们借鉴以完善我国股东权益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