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7号》的感动元素

"感动"一词在物欲过盛的社会,已经变得珍稀可贵。电影《长江7号》则呼应着这一社会主题,过亿票房表明了其感动面之广和感动效果之深。《长江7号》具有四个"感动"元素:儿童和亲子之情、弱势群体的境遇、可爱可怜的小动物以及触动成人童年经历和情感的童话。这四个元素糅合到一起,在表达主题的同时,也促使都市人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也要了解社会弱势群体,多一些社会责任感。

论古代文学作品的细读和精讲——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个案

以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个案,兼用英美新批评之文本细读方法和我国传统的字词训诂、词源考察、名物考证、汇释汇评方法,探讨古代文学作品的细读和精讲问题。通过"烟花"词义考证,指出它是水边特有的美景,联系着一种求而不得的迷茫或时光流逝的伤感情绪;通过李白、孟浩然交游的考证,指出"孤帆"意象不仅是身之孤,更是心之孤,是失落知音、愁情无人理解的孤独;通过分析李白其他有关黄鹤楼的诗作,及其他诗人的咏黄鹤楼诗作,指出"黄鹤楼"作为一个情感意象,联系着失落、怅惘的情绪。由此认为,此诗的情感基调是与功名难遂、知音难逢、人生不得自由等有关的忧伤、迷茫、怅惘,而不是《唐诗鉴赏辞典》中余恕诚所说的诗意的愉悦的离别。

《文心雕龙》回归“文章学理论”辨

学界一般视《文心雕龙》为文学理论,有些学者认为应还其文章学理论的本来面目。文章认为:汉儒宗经主要是指学问文章及应用文的思想内容应该合乎经典,刘勰宗经既是借助五经的权威,来肯定各体文章文学性不断增强、抒情言志类写作日益兴盛的趋势,来推动对文学文体特性和特殊形式技巧的研究;亦是试图将明道经世的经学观念加诸文学。现代龙学视《文心雕龙》为文学理论,但存在以审美和抒情言志为本还是以明道经世为本两种观念的冲突。"回归文章学"的主要意图是将龙学的多重价值着落于全体文章和整个传统文化。《文心雕龙》作为文学理论,完全可以在文学共性层面展开文化研究视野。

和谐与求和谐:从《诗经》到陶渊明和王维的田园诗

《:诗经》是田园诗的源头,诗人身处田园,精神与田园合一,达到真正的和谐。东晋诗人陶渊明出入仕途,最后彻底归返田园,也在田园中得到了精神和谐。唐代诗人王维则是言在田园而心怀别事了,是在营造精神田园,寻求精神和谐而难得。《诗经》时代心灵与自然和谐的田园是历代诗人追寻的真正田园,也是当代人所需要的精神家园。

《诗经》田园诗的主题分析

从描写农业生产、日常生活场景及田园情感、田园意象等几个方面探析《诗经》田园诗的主题,指出《诗经》中的田园诗是将农业生活图景与诗人情感结合构筑后世精神家园的诗歌。

由维柯的审美心理学思想看赋比兴手法的心理根源

维柯认为人类早期思维是一种“诗性智慧”,这种思维产生了以己度物的隐喻和想象性的类概念。《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即为以己度物,其中比是直接以己度物,兴则为间接,相当于隐喻和象征,而赋则是将主体情志赋予众多无关事物而使之成为想象性的一“类”。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论大学语文与文学史的结合

本文指出当前《大学语文》教学没有摆脱应试教育模式的弊病,提出作品讲解应该与文学史结合,并结合实例阐明这一理念与方法。

经典政教化阐释与中国文化的政教化——读王长华、易卫华《〈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诗经》学中，关于《毛诗》与政治教化关系的问题历久弥新。随着学者研究思路的拓展与转换，这一领域又有了新的成果，即王长华、易卫华两先生的《（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下文简称王著）。

《文心雕龙》三曹文体论与文学特性之揭橥

《文心雕龙》中宗经是宗五经,不同文体本源于不同经典,实际上是按照五经内容将全部文章划分为论道说理、抒情言志、记人记事、记言、表达意旨等,进一步概括,对应于今天的学问文章、应用文章和文学作品三类文体。文体分类研究有助于在文体共性认识基础上揭示其特性。按照这三类文体整合刘勰的三曹论,阐明他所揭橥的文学特性:以情志为主,以正情性为目的,以特殊方式说理。

论《诗经》比兴物象的农耕特征

从农业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诗经》中广泛使用的比兴手法,首先结合周代典型的农业文化背景来分析比兴手法运用的心理动因和思维特点,然后从索物以比和触物以兴两方面来说明《诗经》中比兴所撷取的物象与农耕采猎生活的密切关系,揭示这一艺术形式的农耕特征,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嬗变的原因。

魏秘书郎刘璠非刘弘之子刘璠考

《隋书·经籍志》著录《毛诗义》、《毛诗笺传是非》是魏秘书郎刘瑶所作。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刘瑶生平不详。刘毓庆和牟玉亭根据《三国志·魏书·刘靖传》认为刘璠是荆州刺史刘弘之子。然《晋阳秋》载刘弘生活在西晋,《晋书》所载刘弘及其子刘瑶亦西晋时人,且并无此刘璠在《诗》学方面成就的任何记载。则魏秘书郎刘璠与荆州刺史刘弘之子刘璠并非一人。

红色经典的“红色”要素——兼论红色经典改编与新创的一些基本尺度

近年来,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势头不减,而其"变色变味"现象也引起强烈争议。本文拟分析红色经典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革命历史题材和人物基本性格、红色经典的精神价值、审美心理和趣味,并评析一些有影响的改编与新创作品在何种程度上遵循或背离原色原味,以说明这三个红色经典改编和新创的尺度。

农业生活与情感节奏——从农耕文明的角度看《诗经》中的重章叠唱手法

本文从农耕文明的角度重新审视《诗经》中重章叠唱的表现手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分别说明并列式重章叠唱、递进式重章叠唱和叠字、双声、叠韵等在《诗经》中的运用特点,说明这一手法与劳动生活的关系,初步揭示其发生、演变的文化原因。

《毛诗》的政教化阐释与中国文化的政教化——评王长华、易卫华《〈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王长华、易卫华《〈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一书紧紧抓住《毛诗》的阐释特点,从古代教育中《毛诗》教授的功利性、政治活动与教育的功利性联系、《诗经》的功利化阐释与中国文化疑古变革思潮的关系等层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从而将《毛诗》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重道轻文观念之变与文的自觉

孔子在探讨具体事实和道理时要求言意协调,对于本体道———"天道"则流露出"言不尽意"的倾向。老子以本体道———根本道理来反思各种具体道,要求超越具体的"言"。韩非、墨子重视具体道而轻视言和文,庄子领悟老子的本体道而提倡忘言。汉代学者将孔老之道作了认识论和实践论方面的具体解释,重道轻文,重意轻言。何晏以"无"消解了政治伦理之道,强调"道"的不可言说;王弼以无为用,既用本体道来反思具体道,又由具体道去领悟本体道,形成道文同一、言意兼重的观念,消除了圣人和一般人、经典和一般著述之间的界限,不仅促进了文的自觉,也促进了人的自觉。

衰亡焦虑与挣扎——论《雷雨》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一致内蕴

本文紧扣衰老和死亡焦虑这一人生与艺术的永恒话题,区分《雷雨》的表层蕴含与深层蕴含,比较分析《雷雨》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围绕周朴园与王展开的主要人物关系,分析这种衰亡焦虑的根源、表现方式、克服方式以及挣扎的结果,既对二者的一致内蕴做了阐发,也对衰亡焦虑话题予以了探究。

《东方未明》诗义再探

《东方未明》的诗意有四种说法:一是掌管时刻的官员失职,以至大臣上朝时间错乱,不是早就是晚;二是关于士兵出征;三是农奴主强迫农奴起早贪黑地劳动;四是忙碌不堪的丈夫防备妻子有外遇。其实"公"、"狂夫"、"折柳樊圃"等透露的信息表明,这是一首女子埋怨丈夫早出晚归,无暇顾及家中琐事的生活诗。

清末民初中西文学观念的接轨

英语词literature原有学问、著述的意思,19世纪后期特指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审美性著述,形成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秉承"诗艺"传统,彰显科学与艺术、功利与审美的区分。古汉语中的"文学"意为"文章博学",强调文章的学术内涵和经世作用。日本学者用"文学"对译literature,通过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中译本传入中国。中国学者接受了新的文学概念,观念上则形成两种主要倾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注重文学的明道经世功能,将审美当作是特殊有效的手段;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派强调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

谈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且进一步讲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现实起点就在当代，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的精神，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活动过程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