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发展公民社会

代表行业的企业家 能够联合起来,制 定行业标准,为良 性竞争提供社会信 用基础。只有这样, 市场经济才会慢慢 形成良性循环。允 许公民自主治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政

河长制下水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河长制对水环境治理虽然短期成效显著,但因其在制度构设上存在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相互监督三个方面的缺陷,导致在实践中容易陷入短期治理与长效治理机制的转换困境、跨域合作与制度安排的约束困境、边界模糊与信息不对称的叠加困境。需夯实河长制的制度基础、以有为的可信承诺增强河长制的制度约束、以有力的相互监督强化河长制的制度效力,构建起更具战略性和包容性的制度体系,形成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相适应的长效治理机制。

地方政策创新如何上升为国家行动:一个政策属性的分析视角——基于河长制的案例观察

地方政策创新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但从政策属性分析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研究积累还需拓展。因此,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借助河长制这一水治理的中国创新方案,尝试从政策属性的视角阐释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运行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河长制所蕴含的“价值可接受性”与“技术可行性”的政策属性,使其政策方案最大限度适配了新时期国家治理需求,是河长制能够从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河长制适配了管理体制稳定与治理机制灵活相协调的选择原则、政策效用与政策成本相均衡的选择标准、地方创新实践与中央权威调控相结合的选择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之治的运行特征,也能够为地方政策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论国家的富裕取决于有利于发展的文化资源

人性是多方面的,有善良的一面,也有凶残的一面,同时也有尊重权利、自愿交易和尊重契约的一面。现代社会人更尊重权利和契约,古代社会则在表现纯真善良的同时也有表现得凶残的一面,所以古代社会也有战争频仍的时代。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征服与文化》基于经济学家的理性,系统地梳理了历史上人类相互征服的战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历史上的征服的战争,对不同文化的发展影响至今。但国家的富裕,往往不是因为征服或者被征服,而是各个国家积累的有利于发展的文化资源。

大学生学习方法与学术探索精神的培养——以公共管理专业为例

年轻人进入大学之后,如果要更好地学习,就要扎实地学习各种基础课程,学会智慧学习、学会简单学习、深刻理解;要学会思考,还要保持赤子之心,关注知识的基本点,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因为大学不仅教学生基本知识,还会教知识的内在逻辑,以及知识背后的深刻的智慧。在进一步学习中,要着重把握最基本的原理,并加入自己的深入思考。尤其在研究生阶段,在学习的基础上要进行开拓性的研究,要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和专业性的名著的阅读。阅读基础性名著,寻找学术的感觉,逐步形成自己的思考点,写成读书笔记和感想,写成读书备忘录;再进一步阅读期刊论文,形成文献综述性论文。这些论文可以为下一步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提供扎实的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专题性的阅读和思考,并在开拓性研究时做好自己的各方面的研究定位。

大气污染防治区域政府间合作的制度逻辑——以京津冀为例

公共问题的跨域性和复杂性使其成为公共治理面临的棘手问题。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成效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空气质量改善成效显著,关键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发挥了有效作用。以京津冀为例,运用单案例分析方法解释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中区域政府间合作的制度逻辑。中央驱动作为一种纵向整合机制,主要是从价值驱动和目标驱动两个维度,通过领导小组机制、动员机制和巡视督察机制作用于政府间合作。作为横向利益协调的制度激励,主要通过正向制度激励增加合作方的合作净收益,确保合作的可持续性;通过负向制度激励进行有效监督,以实现可信承诺。纵向整合机制和横向激励机制互为依托,推进了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无政府状态、合作的困境与农村灌溉制度分析——荆门市沙洋县高阳镇村组农业用水供给模式的个案研究

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因财政汲取能力有限和公共服务动机的缺乏,陷入职能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农田水利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严重缺失。与此同时,因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社会资本的制约,"搭便车"行为的影响,导致农民自主治理能力的欠缺和合作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丢包袱"式的农村水利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加剧了灌溉集体行动的困境。湖北省沙洋县高阳镇村组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灌溉问题涉及农民的个人选择、集体行动和灌溉制度的演进等复杂的选择和制度问题。总结村民在灌溉制度中的合作困境,尝试进行理论阐释,探讨建立有效灌溉制度的可能性,对于扩展我们对农业灌溉制度和村民自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家主义抑或区域主义: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职能定位与改革方向

建立环保部区域督查中心是完善我国环境监管体制、更好地解决跨域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国家监察执行力,在跨域合作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当前的区域督查中心面临转型,需要在运行中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能边界和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区域督查中心的运行一般遵循国家主义和区域主义两种逻辑,这两种逻辑存在着内在矛盾和冲突,如何通过改革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需要结合其实际问题解释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政府绩效评估中公众参与的限度及超越

政府绩效评估中公众参与开始兴起,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另一方面其有效性受到了一些质疑。运用政府绩效评估的政治和经济双重逻辑评估了这些质疑,阐明公众在政府绩效评估中扮演消费者、监督者和生产者三种角色,公众参与有助于维护政府绩效评估的公平价值和责任导向。通过介绍美国政府管理中形成的参与式评估和专家型评估两种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并在总结美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得出超越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公众参与限度的若干启示。

近三十年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综述

转变政府职能是一个经常引发人们思考的老话题,目前再度成为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焦点。回顾近三十年我国学术界关于政府职能模式的认知脉络,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府职能模式、市场导向型政府职能模式、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以及服务型政府模式等。政府职能范式的更新反映出人们看待政府职能的视角在变化,而在视角变迁中,行政生态环境、路径依赖及我国文化的中庸倾向与实用主义偏好等因素都起了重要作用。

社会复合主体与城市治道变革--以杭州市为例

杭州是中国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杭州市政府深深体会到,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治道变革。为此,杭州市政府提出了社会复合主体的政策理念。经调研发现,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对于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还是一种治道新理念,对于城市政府的治道变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总结和思考,因为它为中国未来的政府治理模式,中国未来的城市治理,乃至中国整个社会转型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

风险、制度环境与自然灾害治理: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的分析

在给定自然灾害的多样性情况下,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治理制度安排存在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不同条件下,自然灾害治理制度安排成为降低自然灾害的脆弱性以及提高人类社会系统自然灾害的恢复力、适应力和变革力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脆弱性分析、风险管理还是治理,都没能有效地解释治理制度选择以及制度绩效问题。因此,引入社会生态系统分析的视角,将自然灾害治理制度嵌入到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的互动结构之中,构建了一个更加整合的自然灾害治理分析框架,识别了决定自然灾害治理制度安排的核心变量:灾害风险属性以及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四个有关自然灾害治理安排的命题:多样性命题、风险属性-治理命题、制度环境-治理命题以及嵌入性-制度绩效命题,从而推进了对自然灾害治理制度安排的理解。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公共服务民营化研究(上)

公共服务既是公众生活所必需的,又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能否促成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既是衡量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公众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如何改革我国的公共服务体制既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为了节省改革成本,降低改革风险,加快改革速度,提升改革效率,集中研究引人注目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发掘出对推进我国公共服务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的政策启示。

引咎辞职、问责制与治道变革

2 0 0 4年中国政府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推行引咎辞职 ,实行政府官员问责制。本文分析了引咎辞职以及问责制对于责任政府建设的意义 ,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的核心观点是 ,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基本上还停留于行政性操作的范畴 ,要进一步推进责任政府 ,必须在技术上完善引咎辞职以及相关的责任制度安排 ,并在制度上重视从行政性问责走向程序性问责。在此基础上论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引咎辞职和问责制对于推进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意义 ,认为引咎辞职和问责制有利于提升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有效需求 ,从而有可能促进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 ,但这两个制度的有效推行 ,也需要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这两者是行动改变条件 ,条件提升行动的关系。

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之路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

认识、选择与行动,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特色。因此之故,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一直滞后于实践研究。最近20多年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发展了很多理论。本文将介绍西方公共政策的重要理论,分析其理论发展过程,并以IAPP研究为例,说明西方公共政策理论的经验对于我们本土化研究的意义。

权力重构、行政吸纳与秩序再生产:网格化治理的逻辑——基于溪口镇的经验探讨

网格化治理作为乡镇政府治理创新的基本方略,是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应用广泛的治理实践。以浙江溪口镇的网格化治理作为研究的案例样本,遵循"宏观—微观—宏观"的研究进路,在理解网格化治理制度内涵和实证案例描述的基础上,探讨乡镇政府进行网格化治理动力、运作机制和行为逻辑,通过建构"权力—吸纳—秩序"的解释框架,对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理论阐释与解析,反思和探讨其实践中存在的深层矛盾和"内卷化"风险,并指出进一步完善的制度性应然措施,以期完善网格化治理的理论建构,为基层政府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变迁问题——基于贵州省习水县二郎乡实施“三关工程”的思考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民工的大量进城导致农村日益空心化,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贵州省习水县二郎乡推出了"三关工程",以三类群体——农民工、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为作用对象,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服务体系。"三关工程"不仅仅表现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更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乡镇治理的制度基础、城乡关系、政府职能范围等方面的变迁。从未来看,只有从综合配套的制度安排着手,理顺事权和财权关系,走向多中心治理,引入民主秩序,才能实现"三关工程"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的良好治理,并最终推动城乡综合协调发展。

政策网络:基于隐喻、分析工具和治理范式的新阐释——兼论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当前,政策网络理论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通过文献梳理,依据政策网络的功能差异性形成理解政策网络的三种视角:以描述性功能为主的"隐喻"视角、以解释性功能为主的"分析工具"视角和以规范性功能为主的"治理范式"视角。文章认为,政策网络的三种视角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借鉴。在分析政策网络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语境下,未来政策网络研究要聚焦政策网络的形成、维持与变迁机制,网络结构与政策结果、政策网络管理策略、网络绩效评估以及政策网络的量化分析等领域,从而更好地描述、解释与改善中国的政策过程。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过去与未来

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就是如何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这些改革包含着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的基本价值。从组织、职能和政治三个逻辑,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并预测中国政府体制未来10-20年的基本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