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科学与人文的携手

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生命伦理学》。此书由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组织，由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撰稿。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我们深感欣慰。

科技与伦理:必要的张力

不管伦理如何稳定,如何受到传统的支持,在科技的强大革命力量面前,伦理必须吐故纳新,发生相应的变革。另一方面,不管科技多么强大,多么锐不可挡,它必须受伦理的规范和引导,尊重伦理的基本价值。保持科技与伦理的必要张力,对于新的世纪极为重要。在科技成为强势文化的背景下,尤其要强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走出生命伦理的两难困境

两难困境是生命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需要理性面对。这种两难首先是由科技自身的发展所引起的,同时也与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密切相关,其实质是价值选择。走出生命伦理的两难困境,在理念层面要促进科学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要切实加强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但两难困境不会消失。

胚胎干细胞研究能否得到伦理辩护

胚胎干细胞研究是当前生命伦理学争论最激烈、最突出的一个领域，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而展开：(1)如何看待胚胎，胚胎干细胞研究是否毁灭生命；(2)治疗性克隆是否必然滑向生殖性克隆。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同于毁灭生命；治疗性克隆并不必然滑向生殖性克隆。胚胎干细胞研究是一项值得支持的人道主义事业，应能得到伦理辩护。但必须严格伦理规范和伦理程序，这是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一个极为必要且十分重要的条件。

科学主义的泛化

科学主义是一个世界性课题。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这一课题。可以预料,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科学主义问题会有更多的人感兴趣。其理论和实践意义也愈益明显。 在科学主义的研讨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科学主义的泛化。所谓科学主义的泛化,即对科学主义过于宽泛的理解,宽泛到几乎把科学主义与科学。

黄禹锡事件:震惊与反思

在岁末年初的交替之际,韩国科学界“黄禹锡事件”无疑是全球各大媒体科技版块最吸引人们眼球的重大事件,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该事件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关于与人体细胞克隆相关的伦理学问题,我刊特邀著名伦理学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沈铭贤研究员撰写本文。由于沈先生近年来兼任国家南方基因组伦理部工作,对“黄禹锡事件”从一开始就给予关注,并与韩国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有关专家讨论过这一事件的来由,所以本文资料翔实、分析有据、值得读者关注。

“生死俱善,人道毕矣”──中国古代的生死观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将中国古代对生命与死亡的基本观点概括为：（1）尊重生命，人命至上；（2）乐生恶死是人之常情；（3）死亡的价值有时超过生命；（4）生死俱善，存顺没宁。中国古代的生死智慧有一些至今仍闪耀着不灭的光辉，特别是苟子提出“生死俱善”的理想以及庄子对于死亡的达观态度，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独创性。作者认为，这些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梳理，展示其现代意义并加以创造性的转换，其关键是引入健康价值的概念。这是建设东亚生命伦理学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弘扬和发展医学人道主义

面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型,医学人道主义一方面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又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决不能淡化、弱化。抗击“非典”的斗争,使我们更深切感受到医学人道主义的重要和珍贵。

五个层面的挑战与三大理论难题——试论基因伦理

基因伦理的挑战在基因-检测、基因-治疗、基因-生殖、基因-克隆、基因-生态等五个层面展开,大致包括保护基因隐私、防止基因歧视,生殖细胞能否基因治疗,辅助生殖是否"扮演上帝",克隆人,转基因的安全性等内容。同时,提出了基因决定论、实体论和主观论以及基因伦理走向何处等理论难题,需要认真研究和讨论。

论医学的文化定位

医学的科技定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也暴露出对人文精神的忽视;医学科学和人才结构的偏狭;中医西医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对医学进行更广阔更深入的研究,逐步形成医学的文化定位,作为科技定位的补充。这与当代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从分裂走向交流的趋势是合拍的,也是医学自身拓展到社会文化领域的结果。它启迪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医学的本质和目的,得出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中西医要取长补短,但不能合而为一。

简论“李约瑟难题”及其意义

对“李约瑟难题”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我们无权加以修改。否定了难题，也就基本否定或消解了李约瑟的贡献。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是当前有关争论的焦点。中国古代有科学，但不能套用近代科学的标准。“李约瑟难题”的意义是双重的，既表现在科技史研究上。

把握科技与伦理的平衡——和干细胞专家讨论几个问题

通过对"干细胞治疗乱象"的分析,指出科技与伦理已不由自主地纠结在一起,成为"命运共同体"。伦理规范必定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不能只从消极的一面理解伦理的约束作用。要充分发挥科学家在伦理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努力实现科技与伦理的平衡。

医者不可不慈仁,病者不可猜鄙——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患和谐是医学的本质要求。目前医患关系紧张是在市场经济和高科技背景下,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失当造成的。要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同时适应时代要求,在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上促进医患和谐。

库恩与中国科学哲学范式的变革

本文第一部分简要叙述库恩科学哲学的基本观点。第二部分从社会与科学、历史主义、科学的积累与革命等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库恩的类同,并通过范式概念的分析,指明在整体性思维方式上,库恩还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暗合。第三部分讨论在表层的相似中隐藏着深层的差异,为什么库恩的思想会成为变革传统范式的一种武器。作者认为,中国科学哲学范式的变革需要做更深入、更具独立性的研究。

科学共同体及其规范

在纪念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伟大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50周年（1962-2012）的时候，科学共同体问题又一次引起我们关注和思考。

论科学的物化

马克思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怎样生产,就涉及到科学的物化问题。从手工劳动到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象法术似的呼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深刻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的面貌。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正是科学物化的重要表现和结果。今天,为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科学物化,努力加速科学物化。

医学与伦理能否同行——从生命伦理学的特点探讨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内在自生,问题导向、案例推进和体制化、规范化是生命伦理学兴起和发展的三个特点,表明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科学家在科技伦理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生命科学和医学走到了前台,科技与伦理的矛盾冲突也有所不同。为此,要努力探求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培养一批高素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