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乡村振兴的战略地位与企业战略机遇——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

未来30年乡村振兴是中国的“头号政治任务”,各行各业各部门必须要有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企业必须充分理解乡村振兴在国家战略中的高度。

共同富裕背景下女性多维贫困变动及分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本文根据多维贫困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个体微观调查数据,构建中国女性多维贫困指数,并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研究发现,2014—2020年,中国女性多维贫困状况总体上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不均衡。处于严重贫困状态的女性改善程度较小。维度分解结果表明,教育、时间赤字和收入是影响女性贫困的主要因素,而健康和心理则是相对次要的因素。并且,相较于收入因素,其余因素的影响渐增。从城乡比较来看,城镇女性所面临的贫困状况一般优于农村女性。城镇女性的最主要致贫因素是收入,而农村女性则是教育和时间赤字。从不同婚姻状态的群体比较来看,丧偶女性面临的多维贫困状况最为严重,离婚女性多维贫困改善较已婚女性显著。本文深入反映了中国女性在多维贫困方面的困境,为中国新发展阶段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的完善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启示和建议。

基于“问题—目标—路径”分析框架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展可持续生计研究既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要义,更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在识别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围绕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内在联系,从区域与人民双视角出发,沿循问题导向、目标瞄准、路径选择的逻辑演进思路,尝试构建“问题—目标—路径”分析框架开展可持续生计研究,为消除相对贫困、迈向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研究发现,在外部冲击与内部缺陷两类生计问题的作用下,区域与人民难以追求与实现更理想的生计目标,从而陷入“脱贫—返贫风险—返贫”的严重怪圈。为此,未来应从缓解外部约束、强化内部禀赋两方面共同入手动态化解生计问题,推动区域和人民向更高层次的生计目标迈进。

构建过渡期后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机制--脱贫攻坚的经验与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的启示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使农村贫困群体成功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困境。在过渡期后如何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机制是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性议题。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工作将会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紧密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更加科学和针对性的措施,为低收入人口提供外部推力,以确保他们能够实现持续增收和稳定的生活水平。借鉴脱贫攻坚时期对贫困户的帮扶经验,可从延续并优化组织体系、继续坚持精准帮扶方略、继续培育低收入人口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等方面构建出过渡期后低收入人口帮扶机制。

产业扶贫合作社对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

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准实验研究项目,利用3省7县807户两期微观农户面板数据,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了产业扶贫合作社对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合作社对农户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稳健性分析和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扶贫合作社对土地经营规模大、家庭农业劳动少、户主年龄高和非建档立卡户样本群体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扶贫合作社通过提供技术培训提高了农户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发现,产业扶贫合作社能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农户农业收入。基于以上结论,在乡村振兴阶段应继续扶持产业合作社带动农户发展,注重关注产业合作社对不同农户的异质性影响,提升产业合作社技术培训的供给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带动农户增收。

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多元逻辑、内容框架和有效进路

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构成。后脱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洞察和梳理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转换逻辑和内容框架,对中国贫困治理模式和治理格局的前瞻性把握有重大意义。借鉴治理三要素,遵循“共同理解—制度结构—协同行动”的逻辑线索,致力于建构一个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和通用范式。首先,从贫困客体、治理战略、治贫行动者、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五方面厘清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然后,以现代化视角从八大维度分别细化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建构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结构,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相匹配,与“两步走”战略同步,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相适应,需要牢牢把握贫困标准体系建设、价值取向、驱动力变革、县域包容性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五个重点,从组织、制度、数智和人文“四治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助力形成更高质量和更具善能的“中国之治”。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 扶贫产业项目应整合各类资源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关键所在,只有贫困户靠合理利用各类资源和自己的努力稳定创收,贫困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各地扶贫产业发展模式有何特点及问题?未来如何形成长效机制,让贫困户真正融入产业链条?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如何有效衔接?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

脱贫地区妇女本地就业与儿童营养--来自帮扶车间的经验证据

儿童时期的营养健康状况是持续影响个人成长、家庭发展和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在夫妻双方合作议价的儿童营养决定作用框架下,基于脱贫地区帮扶车间中妇女本地就业的准实验设计和湖南、河北、广西三省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妇女(母亲)本地就业对儿童营养摄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发现:妇女本地就业对儿童的日均能量和蛋白质摄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儿童能量摄入改善更大;妇女本地就业分别对儿童在幼儿阶段的能量摄入和在小学阶段的蛋白质摄入改善更明显,而且营养改善效应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从作用机制来看,妇女收入对儿童能量和蛋白质摄入存在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家庭议价能力仅对儿童蛋白质摄入存在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而时间照料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脱贫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应统筹考虑妇女劳动力就业与产业项目选择,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逐步建立健全妇女就业市场,创造更多适合农村妇女工作的就业机会,提高妇女本地就业的能力和可行性,从而扩大妇女本地就业的正外部影响,从妇女就业帮扶的角度促进家庭能力建设。

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作用机理、理论阐释与推进方略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农民增收带来了新的机遇,逐步成为农民增收新的潜在动力。在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的过程中,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电商平台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完善、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带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创造就业创业理财机会、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出现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从理论上讲,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协同效应、匹配效应和正外部效应的发挥,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了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促进了资源要素的传播共享。然而,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也面临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与网络服务水平相对落后、农业农村数字化应用场景较为有限、数字人才缺乏与农民数字技能不足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应不断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应用蓬勃发展,加快人才引进和数字技能普及,让数字技术红利惠及更多农村人口。

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评判、潜在风险与防范机制

脱贫攻坚完成后,我国的减贫战略由扶贫转向防返贫。从减贫防贫战略的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出发,对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这一底线的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规模性返贫是自然资源环境、结构性因素和市场机制因素等风险因子叠加共振导致脱贫人群损失超载的结果,其评判标准可基于时间、空间、损失三维进行判断。将风险预防原则运用到防止规模性返贫领域,对环境层面、市场层面、主体层面的规模性返贫的潜在风险预防进行了分析。应聚焦于“帮扶机制、瞄准机制、增收机制、风险分散机制”四方面建立及时有效、动态清零、稳定可持续的规模性返贫防范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多维视角下相对贫困治理的中国探索

缓解相对贫困是新时代的民心所向与施政所指。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为防范化解脱贫地区返贫风险,从认知内涵、瞄准困难、推进逻辑与路径选择的总体思路出发,构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相对贫困治理分析框架,提出从经济发展基础到社会要素协同、内生动力到外源动力的持续发展路径。

连片特困地区扶贫项目到户问题研究——基于乌蒙山片区三省六县的调研

落实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到户工作是未来我国扶贫工作的方向。从连片特困地区大规模访谈案例和问卷调研结果来看,连片特困地区不同扶贫项目依据自身特点采取了普惠式到户、选择具备特定条件的农户到户、项目间接带动等不同的到户方式,总体上扶贫项目到户率不高,各项目到户率存在较大差异,扶贫项目没有明显的"益贫"特征。"省、市—县、乡、村—农户"三个层面均存在影响扶贫到户的不利因素,最终导致扶贫到户中贫困瞄准偏离、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推进扶贫到户改革,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准性。

少数民族贫困变动趋势、原因及对策

少数民族贫困已经成为中国最突出的贫困问题,也是未来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尽管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但仍是贫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且有集中的趋势,少数民族人口处于更严重的多维贫困之中。少数民族贫困是综合性因素作用的结果,主要受到收入差异扩大导致的经济增长"益民族"程度下降、自然生态条件恶劣和民族经济生计特性的三重因素的制约。未来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少数民族贫困的特殊性,建立"亲民族"的扶贫政策,从多个维度进行扶持,以便可持续地减缓民族贫困。

我国扶贫资金投向及效果分析

随着近年来扶贫资金的不断增加 ,我国贫困人口减少速度却不断减慢 ,扶贫效率日趋低下。在诸多提高扶贫效率措施中 ,调整扶贫资金投向是特别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分析结果显示 ,对农户的直接生产和创收性扶贫投资在短期内对农户收入的增加有明显的作用。另外 ,除了继续加强道路、人畜饮水和灌溉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外 ,大幅度增加社会服务领域的扶贫投资 ,重点需要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看病及其子女上学费用高和技术培训不足等问题。

中国扶贫开发的实践、挑战与政策展望

回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扶贫开发的五个阶段特征,概述政府主导的专项扶贫措施,从最初的产业、教育、移民搬迁拓展至包括社会保障、健康、生态等在内的综合扶贫措施,并分析当前精准扶贫面临的实践困境。研究认为,经济新常态为精准扶贫带来了外部挑战,机制不完善、基层治理能力不足以及精准识别与帮扶的实践困境制约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通过强化资金投入机制、基层治理能力和群众受益机制来完善精准扶贫机制,是未来推进扶贫工作的必要选择。

中国扶贫开发绩效第三方评估简论——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的实践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这一扶贫开发绩效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实践,探讨了扶贫开发第三方评估中各相关方的角色定位,及其制定评估方案、组织实施评估、处理评估数据、形成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等主要流程的行为规范。同时分析了目前第三方评估存在的资金依赖、制度规范缺失、评估专业化、评估结果应用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村级互助金的贫困瞄准机制研究

利用四川旺苍县和河南叶县的村级互助金项目抽样调查数据,用Log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参与互助资金项目的因素,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使用互助金的因素,发现:宣传和动员对农户参与互助社影响最大,而家庭规模、资产、信誉和互助资金的管理方式对农户使用互助金有显著的影响,上一次性还款有助于穷人获得贷款。由于贫困农户在理事会的代表性不足,互助社理事会开会次数多有助于富人获得贷款。互助资金需要进一步改善贫困的瞄准机制。

健康扶贫的作用机制、实施困境与政策选择

健康扶贫的实施效果直接影响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举。文本在分析"因病致贫、返贫"发生机理和健康扶贫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梳理现有健康扶贫的主要措施,探析健康扶贫的实施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健康扶贫实施效果显著,但在实施中部分贫困地区还存在健康扶贫目标理念偏差、医疗保障水平过高、部分政策利用率较低、医疗机构过度治疗和部门机构衔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抑制健康扶贫的实施效果。可通过加强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工作、合理确定医疗保障水平、重视基层医疗人才培养、实施代帮代办、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和约束、完善健康扶贫部门之间的衔接机制等优化健康扶贫政策的实施。

以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新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中国大规模减贫是由经济的高速增长、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社会保障政策、广覆盖的惠农政策和平等的土地分配制度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大幅度增加使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不断下降,中国需要更加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精准扶贫通过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综合性的帮扶措施,来提高扶贫的效率和效果,但面临贫困人口素质低、致贫因素多样复杂、资金管理缺乏灵活性等问题,需要在识别方法、帮扶方式、资金管理和考核评估方面进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