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和人性自私的理论失误——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泰教授

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还是张扬个人主义、鼓吹人性自私,是改革开放以来频繁而深刻的价值导向之争。这一价值导向之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建设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为了深入剖析个人主义和人性自私思潮和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本刊专访了清华大学林泰教授。林泰教授曾主编《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一书,对于个人主义及其影响有着深入系统的研究。

关于社会思潮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泰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思潮对立互动从未间断,社会思潮和引领社会思潮的研究日渐兴起,现在它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势必涉及什么是文化等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研讨一样,社会思潮和引领社会思潮的研究也必然涉及什么是社会思潮等基本理论和概念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刊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泰教授。

关于高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思考——访清华大学林泰教授

秦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1]林教授,您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辟'当代社会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向.

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为主体”的看法——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泰教授

[受访者简介]林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等,曾兼任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北京市青年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理事等。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林泰以退休教师身份参加并作汇报发言,同年获全国离退休先进个人。改革开放以来,开设"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研究方向和课程,编著《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当代社会思潮理论前沿求索》《当代社会思潮论评》等。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国际行政法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全球公共问题也日渐凸显,全球治理应运而生。但是全球治理也带来一系列从规则层面到实践的难题。一个层次、主体非常繁杂的多维度国际行政空间已经逐渐成型,作为一个独立法域的"国际行政法"日趋凸现。历史上中外众多的学者从自己的立场和研究视角来看国际行政法问题,但基本很少认为国际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在全球治理的宏观背景下,国际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基础,包括调整对象、主体、法律渊源等。但是还有一系列具体、微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推究。

中国法律硕士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5年4月决定设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已经增至115所,法律硕士的培养过程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复合型、实践型的法律人才,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初步达到当初设立的目的。但是在此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教育质量评价依据及评估体制欠缺、培养方案设置不科学、图书馆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薄弱等,必须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司法权视野中的行政合同——以“行政优益权”为基础的分析

行政合同作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权力"与"合意"的产物,实际体现为一种受行政权监督的契约关系,承载着双方的利益诉求。对行政合同的过程性分析可得出行政优益权浮现的径路,司法权对其进行调控的标准和限度可达致对行政合同的合法性审查。在传统的公益优先理论面临契约伦理的挑战时,司法权理应在司法最终性与行政自主性各自分工的理念下协调并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利益的平衡。由于行政合同制度的理论设计远远落后于社会现实需求,从司法审判的角度促进合作行政的发展,重新培育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信赖关系和利益关系,不失为实现良性的行政目标的又一路径。

国际证监会组织的作用与局限——基于国际证券监管合作的视角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具有"跨国监管网"的一般特征,在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中体现出高效性和专业性的优势。IOSCO的性质也决定了它的局限,如国际监管合作中的分配问题、执行问题、国内限制问题等。我国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参与IOSCO活动,利用其优势,避免其局限,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国际证券监管合作。

论动物法律地位

动物权利论或者动物主体论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保护动物是否意味着要赋予动物权利或者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动物权利论或动物主体论在理论和实践中是否站得住脚?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动物权利论和动物主体论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动物在法律上仍应当作为特殊物、特殊的权利客体来看待,并提出我国的立法中动物法律地位的应有定位。

全球化语境与行政法国际化

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传统上属于国内公法的行政法也呈现向域外扩张的趋势,行政法国际化已经不再仅仅流于纯粹理论上的探讨,而是在实践中已经有某些迹象可循。行政法国际化分为两种实现方式,其最终结果就是作为相对独立意义上的国际行政法体系的产生。因为私人主体一方的参与,新兴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是对传统国际、国内二元对立结构的颠覆。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行政法国际化的进程中去,避免在其中话语权的旁落。新兴的国际行政法必然会催生我国的国际行政法学科产生,至少首先会在行政法学领域产生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我国学界应当对此引起重视。

论行政惯例的几个基本问题——从我国台湾地区“马英九特别费案”切入

在"马英九特别费案"中,我国台湾地区的几级"司法机关"对同一个攸关案件性质的核心问题,即各"部会首长"特别费的性质及支领方式是否为行政惯例,认知存在极大差异。行政惯例与行政先例、习惯法等概念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行政惯例是行政文化的内在遵循。行政惯例应该成为我国行政法的渊源,其在我国行政法法源的位阶中,可等同于行政规章的地位。应当以行政惯例是否有利于公民的权益作为类型化最基本的标准,在主导性标准的基础上,行政惯例的类型化还需要考虑合法与否这一辅助性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行政惯例可分为四大类型。

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西方那样的多党制

近年来鼓吹中国必须搞西方多党制的思潮越来越公开化,对于这种错误思潮,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制度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就是要以实行一个制度、一种政治纲领、一本宪法为前提条件。中国历史上对西方多党制的尝试及失败表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关键是健全对执政权力的监督制度。

当前我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实施状况及问题分析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是继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及综合行政执法后的又一项改革措施,是我国《行政许可法》确立的一项旨在解决我国传统行政审批制度弊端的法律制度。该项制度的确立,对目前形势下改革我国现行行政许可体制,建立新的运行机制,促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该制度在本质上和一些法律原则存在一定的冲突,这决定了它生命力的阶段性。目前该制度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方法。

论人权国际法保护的逻辑基础——以米尔恩“低限人权说”展开

米尔恩的人权哲学认为,人权并不是西方竭力宣扬的理想标准概念,而是最低限度道德标准所要求尊重的一些基本权利。虽然人类生活具有多样性,但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共有的,因此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权。米尔恩"低限人权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有效协调了"主权优于人权"和"人权优于主权"的争论,为不同文明圈关于人权国际保护的对话提供理论平台。唯有各国完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才能承载人权国际保护重任。

国际行政法之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国际法治

国际行政法是针对跨国行政活动和国际治理中的国际行政合作关系作出的规制和调整,是在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其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是全球治理的提出。全球治理中善治标准的实现需要引入行政法等一系列工具,因而全球治理的提出与行政法有着与生俱来、不可分离的关联性,行政法构成全球治理的微观基础。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行政行为来加以理解和分析,即规则制定、冲突利益间的行政裁决,以及其他形式规制性和行政性的决定和管理。目前,一个规范等级逐渐鲜明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正在产生并逐步形成,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

论国际行政法概念之重构

传统观点认为行政法是国家法,只能存在于主权国家之内部,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探讨行政法,行政法的国际化与国际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日渐成型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作为国际法的行政法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成为可能。历史上,国际行政法的概念早已有之,只是被中外众多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赋予不同的含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结合现实情况和行政法的精神内核对这一概念进行重构,以利于对该法律体系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理论的核心问题,现行刑法规定其义务来源有三项:法律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除此之外,合同行为和自愿行为引起的义务虽与先前三种行为不同,但性质是相同的,即都是由一定的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重大道德义务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WTO会议选票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选票交易常被视为腐败政治的一种方式而广受诟病,但在各种国际组织的运行中,选票交易却是一种通行做法,被称为"经济的联合国"的WTO的会议决定作出的过程事实上往往也包含着选票交易,在历次的部长级会议中,发达国家用"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策略促使发展中国家进行选票交易。从经济学的角度对WTO中的选票交易进行分析,发觉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绝对的确定选票交易是有益还是有害,但在特定情况下完全有理由相信选票交易能使各成员的利益获得最大化。因而在国际组织中引入反对选票交易的制度措施没有实质上的意义。

监察法立法与实施的成本收益定量论

衡量监察法的实施效果不能仅简单停留在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案件数量上,还应科学地量化分析监察法的实施效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监察法立法与实施的成本与收益展开实质性分析后发现,监察法立法与实施的长期边际成本呈现递增趋势,即在执行力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每查处一件腐败案件,其需要支付的成本越大,这也是经济学中的在规模经济之后的加大规模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其长期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即监察法颁布之后并不是执行力度越大效果越好。为了有效减少成本,应当精简机构以及办公人员数量,调整成本投入方向,明确留置地点,规范程序成本,减少监察委执法成本,并与时俱进地推进监察法的法治改革,从而增加监察法立法与实施的整体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