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经》中的女性描写看周民族的文化特征

女性代表着时尚。对女性美的关注,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诗经》中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占其总数305篇的三分之一,与女性爱情有关的作品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一。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经》是我国女性文学史的第一页,是我国文学作品中最早对女性的关注。这些篇章对女性形象、女性爱情、女性命运的描写,都折射出周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研究这种现象,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女性及社会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明清之际容美土司文学及其文化互动

容美土司文学在明代中叶兴起,在明清鼎革之际臻于极盛,是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在互动中产生的硕果,也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容美土司文学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作品结集、文人诗会以及戏剧搬演、遗迹碑铭之中,汉文化与土司文化在政治封授、文人交游、信仰接纳等方面的双向互动则是取得这种成就的根本原因,这种汉文化与土司文化的互动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乱世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坚冰下的暗流:《水浒传》女性意识的觉醒

《水浒传》塑造了七十多位女性人物形象。与那些侠肝义胆的男性人物相比,这些女性人物黯然失色。这一现象引起了历来研究者的兴趣,他们纷纷撰写文章讨论之,故见诸于报刊的论文多矣。综观这些成果,大家的思路基本一致,即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蔑视、轻视女性的,从而将《水浒传》看作是一个反女性的典型文本。如果我们放眼于男性掌握话语权的中国古代文学,就会发现《水浒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水浒传》中的女性多为“红颜祸水”,男性英雄不近女色,以及男性对女性的大肆杀戮,都体现出男性是社会的主宰。然而女性对人性、对爱情的追求和家庭地位的提高,犹如坚冰下的潺潺流水,昭示着其自身主体性的觉醒。

《木兰诗》的作时与文本经典化

《木兰诗》的写作时间,有汉代、北朝、北魏、南朝、隋代、唐代六种说法。汉代说无史事依托,北朝说过于宽泛,南朝说与隋代说材料不足,唐代说证据不力。唯北魏说提供了《木兰诗》创作的背景,但此说又割裂了背景与诗歌的联系。确定了《木兰诗》中黑山、燕山所在地,就是《魏书》所载北魏与柔然战争发生地,从而可以肯定《木兰诗》作于北魏。通过文献比勘,可以发现,《木兰诗》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加工润色,至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而成定本。宋代之后虽有异文,却很难撼动《乐府诗集》本的定本和经典地位。

《全唐诗》刘长卿重出诗歌考

本文证以大量史料，对《全唐诗》所载刘长卿若干诗作的重出现象作了认真辨析和考证。

鲍照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展

近年来的鲍照研究非常深入。谈到鲍照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乐府诗,至于他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展却从未涉及。鲍照诗具有慷慨悲凉的风格,抒情气氛浓郁,感情真挚动人,富于创新精神,这些都与建安风骨有着渊源关系。

谢朓任随郡王文学时间考

谢朓任随郡王文学之事,史书有载。然其具体时日,史乘阙失。以所钩沉之史料为依据,结合谢朓所作之诗文,首次考证出谢朓任随郡王文学在永明十年春天至永明十一年十一月,填补了谢朓生平研究的一段空白。

论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是中国佛教极为兴盛的时期,但此时佛教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那就是佛教世俗化。这种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的山水文学、宫体文学以及南朝文学"尚形"的倾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种现象,对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南朝文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拓展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空间——刘跃进教授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刘跃进是当代著名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专家,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文献资料整理与考订方面。从作家梦到学者梦、从现代文学到古代文学、从古代文学到古典文献学、从文献研究到理论思索,长期孜孜不倦的追求,刘跃进练就了良好的文学感悟能力。在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研究领域,他不断转换思路诠释文学理念,注重研究方法的突破与转变,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就。

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

湖北书院教育功能初探

书院是在官学衰微之时乘势而起,承担了官学的教育功能。自宋至清的一千多年中,书院时兴时败,但书院的教育功能,一直未发生改变,湖北书院也不例外。湖北书院以科举为指向的教育目标,为湖北当地培养了大批可造之才;以传承学术为依归的教育理念,保持着湖北与全国思想发展的高度一致;以明体达用为主体的书院教育宗旨,保证书院教育不流于形式;以修身立德为内容的教育实践,确保书院人才培养的质量。湖北书院这些教育功能,为古代书院教育提供了范式。

湖北问津书院讲学与黄州地区儒学的传播

在今武汉市新洲区旧街孔子河畔,坐落着一座闻名遐迩的书院——问津书院。自宋末元初龙仁夫创建书院之日起,讲学是其最为主要的活动,而且一直延续,从未间断。龙仁夫传播朱子之学,首开讲学之风。耿定向、萧继忠等人继踵于后,以弘扬儒学为旨归,积极从事书院讲学事业,将问津书院讲学推向高峰。明代末期问津书院讲学虽有衰落,然经清初儒士之共同努力,问津书院之讲学再次出现兴盛的局面。统观问津书院之讲学,传播儒学是其不变之宗旨。问津书院的讲学,带动了黄州地区儒学研究,有力地促进了黄州地区的儒学传播。

平齐民的文学与文化成就

山东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礼仪之邦,是历代文人向往之地,是古代文人青年时期漫游的目的地之一。然而在五世纪末,历史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这些文明人被强行迁往蛮荒之郡平城,称为平齐民。平齐民主要由清河崔氏、清河房氏、平原刘氏、渤海高氏等中原豪门大族组成;这是北魏拆散其军事坞壁势力,加强其统治的政治策略。在北魏平城,原先高贵富庶的生活与这些平齐民无缘,他们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平齐民的北迁,对于北魏文学与文化贡献巨大,加速了北魏的汉化过程,促使北魏文学复苏。

“子路问津”处在今武汉新洲考

子路问津之事,《论语》《史记》等书均有记载。然"津"在何处?历来分歧较大,有武汉新洲、山东鱼台县桀溺里、河南柘城县刘家沟、河南罗山县子路镇子路湖畔、河南新蔡县关津乡等多种说法。仔细分析现有文献,武汉新洲区的说法比较可靠。在今武汉新洲区座落着一座古老的问津书院,为我们研究"津"在武汉新洲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佐证。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研究《论语》、孔子行迹均有重要的意义。

罗贯中籍贯考辨

罗贯中的籍贯有杭州说、钱塘说、越人说、中原说、庐陵说、东原说、太原说和慈溪说八种,除东原与太原外,其余六说由于缺少足够的证据而不受学人关注。现代学者以为东原为今山东东平,太原为今山西太原,于是罗贯中的籍贯就演化为东平与太原之争。事实上,东原不是一个专有地名,而是古代对黄河以东的泛称,并不包括今山东东平,今山西太原恰在此地域之内,故东平说不足采信。太原说虽系孤证,但据近年发现的三本《罗氏家谱》与历史遗迹,太原说已形成证据链。在没有新材料发现的情况下,罗贯中的籍贯以太原为妥。

北魏三都大官考

三都大官是北魏前期一个极为重要的官制,它可决狱,可率兵出征,又可辅政,拥有其它职官难以比拟的权力。它有自己的长官和僚属,却没有固定的品秩;可以决狱,但不是都官尚书和廷尉;可以领兵出征,但不是骠骑大将军;可以辅政却不是宰相。实际上三都大官是北魏大人官的遗留,是个勋官,用以笼络功勋卓著者和中原士人等各阶层的力量,藉此来稳固自己的统治。随着孝文拓跋宏的全面汉化,三都大官最终被废除。

民族融合与北魏女性地位及文化修养

在中国古代,女性是附属于男权的衍生物,她们不仅不能读书写字,而且没有独立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历史发展到北魏,情形为之一变。北魏是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处在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过渡的阶段,还没有受到汉族文化过多的洗礼,故女性地位略高。无论是后宫嫔妃、女官,还是列女、普通女性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究其原因,她们来自汉族文化发达的地区,或者是学习汉族文化的少数民族,正是民族大融合促使北魏女性地位与文化修养较高,成为南北朝之际一道靓丽的风景。

平凉户与北魏儒学的复兴

凉州是河西重镇,依山傍河,地理形势险,故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水草丰茂的地理环境,富饶的物产储备,相对封闭安全的环境,是战乱之际流人理想的避难所。在凉州建置的百余年间,迁徙的流人促进了凉州的开发,也促使了文学的繁荣。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掉河西走廊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凉后,大批平凉户涌入北魏。这批人大多是饱读经书的儒学之士,他们的到来,促使北魏儒学的复兴。

崔浩与五世纪北中国的人才战略

崔浩是北魏初期的汉族政治家,在北魏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崔浩改定历法、注释儒经、撰写史书、吟诗作文,对北魏鲜卑族的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崔浩非常注重吸收各种力量以稳固北魏统治。在人才选拔上,崔浩既重儒学又重才干,既重门第又重能力,显示出较为理智的人才观。尽管崔浩的人才观与北魏皇族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但却代表着五世纪北中国人才战略的正确方向。崔浩之死,是鲜卑贵族向试图汉化的人发出的危险警告,这种正确的人才战略也被搁浅了。崔浩死了,其思想并未泯灭,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完全继承了崔浩的人才战略,北魏吸收了大量才士,北魏王朝走向鼎盛。

论净土思想对《桃花源记并诗》之影响

晋宋之际,佛教净土之阿弥陀佛信仰极为兴盛,生活在此时的陶渊明势必会受其影响。陶渊明与信奉净土思想的慧远、周续之、刘遗民、张莱民等交往,也会受其思想熏染。陶渊明所受净土思想之影响外化于作品,《桃花源记并诗》就是其载体。探索这种现象,对于研究陶渊明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