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顶天立地”办大学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针对这一点，洪银兴认为大学在这几个建设方面都应该大有所为。

制度、技术、文化多层面协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机制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水平的评价标准。从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分析,“放得活”体现在完善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管得住”体现在完善市场秩序和社会信用。放活和管住市场不仅要求在制度层面的改革,还要求市场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放得活”和“管得住”市场提供现代技术手段和平台。通过市场文化建设提高市场文明程度,则能弥补制度层面的不足,降低放活和管住市场的成本。制度、技术和文化多层面形成合力协同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

城市化不仅要解决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问题,还需要解决城乡一体化问题。城乡一体化是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城乡均质,其基本含义是通过体制一体化、城镇城市化、产业结构一体化、农业企业化和农民市民化,把城市与乡村建设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充分发挥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优势和作用,使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合理的交流与组合。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在于强化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的市场功能,发挥中心城市对外围区域的支配、联系和溢出等效应,促进城乡设施、产业、空间的紧密联合乃至融合。

城乡市场的分割和统一

建设新农村需要内生的持久的机制。城乡市场分割是我国新农村目标得以实现的根本性障碍,农民无法平等参与市场活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新农村建设的内生机制最为根本的是市场制度创新。创新的市场制度的基本功能能够有效地克服要素流动的障碍,并能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保障农民收益。

马克思地租、地价理论研究

马克思的地租、地价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地租资本化使土地具有价格,土地价格实质上不过是地租的价格。地租、地价的本质是由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决定的,它们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土地有偿使用实质上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一种形式,是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经济条件,是土地价格的一种具体形式。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

江苏要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必须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文较为详细的研究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并在对江苏经济结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江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结构、技术、制度、资本、人力资源等方面提出了具有较强政策意义的建议。

城镇化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民市民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般可从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两个层面来评价。基本生存条件评价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就业是市民化之本。二是城镇安居是市民化之基。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评价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二是平等享受社会保障制度。以人口转移为城镇化1.0阶段,进入新时代为城镇化2.0阶段。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的城镇化会在2.0阶段基础上进入3.0阶段,即没有进城的农民就地在城镇实现市民化。前一轮城镇化农民创造了在小城镇自己转移自己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3.0阶段则是城镇在城乡融合中创造市民化新模式。城镇要完成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任,就要具有城市功能,有能力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并市民化。城镇的城市化水平则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评价指标。城镇城市化面临市民化能力建设问题,既涉及进入城镇的农民的市民化能力提升,又涉及城镇的市民化能力。新时代的市民化是政府为主导的,不能单纯靠农民自己,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和规划,主要表现在公共财政的支持和引导上。

论劳动力流动背景下人力资本对三农的反哺

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是:流出高素质劳动力和农村中较为富裕的人口,而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和贫困人口留在农村和农业中,从而形成了农村劳动力数量丰富而人力资本缺乏的现象。农村中存在由人力资本缺乏造成的贫困恶性循环,打破这种循环的路径是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以来,农业的低收入是同其低的人力资本存量相适应的。如果等量人力资本在农村得不到等量收益,投入的人力资本就不会留在农村。因此,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能只是解决投入问题,还要解决人力资本的收益问题。只有在增加农业收入的基础上,才能留住和吸引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在农业和农村产生效益。

马克思的财富创造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财富创造的分析层面,寻求建设和谐社会、增进国民财富的各种积极性力量。研究表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提供了价值创造理论,同时也提供了财富创造理论,包括"财富创造和源泉"的分析、"财富占有"的分析,以及两重关系基础上的"分享剩余"的分析等。这是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方法对现代经济对象进行剖析所得出的科学认识结果,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切入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要始终坚持与现实、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就能够永葆生机。

地方政府行为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怎样看待地方政府作用的强化？怎样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本文作者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观点：应当把地方政府的作用放到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中去分析，地区间差别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别，而正是地方政府的有效作用推动了市场化，发展市场经济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地方政府的作用来说明。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地方政府的市场性行为将逐步弱化。

科教资源相对缺乏地区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常州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启示

常州市依靠创新发展,建设创新型城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常州的创新发展创造了依靠科技创新的自主创新的模式。在由政府推动建设的科教城中,研究院、孵化器、创业园三位一体,大学研究院和企业合作共赢,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互动推进。常州经验对许多地区的转型升级、转变增长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增强民营经济的竞争力——以江苏为例的分析

考察民营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发现,民营经济不仅仅限于个体私营企业,改制后的乡镇企业以及由国有企业改制的企业将会成为民营经济的主体。新阶段做大做强民营企业,创造企业结构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所处的产业等级,进行制度创新。

关于创新驱动和协同创新的若干重要概念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经济发展转向新的发展方式的重要标志。以科学发现为源头的科技进步模式,体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衔接和融合,是技术进步路径的革命性变化。由于科技创新的源头主要是科学发现和知识创新,因此创新需要大学和企业的协同,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协同。产学研协同是指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三方功能的协同,特别需要提高知识创新能力。

城市功能意义的城市化及其产业支持

城市化不能停留在已有的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意义上,需要进入新的阶段,即进入突出城市功能的城市化阶段。生产要素、市场、公司、现代服务业向城市聚集构成了城市化的新内容。服务业是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现代化的载体和依托、与城市化有互动的关系。强化城市的市场功能与提高城市中服务业比重相关。这一轮城市化,进城主体主要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农村人口进城,而是先进的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科技与高科技人才进城,是服务业进城。制造业出城进入城镇导致新的意义的城镇化。现代的城市化不仅是要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城市要素向城镇和农村扩散的过程。

统一市场规则对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我国国内市场正日益融入国际市场体系。随着两个市场统一速度的加快,两个市场的摩擦也在加剧。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对接,应该着眼于两个市场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的对接和统一,对接和统一的基础是统一的市场规则,统一市场规则最为突出的是WTO原则。从中国政府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争取获得对方国家所承认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事实上中国经济已成功地进行了转型,达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城乡差距和城乡统筹发展的优先次序

我国存在的城乡差距,有城乡收入差距,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有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的差距。从长远看,所有这些差距都应该缩小。但在现阶段最为迫切也是能够解决的是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的差距。从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入手缩小城乡差距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城乡居民生活条件趋向均等的基本条件是,基本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城乡均等化。为此需要改变长期依据各地的GDP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各地的生活条件的思路和相关政策。不论城乡的发展水平有多大差别,但基本公共品供给还是均等的。面对我国农村村庄分布广而分散的特点,需要在乡村集中化、城镇城市化和都市圈建设三个方面扩大以城带乡、扩大公共产品在农村覆盖面的范围经济。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经济学分析

在科学发现成为技术创新的源头后,技术创新不仅需要市场导向,还需要科学新发现导向,需要产学研协同创新。产学研不完全是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三方机构问题,而是指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三方的功能的协同与集成化。现代的技术创新与过去的技术创新的重大区别是,过去的技术创新处于工程师时代,而现在的技术创新则进入科学家时代。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环节主要在科学发现或创新的知识孵化为新技术的环节。在研发新技术过程中,企业家和科学家交互作用,体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是大学作为创新中心同企业共建创新平台的合作,是利益共同体。政府在其中起着引导和集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