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对促进发展权的价值功能

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为根本导向,充分保护和促进发展权。在价值关联上,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权在诸项价值理念上高度竞合,为发展权的价值优越性提供了确证。在价值创新上,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强化价值主体、优化价值目标、更新价值客体、绿化价值内涵、拓展价值场域,持续增进发展权品质与活力。在价值实现上,中国式现代化超越国际社会“基于人权的发展”既有路径,从根本上转向“基于发展的人权路径”,通过自由发展、全面发展、均衡发展令发展权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的民族团结法律规范构建--“民族团结促进法”的立法建议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适时出台一部全国性民族团结促进法,建构民族团结法律规范体系,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在本体论上,民族团结具有多元内涵与多维外延,明确这一概念是立法之前提;在价值论上,以“三个转变”统筹协调自由与秩序、平等与团结、自治与统一是立法之关键;在立法论上,“民族团结促进法”应采全国性“促进型”立法模式,以“总则-分则”结构呈现,具体包括总则、职责分工、实施机制、法律责任四大板块内容。

论法治社会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理性定位

“权力”与“权利”是公法学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一对基本范畴,也是近些年来被我国法学界所广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权力”与“权利”的“不平衡”是长期的,而“平衡”则是短暂的。特别是在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宪法确认了“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与以“控权”为基本特征的“法治”治国方略之后,“权力”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并保障与促进“权利”得以实现。这种新型的“权力”“权利”关系说明,“权利”相对于“权力”的优越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与肯定,成为现代国家民主法治发展的重要标志。

论情理法关系的理性定位

重新审视并理性定位情理法三者间的关系,既是当下中国法治重拾自信,找回自我发展路径的制度需要,又是回应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历史大势的外在要求。情理与法律关系的科学定位必须从理性地解析情理的内涵与外延入手,"情"具有法律之情意与情感两个面向,"理"则表现为法律的原理、定理、公理与道理这四个身位。与之无关的情理不应该纳入情理法的关系架构。情理是法律优化与进化的基础,而法律是情理得以固化与强化的条件。

论法治社会私法的非优位性——对公、私法定位的再反思

本文通过对私法优位论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 ,发现它在价值理念、法律内容和法律形式等诸方面都存在着根本缺陷 ,是受近代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主义观的影响所产生的。在法治化进程中 ,私法优位与法治秩序所要求的权力制约、法律权威、司法正义、行政法治和人权保障都格格不入。本文在否定私法优位论的基础上 ,提出法治社会应当奉行公法优位的观念。

区域发展和发展法学研究：论区域发展权与法理念的更新

对区域发展的研究应当引入“人权”的新视角，而对发展权的探讨也应当导入“区域”的新维度，从而构建“区域发展叔”新概念。为了将区域发展导入法理学的视角进行法哲学的深层解剖，有必要开发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发展法学。

我国高校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对策研究——构建面向基层法治改革的就业新模式

我国法科毕业生就业率近年来在文科中一直位居倒数第一,其深层原因在于供应与需求的严重脱节,以及对中国法治转型契合度认识不够。构建面向基层法治改革的就业新模式,既是中国法治发展对人才之急需,又是解决法科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本出路。为此,应当在强化基层审判与检察职能、彰显司法行政的调解、矫正与服务功能、完善企业法律顾问与律师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切实吸纳人才,收到法治改革与就业问题同步解决的双重效果。

论农民平等发展权

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在于农民的平等发展权能否得到实现,使农民获得参与发展、促进发展和享受发展的均等机会。农民发展权要求进行社会利益的优化配置与制度重构,以自由、公平与和谐的法理念来创构农民法律新秩序。

国际体育仲裁规则面临的困境与出路——哈曼诉国际足联仲裁案的法理评析

法治是国际体育秩序构建的灵魂,而国际体育仲裁院对哈曼诉国际足联一案的审理,折射出现代国际体育仲裁机制在程序上挑战着法治的基本原则。应当依循法治价值准则,反思和完善"一事不再理"、"自由裁量"、"无罪推定"、"一裁终局"这四大问题,寻求在体育领域的应对之道,充分彰显体育法治精神。

论体育权利均等化——兼论《全民健身条例》配套制度设计的价值重心

体育权利均等化是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理念,针对当下中国体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现状,而提出的旨在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在参与体育活动上的机会均等,公平地享受体育发展成果的价值追求,具体包括主体均等化、客体均等化和空间均等化等三个维度。《全民健身条例》的配套制度设计要以体育权利均等化为价值重心,构建体育权利的资源配置制度、实现指标制度和法律责任制度。

论当代中国法治路径的选择

现代中国法治的两种实施路径 ,即建构唯理主义法治观与进化理性主义法治观之间的分歧并不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 。

论文化发展权

文化发展权是公民个体及其组成的集合体包括一个民族、区域、国家拥有的文化得到保护与发展并由此获益的权利,是发展权的重要内容。任何国家、民族、区域的文化都具有特定的尊严和价值,应当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在全球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形成一定冲突的情形下,本文以人权法哲学为指导,从发展权和文化权的交叉研究入手,提出了文化发展权的定义、内涵、价值功能以及保障制度、实施机制。

发展权含义的法哲学分析

通过对学术界关于发展权定义的不同观点加以总结和评析,文章提出了界定发展权的新方式,认为定义发展权应当把握其在内容上的本质属性和形式上的基本特征,并由此提升出发展权的科学定义。

论法治文明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方式 ,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和法治两者相互融合的崭新成果。其中 ,理念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思想先导 ;制度文明是法治文明的承载力量 ;政治行为文明是法治文明的关键因素 ;以人权为内核的秩序文明是法治文明的终极价值。

论发展权法律指标体系之构建

发展权法律指标体系至今依然是法律规范中的一个空白,应当在遵循发展权利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大胆创新。基于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其底线标准主要由食物、健康与文化教育发展权指标构成;从宏观系统分析,发展权法律指标应当包括经济发展权、政治发展权、社会发展权与文化发展权以及可持续发展权和区域发展权六大方面。

网格化管理背景下的制度创新研究——以全国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城市宜昌为样本

网格化管理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经验,应当被理性化、制度化。其制度性创新为:以数字网络为平台创新政务信息管理制度;以劳动合同为基础创新社区网格管理员人事管理制度;以社会调解为主导创新社会矛盾联动化解制度;以分配正义为先导创新特定人群服务制度;以法治系统为载体创新法务网格工程制度;以社会安全为价值导向创新治安防控法律制度。

中国教育公平的法律规范分析及改革构想

以公平为尺度,对我国目前教育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逐条梳理,量化分析这些法律法规中的公平因素,不难发现,无论是直接体现教育公平还是间接体现教育公平的法条,所占比例都非常少,此外还存在极少数体现教育不公平的法条。同时,绝大多数的教育类法律和半数以上的教育行政法规,没有对违反教育公平的法律后果进行任何规定。规范分析的结果要求我们必须对教育法律制度体系进行改革,首先要以公平为核心价值取向,在教育法律中确立教育公平原则,同时提高法律法规中的公平因素;其次必须构建刚性的教育公平法律责任制度,在教育法律法规中设置教育公平相关的法律后果条款,改变教育法律制度的"软法"现状,保证实效。

新常态下发展权实现的新思路

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应当在新常态研究中引入人权法的新范式,因为新常态不仅蕴含着平稳发展、持续发展、创新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理念,更是对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权的科学诠释。在新常态下,要实现发展权,必须进行四大突破:突破以往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的陈腐观念,从"持续发展"的维度寻求新常态下发展权的概念升级;突破发展权的时空维度,从"发展正义"的视角重新审视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突破发展权的传统手段,从提升"发展权能"的角度认识与释放创新驱动的战略功效;突破发展权的干预模式,从"政策平衡"的层面重构自由与平等、市场与政府关系以谋求更充分的发展权。

人权法治全球化法理分析

只有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角度来还原人权与主权关系所处的三元结构,并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来还原人权的三元背景关系,进而借助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够更有说服力地厘清强权与主权、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人权发展到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人权救济依靠现存的强权利益与国际人权救济的需要相竞合的投机机制是不可靠的。人权法治全球化是全球人权保障的一条根本而又可靠的战略出路。

论区域发展权法律激励机制的构建

区域发展权法律激励机制是在全面推进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为了保障该区域的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并公平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而构建起来的一整套法律激励规范机制。构建恰当的区域发展权法律激励机制,有助于社会主体最大限度调动自身内在发展动力,并使其有益于外部社会;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价值导向的规范化,也有助于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使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