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如何共同驱动绿色发展?——基于fsQCA的组态效应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缩紧,走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之路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而发展方式的变革不仅需要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需要改变不环保的生活方式。该研究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视角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截面数据为案例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究高(非高)水平绿色发展的组态效应及其时间演变趋势和空间组态差异。结果表明:①单一条件不是实现高水平绿色发展的必要条件,非产业绿色转型是导致非高水平绿色发展的必要条件。②根据重要影响因素的异同将5条高水平绿色发展的驱动路径划分为产业-效率-需求驱动型、产业-需求驱动型和效率-需求驱动型;非高水平绿色发展的驱动路径有3条,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绿色转型和绿色消费需求缺失是导致非高水平绿色发展的主要原因。③绿色发展的驱动路径具有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绿色发展驱动路径具有一致性和完备性,中西部地区驱动路径更加多元和分散。④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色产品需求和绿色消费能力在推动绿色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该研究提出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选择最佳绿色发展路径:高水平绿色发展地区要在深化自身优势的基础上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协同发展,低水平绿色发展地区需明确自身发展短板,集中优势资源突破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制约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

绿色税收政策及其组合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方向的政策偏向分析

绿色税收政策分为绿色税征收政策和优惠政策,不同的绿色税收政策组合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会有显著的差异。通过扩展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模型来推导绿色税收政策的技术偏向,可以实证检验不同的绿色税收政策及其组合对绿色发展的具体影响。检验结果表明:两种绿色税收政策都能促进技术进步朝绿色方向转变并改善环境质量,绿色税征收政策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更好,但绿色税征收政策会抑制经济增长,而税收优惠政策则能促进经济增长。综合来看,绿色税收优惠政策能促进绿色发展,绿色税征收政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呈现先减后增的“U”型变化;绿色税收政策组合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优于单项政策,最优的绿色税收政策组合是动态变化的。因此,现阶段中国需要通过降低绿色税征收政策强度、适当提升绿色税收优惠政策力度来推动绿色发展。

绿色技术创新、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发展

研究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0—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以及绿色金融政策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然后通过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绿色金融政策调节效应的变化特征,同时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及绿色金融政策的调节作用对绿色发展的冲击效应和长期影响。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此作用存在绿色金融政策的双门槛效应,绿色金融政策反向调节这一促进影响,并存在“U型”调节特征。长期来看绿色技术创新及其与绿色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东部地区、未开通高铁城市、中小城市的绿色发展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适度的城市蔓延有助于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但过度的城市蔓延则会对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本地及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基于此,提出科学合理地划定城市蔓延边界、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蔓延调控策略以及加强城市间城市蔓延调控的协同效应等对策建议,以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论文基于中国城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度数字经济、实体经济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状况,再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空间效应与异质性。研究发现:(1)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均不断提高;(2)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呈现边际报酬递增趋势;(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促进了本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临近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制约作用;(4)相比外围城市、资源型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中心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特质、机理、异质性、滞后性与动态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08-2018年中国内地25个省份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各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从全国层面看,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演化、循序渐进的过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逐渐减弱的滞后性;②从时间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时间差异性,伴随着中国自主创新水平提升和环境规制力度加大,以及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趋势盛行,近年来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日渐减弱;③从地区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地区差异性,中西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明显。据此,提出进一步优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扩大全球价值链溢出效应、缩小不同地区间技术差距等政策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采用1998~2020年中部地区6省的面板数据,构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为先制约后促进的作用;考虑不同污染物类型的异质性环境规制,发现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差异化影响,其中废水环境规制制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废气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先制约后促进的作用。为实现中部地区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需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治理的环境体系、启动中部地区跨省环境联动治理机制、发挥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并降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影响。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兼及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比较分析

在对欧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本文在概述中国对东亚经济体贸易逆差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角度对贸易逆差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中美之间在产品价值链上没有直接的前向联系,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源于产业间分工不同,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主要源于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在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处于产品制造环节的末端,从东亚其他经济体进口大量上游环节的中间品导致了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

环境规制、研发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模型

本文使用2003～2011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在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R＆D支出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引致型R＆D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越严厉，总行业的R＆D支出将增加，但环境规制引致型R＆D对总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显著的正的影响；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对R＆D支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清洁生产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对R＆D支出具有显著的负的影响，但污染密集型行业环境规制引致型R＆D对全要素生产率也具有不显著的正的影响。环境规制引致型R＆D对全要素生产率未能发挥明显的促进作用的原因是总行业环境规制引致型R＆D占R＆D支出的比例较低；污染密集型行业环境规制引致型R＆D的使用效率比较低；“命令一控制”型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趋势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增长、总出口增多、对美出口增大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总出口增多,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激化是不可避免的。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长远之计是转变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短期之举是采取扩大从美进口、自愿限制出口、出口多元化、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等措施。

美国对外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的成本比较分析

美国为了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经常使用对外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但是，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两种手段都会使美国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就是对外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的成本。军事打击需要实施国承受巨大的风险和代价，而经济制裁是介于军事打击和完全不干预之间的手段。...

国际R&D竞争、资本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必须考虑到资本结构方面的因素。在Spencer和Brander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资本结构变量,并构建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对战略性R&D补贴政策的效果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考虑资本结构后,战略性R&D补贴的效果将大为削弱,当外资所占比例较高时,战略性R&D补贴政策不一定是出口国的最优贸易战略,理论上应该选择对R&D活动征税的政策。针对战略性R&D补贴政策在我国的运用情况,就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一政策的效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制裁作为一项外交政策工具长期以来被美国广泛使用,许多研究经济制裁的美国学者对它是否应该继续使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探讨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功能,以及对外经济制裁在美国未来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的基础上,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美国还会继续把经济制裁作为一项外交政策工具在国际事务中广泛使用。

自主R&D投入、国际技术外溢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1996-2006年)的实证分析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对外贸易等方式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国际技术外溢渠道被广泛关注。在此理论背景下,通过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我们将R&D资本分为本国本行业R&D资本、本国其他行业R&D资本、外国本行业R&D资本、外国其他行业R&D资本,并实证研究了它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外国其他行业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确定外,本国本行业R&D资本、本国其他行业R&D资本、外国本行业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相对获益:冷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目标重心

冷战结束后,在制裁成本有所上升,制裁功效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如此频繁地实施对外经济制裁?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在区分相对获益和绝对获益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对外经济制裁获益过程的博弈分析和实证说明,最后得出获取相对收益是冷战后美国频繁地实施经济制裁的根本动因的结论。

中间产品、交易成本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贸易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必须考虑到中间产品和交易成本对其补贴效果的影响。在Brander和Spence(r1985)模型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中间产品和交易成本影响变量的三阶段出口补贴博弈模型,并针对企业不同经营战略(本国和外国企业垂直整合的不同情况)对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引入了中间产品和交易成本后,战略性贸易政策补贴效果大为削弱,从而推翻了Brander和Spence(r1985)模型中政府始终有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动机的结论,并得出企业垂直整合的经营战略可以很好的防止中间产品给战略性贸易补贴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以及战略性补贴应该随着交易成本的上升而降低的结论。

湖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作为我国中部的一个大省,湖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步子迈得不大,与湖北省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从产业国际竞争力看,湖北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不多,且劳动力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又在逐渐丧失,再加上部分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意识不强和政府对其到境外投资的支持不够,因此,湖北省的企业必须在国内资源、市场限制方面取得突破,从而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竞争优势分析

尽管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在生产技术、决策管理、市场占有、投资环境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远没有大型企业的步伐快,只有在充分认识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竞争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技术优势、挖掘市场优势、深化管理优势、加强环境优势,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才能在现有基础上逐步扩大规模。

世界技术不平衡发展测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使用泰尔指数测度世界技术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可以尝试运用时间序列模型来分析世界技术不平衡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世界技术不平衡发展的程度呈现上升的态势,在按经济发展程度两区域划分标准下,区域间技术不平衡对世界技术不平衡发展的作用更大,而区域内技术不平衡对世界技术不平衡发展的作用较小,世界技术不平衡发展有助于全球、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世界技术不平衡发展的程度每提高1%,将分别导致全球经济增长0.189%,发达地区经济增长0.351%,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0.258%。为了增大世界技术不平衡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均应逐步放松高级人才和资金流动限制,这样才有利于获得创新资源的集聚效应,降低创新风险,实现技术创新并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