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碳排放核算与时空特征——以东山岛为例

把握地区碳信息发展动态是开展区域碳平衡规划的科学基础。以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对东山岛2012—2021年整体及各产业的直接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同时,将产业与土地利用结合,分析其空间表现形态,运用核密度分析和克里金法分析碳排放源的空间影响,采用高斯烟羽模型对工业点源的碳排放扩散进行空间模拟,通过渔网和人口修正的方法分析海岛碳排放的空间分异,以此探讨海岛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和空间影响特征。结果显示,工业是东山岛的首要碳排放源,2021年工业碳排放量的大幅下降表明能源种类的转换对于工业碳减排具有重要作用;渔业碳排放量总体占比25%左右,是海岛地区不容忽视的碳排放源之一。在空间分布方面,东山岛综合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呈“点状聚集,面状扩散”的基本特征,工业碳排放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最大,往往形成以工业碳排放源点为中心的碳排放热点核心区,其次碳排放量较高的地区为人口聚集区,丘陵区的碳排放量最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形成碳排放的交叉过渡区。最后,本文从碳排放空间影响的视角出发,根据不同形态的碳排放源提出“包围”、“伴随”和“介入”的碳汇空间规划策略,这对区域的低碳规划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4种长苞铁杉群落木质残体生物量及碳储量特征

[目的]揭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长苞铁杉群落木质残体在碳循环中的基础作用,为长苞铁杉群落保护与森林可持续经营提供依据。[方法]以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种长苞铁杉群落(长苞铁杉纯林、长苞铁杉+阔叶树混交林、长苞铁杉+猴头杜鹃混交林和长苞铁杉+毛竹混交林)为研究对象,对林内不同树种、不同存在形式(细木质残体、倒木、枯立木和树桩)开展动态调查(2012年、2014年、2016年),估算木质残体生物量和碳储量并分析其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4种群落内不同树种木质残体均是长苞铁杉的生物量占比最大(31.57%~77.77%);(2)4种长苞铁杉群落同一林型不同年份相同存在形式的木质残体类型生物量差异均不显著(p>0.05),同一林型不同年份的木质残体类型均是倒木生物量最高(长苞铁杉纯林:5.82~9.48 t·hm^(-2);长苞铁杉+阔叶树混交林:10.90~17.83 t·hm^(-2);长苞铁杉+猴头杜鹃混交林:7.20~10.37 t·hm^(-2);长苞铁杉+毛竹混交林:6.11~9.77 t·hm^(-2));3次调查结果中长苞铁杉纯林枯立木生物量与其他3种群落枯立木生物量均差异显著(p<0.05);(3)4种长苞铁杉群落均是长苞铁杉的碳储量最多,且随着年份的增长,其碳储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长苞铁杉纯林:3.64~4.62 t·hm^(-2);长苞铁杉+阔叶树混交林:4.67~4.71 t·hm^(-2);长苞铁杉+猴头杜鹃混交林:2.29~2.53 t·hm^(-2);长苞铁杉+毛竹混交林:3.10~4.79 t·hm^(-2));(4)4种长苞铁杉群落木质残体中均是倒木的碳储量最高,除长苞铁杉+毛竹混交林倒木碳储量是先减少后增加外,其他3种长苞铁杉群落倒木的碳储量均呈现上升趋势,且4种群落中,长苞铁杉+阔叶树混交林的倒木碳储量最高,为4.91~7.68 t·hm^(-2);3次调查结果中,长苞铁杉纯林枯立木碳储量与其他3种混交林枯立木碳储量均具有显著差异(p<0.05)。[结论]p4种长苞铁杉群落中,不同形式木质残体中均是倒木的生物量和碳储量最高;不同树种木质残体均是长苞铁杉的生物量和碳储量最高。长苞铁杉纯林内枯立木生物量、碳储量与其他群落内枯立木差异显著(p<0.05)。

长苞铁杉林倒木不同结构组分难降解物含量的分解程度差异

[目的]探究倒木不同结构组分难降解物含量的分解程度差异,为长苞铁杉林科学经营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福建省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长苞铁杉林倒木为对象,采用空间代替时间法,在4种林分类型(长苞铁杉纯林、长苞铁杉+阔叶树混交林、长苞铁杉+猴头杜鹃混交林、长苞铁杉+毛竹混交林)中,探究倒木不同结构组分(树皮、边材、心材)的难降解物含量在分解过程中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1)在倒木分解过程中,纤维素、总酚和缩合单宁含量降低,木质素含量升高;倒木缩合单宁含量除了在长苞铁杉+阔叶树混交林中随腐烂等级增加呈先升后降趋势外,在其它3种林分类型中均呈现逐渐下降趋势;(2)从第Ⅰ腐烂等级到第Ⅴ腐烂等级,长苞铁杉倒木的难降解物质含量变化均为显著,其中树皮、边材和心材的纤维素含量分别下降100.08 g·kg^(-1)(20.6%)、73.79 g·kg^(-1)(15.0%)和89.87 g·kg^(-1)(17.5%);木质素含量分别升高42.53 g·kg^(-1)(37.7%)、36.71 g·kg^(-1)(37.9%)和22.25 g·kg^(-1)(22.0%);缩合单宁含量分别下降34.45 g·kg^(-1)(47.4%)、11.02 g·kg^(-1)(23.5%)和16.83 g·kg^(-1)(44.0%);总酚含量分别下降4.87 g·kg^(-1)(57.6%)、1.78 g·kg^(-1)(32.0%)和2.06 g·kg^(-1)(41.7%)。[结论]长苞铁杉林倒木分解中难降解物含量除了与其自身C、N、P含量有关外,还受到林分类型及其结构组分与林分类型交互作用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为指导长苞铁杉林分经营提供了理论依据。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景观生态安全度时空分异规律

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武夷山中受自然和人类生态过程作用最为强烈和频繁的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景观干扰度指数和景观脆弱度指数构建景观生态安全度指数,并借助空间统计学方法对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景观生态安全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变异规律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1986—2009年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景观生态安全度总体上呈递增趋势;②1986—2009年风景区景观生态安全度Morans's I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1986—1997年间正相关关系明显增强,且景观生态安全度全局自相关存在尺度响应;③1997年和2009年风景区景观生态安全度局域自相关格局较一致,而景观生态安全度的集群结构及显著水平在1986—1997年间发生明显改变;④风景区各时期景观生态安全度所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是结构性因素和非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形地貌、土壤类型等结构因素对风景区景观生态安全度的空间分布起决定性作用,而非结构因素(旅游开发建设、毁林种茶、弃农种茶等人类活动)对景观生态安全度的演变有重要影响。

基于景观安全格局的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干扰敏感区判识与保护

世界双遗产地独有的文化和自然景观过程与其景观格局相互作用机制特殊且复杂,构建这类区域景观安全格局并识别其敏感区,对有效开展景观生态规划与建设以及实现遗产地的精细化保护与管理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武夷山双遗产地中受自然和人类生态过程作用最为强烈且频繁的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景观生态学和相关规划理论,从自然、生物和人文过程着手,运用3S技术构建了风景区的防洪、生物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视觉保护和游憩体验5大景观安全格局,形成综合生态基础设施,判识旅游干扰敏感区,并就各景观安全格局与敏感区提出相应保护措施。维持景区低、中、高3种等级水平安全格局的生态基础设施分别占风景区总面积的17.1%、19.1%和40.6%;九曲溪沿线、天游峰景区、武夷宫景区等区域最为敏感脆弱,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矛盾最为突出,山北景区东北部、九曲溪景区南部区域茶园种植密集区的敏感性次之。景区敏感区遗产保护不能仅停留于不建设的被动状态,而应针对不同敏感区保护级别的优先性,主动寻求关键问题的保护技术手段,并制定精细化管理细则。

山岳旅游地生态服务价值时空分异及其与环境因子关系——以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为例

以山岳型旅游地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为例,估算了风景区景观生态服务价值,分析1986年、1997年、2009年风景区景观生态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特征,并运用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对生态服务价值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期揭示风景区景观生态服务价值与环境因子间的作用规律。结果表明:1.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景观类型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最高为水体(9 3707元/(hm2.a)),最低为裸地(354元/(hm2.a)),建设用地价值(12 000元/(hm2.a))仅高于裸地、农田、灌草等景观类型,杉木林、马尾松林、竹林、阔叶林等森林景观服务价值相差不大;2.风景区内景观生态服务价值在1986—1997年间服务价值有较大损失,在1997—2009年间得到一定程度弥补,但1986-2009年间景观生态服务价值变化呈亏损趋势,植被景观类型向建设用地的转变导致景观生态服务价值的降低;3.风景区内景观类型生态服务价值与环境因子(坡向除外)间呈现中等相关性,其中,郁闭度与生态服务价值相关系数最高(0.7**),环境因子中蓄积量与郁闭度相关系数最高(0.86**);4.植被景观生态服务价拟合结果(R2=0.7524,p<0.0001)值优于非植被景观(R2=0.5370,p<0.0001),拟合效果能较好地揭示景观类型生态服务价值与环境因子间的数量关系。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景观格局演变与驱动机制

在运用3S技术对世界自然文化和文化遗产地——武夷山风景名胜区进行景观生态分类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风景区1986、1997、2009年三个关键时期的景观要素、空间格局及其演变规律,揭示了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不同发展阶段景观格局变化特征,进一步探讨了导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近23年来,风景区茶园、建设用地大面积持续增加,马尾松林、农田、裸地大面积减少;②1986—1997年,马尾松向茶园、农田向建设用地、杉木林向茶园转移面积居前三位,分别为294.80 hm2、176.73 hm2、152.68 hm2;茶园面积增加量最大(增加了577.93hm2),建设用地次之(增加了358.73 hm2),杉木林面积减少量最多(减少了431.87 hm2),农田次之(减少了248.01hm2);此阶段茶园只为输入景观,风景区景观变幅大,受人为干扰特别显著。③1997—2009年,杉木林向茶园、农田向茶园、灌草层向马尾松林转移面积居前三位,分别为280.82 hm2、96.65 hm2、76.15 hm2;此期间茶园增加面积最多(增加了360.81 hm2),农田面积减少最多(减少了318.87 hm2);该阶段景观变化幅度较1986—1997年减小,人为干扰有所减弱。④23年来不同景观类型特征及其变化各异,主要表现为农田破碎度增加,建设用地趋于规则化,茶园受到干扰显著,河流景观形状最为复杂且受干扰小;景观多样性程度提高,景观类型空间分布呈均匀化趋势。⑤自然环境的制约作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生产行为模式转变、人口和旅游发展带来的开发建设、政策法规和管理的导向作用等是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景观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原因。

闽东滨海湿地生态脆弱性动态评价

运用逻辑斯蒂模型定量评价了2001年和2010年2个时期闽东滨海湿地生态脆弱性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2001年和2010年闽东滨海湿地生态脆弱性综合评价指数(V)分别为0.5384和0.5374,均处中度脆弱水平;景观结构还算完整,但自然状态活力衰退,功能水平有一定退化,对外界干扰的恢复力减弱;尽管1993-2001年和1993-2010年期间各单因子指标变化方向和程度各异,但总体而言这2个时期湿地综合生态脆弱性变化程度较小.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影响及植被景观特征与地理因子的相关分析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在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旅游的同时,作为重要旅游资源的植被景观所受干扰日渐明显。通过样地调查,采用敏感水平、群落景观重要值、物种多样性信息指数等一系列植被景观特征指标,分析了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影响因子及植被景观特征与地理因子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①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影响因子主要受人文地理因子的影响,受自然地理因子的影响小。②相对于自然地理因子而言,人文地理因子(即旅游干扰活动)对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植被景观特征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在今后景区旅游开发中要特别加强对旅游活动的科学管理和统一规划,以保护植被景观。

世界双遗产地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居民旅游感知分析

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和态度被认为是评价旅游发展状况最直接的因素。为充分了解武夷山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内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情况,进而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方式调查了武夷山双遗产地核心旅游区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内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及其发展需求,运用因子分析和方差分析方法分析了居民对旅游开发影响的感知及其与人口社会特征的关系。结果表明,建立的指标体系能从基础建设、环境体验、经济观念、收入就业、原始文化、美誉传承和商机分配7个维度(公因子)揭示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状况。居民普遍认为旅游已成为当地经济支柱产业,旅游开发改变居民经济意识的同时,居民观念也更加积极与开放;居民已对文化习俗的改变有所认知。但居民旅游参与程度相对较低,受到外来人口对自身旅游收益分配的冲击,承受着因环境和居住体验改变导致的负面影响。人口特征不同的居民对经济观念的感知差异程度最突出,对原生文化与基础建设的感知差异次之,对收入就业、商机分配的感知差异较小,对环境体验、美誉传承的感知无差异。性别、年龄和家庭年收入不同的居民对7个公因子感知均无显著差异;文化程度、职业、家庭规模、家庭年旅游收入和家庭旅游收入比例不同的居民对公因子的感知均有不同程度差异。不同村庄居民对基础建设、经济观念、收入就业和商机分配感知有显著差异(P<0.05);政策制定应关注各村庄居民对基础建设、经济观念、收入就业和商机分配感知等方面的不同需求。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不同天然林凋落物分解特征

采用网袋法,对武夷山风景名胜区4种天然林凋落物分解特征进行1年的研究。结果表明:①各林分总的失重率大小顺序为:阔叶林叶(63.1%)>毛竹叶(60.2%)>杉木叶(51.6%)>阔叶枝(45.6%)>杉木枝(39.2%)>毛竹枝(39.3%)>马尾松叶(36.7%)>马尾松枝(25.3%)。②4种林分凋落物的分解系数k大小为:阔叶林叶(0.996 a-1)>毛竹叶(0.921 a-1)>杉木叶(0.725 a-1)>阔叶枝(0.608 a-1)>毛竹枝(0.499 a-1)>杉木枝(0.497 a-1)>马尾松叶(0.457 a-1)>马尾松枝(0.305 a-1)。③8种凋落物的有机C浓度总体上平缓逐渐减少,阔叶林和毛竹林的有机C损失比重高于马尾松林和杉木林;P处于波动的富集状态,毛竹林的P归还量较其他天然林低;N浓度变化趋势差异较大,阔叶林叶的分解最多,大部分组分分解后期出现富集现象;除阔叶枝外,其他凋落物组分的K浓度随着分解时间的增加单调递减趋势,属淋溶一释放模式。该研究旨在了解这4种亚热带天然林的生态系统功能、养分分解规律、土壤肥力状况等,为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天然林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景观格局与环境因子的多尺度响应研究

在3S技术平台支撑下,用典范对应分析排序方法对武夷山风景区景观格局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及其尺度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6个取样尺度上(粒度分别为30 m、90 m、150 m、210 m、300 m和450 m),排序轴总特征值呈递减趋势,依次为9.626、7.814、5.708、4.019、3.386、2.310;前4轴累积景观环境解释量变化程度小(97.3%～98.8%),前2轴各尺度平均累积解释量为89.4%,景观-环境的相关系数呈先减后增趋势。6个尺度中环境因子与景观格局的平均相关系数依次为郁闭度(0.7989**)>腐殖质层厚度(0.7248**)>海拔(0.6083**)>坡度(0.6132**)>经度(-0.4064**)>土层厚度(0.3696**)>纬度(0.0614)>坡向(0.0295)。风景区景观类型可划分为3类,即与海拔因子密切相关的裸地、河流、建设用地、农田景观,与土壤因子密切相关的杉木林、马尾松林、阔叶林景观,以及受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茶园、经济林、竹林、灌草丛景观。因此,风景区景观格局与环境因子间的关系具有尺度效应,各环境因子对排序轴相关系数的影响规律在6个取样尺度内可尺度推绎。

雷公藤叶面积测算模型的改进研究

叶面积是冠幅特征的重要标志,是估算植物特征的重要参数,其大小直接影响植物的生产力.提出雷公藤叶面积测算的一系列改进模型,并应用改进单纯形法优化求解模型参数,比较不同模型的拟合结果说明,提出的改进模型测算雷公藤叶面积优于前人的方法.

基于不同网格尺度福州主城区鸟类多样性与景观特征的关系研究

理解城市鸟类多样性与景观特征的关系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爬取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网站2020年福州主城区436份观鸟报告数据计算鸟类丰富度指数(S)、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和Simpson多样性指数(D);基于谷歌地球引擎和高分辨率Worldview影像量化景观特征因子;在此基础上,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了两个网格尺度(300 m和1000 m)下S、H和D指数的差异性;运用广义线性模型探究了两个尺度下影响鸟类多样性指数的关键景观因子及其重要性。结果表明:(1)2020年研究区内共观测到242种鸟类,隶属19目59科,雀形目鸟类为优势种;数量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留鸟、冬候鸟、旅鸟和夏候鸟,分别为63.53%、25.83%、6.71%和3.93%;(2)两个尺度下鸟类多样性指数差异明显,1000 m尺度下S和H指数均显著高于300 m尺度(0.05<P<0.1);(3)两个尺度中仅在1000 m尺度上检测到显著影响鸟类多样性的景观因子的作用(P<0.05)。城市道路面积占比RD(负效应)、建筑高度HT(负效应)、城市绿地总面积占比GA(正效应)和建筑体积BV(正效应)等二维和三维结构特征共同影响鸟类多样性;其中GA是唯一对3个多样性指数均起促进作用的因子。(4)城市鸟类多样性与景观特征关系分析具有尺度依赖性,1000 m网格尺度适合开展此类研究。保留城市较大绿地空间且更加紧凑的城市结构的生态功能值得关注。

农林院校生态学专业“景观生态学”课程的改革与实践——以福建农林大学为例

根据福建农林大学"景观生态学"课程的发展历程与课程特点,梳理了当前生态学专业学生面临的3个形势特征,即生态文明战略地位空前突出、产业转型带来的人才需求逐渐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剖析了在这种新形势下农林院校生态学专业人才培养中普遍存在的3类问题,即学生专业定位模糊、岗位适应能力不足、盲目考研现象加剧。针对这些问题,以生态学专业必修课"景观生态学"课程为例,从深化专业导论课、加强"立体化"教学环境建设、加强教学方式的融合与创新等方面探讨了当前新形势下"景观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

基于生态文明感知分析的“景观生态学”课程教学的结构优化与设计

为了解农林院校生态环境类相关专业学生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感知情况,运用秩和检验与卡方检验方法分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学生群体对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相关专业及课程的感知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兴趣是影响学生学习的最重要因素,其对学生自愿报考所学专业、对所学专业的感知程度以及毕业择业方向等均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增强了受访学生的自豪感和专业自信心,特别是在非第一志愿报考所就读专业的学生或入学之初对专业没兴趣的学生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基于生态文明感知分析的基础上,以"景观生态学"课程为例,提出了通过调整课程结构,改革教学形式,加强宣传力度,引导学生增强对生态文明及生态环境类相关专业核心价值的认同,提升了学生对专业的感知度和学习兴趣。

武夷山国家公园马尾松林改为茶园后影响表层土壤碳含量的林缘效应

【目的】探究马尾松林改为茶园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土壤碳含量的影响,明确林缘形成对森林土壤碳含量的作用,为准确估算森林土壤碳储量和固碳功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在武夷山国家公园选择马尾松纯林转为茶园的典型地点,研究马尾松林内不同林距(距“林—茶”接壤边缘1、20和50 m)及接壤茶园内4处位置的表层土壤(0~20 cm)总有机碳(TOC)、可溶性有机碳(DOC)和微生物生物量碳(MBC)含量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马尾松林改为茶园16~28年后,土壤TOC、DOC和MBC含量分别比原马尾松林下降了57.1%、48.8%和16.9%。在马尾松林内至林缘方向上,TOC和DOC含量呈下降趋势,而MBC含量无显著差异(P>0.1),为TOC含量均值在林距50 m、20 m、1 m和毗邻茶园处依次为31.08、30.67、22.26和13.25 g·kg^(-1),DOC含量均值依次为269.7、259.8、226.5和135.5 mg·kg^(-1)。TOC和DOC含量与解释变量(土壤理化性质、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和林缘年龄)的逐步回归方程拟合优度好,自变量分别解释了各自变异的87.7%和76.6%;但MBC的拟合效果很差。其中,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和土壤氮组分含量对TOC和DOC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而林缘年龄仅对DOC含量产生影响。【结论】马尾松林改为茶园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使土壤碳含量下降(TOC和DOC最为明显),且随离开林缘的距离增加而降低。因此,需要考虑土壤碳含量的林缘效应,以降低景观尺度的森林土壤碳库和碳汇估算中的不确定性。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灾害易损性研究进展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是区域减灾防灾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从风险概念和风险度的表达入手,探讨了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对象及其构建的指标体系,对主要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方法进行了综合比较,并对灾害易损性评估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对灾害风险下的生态系统易损性关注不多。因此以区域为研究尺度,构建了生态系统灾害风险评估框架,选择危害风险性指数反映灾害危险程度,选择防灾能力指数、承灾能力指数、恢复力指数等构建了生态系统灾害易损性评估指标体系。在对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认真梳理的基础上,认为复杂性灾害系统的研究、灾害易损性基础理论及定量方法的探索、自然灾害风险研究体系的时空尺度的扩展、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精度和可信度的提高是未来灾害风险评估值得重视的趋势。

东山岛海岸带景观破碎化时空梯度分析

运用景观格局指数、缓冲带分析和移动窗口法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福建东山岛18年来从沿海到内陆和海岸地带的景观破碎化梯度变化特征。结果显示:东山岛各缓冲带的景观破碎化程度总体随时间在不断增强,但不同区域有所差异;近海岸地带、西北部及南部的有林地带的破碎化程度持续降低,而中北部和南部城镇农田集中区人为干扰日益强烈,破碎化程度不断增加;采用半变异函数和移动窗口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东山岛景观破碎化分析的特征尺度为1000m;在此尺度下,发现景观破碎化指数的变化率随时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而运用设置样线并提取样点的景观破碎化指数的方法,则发现距离海岸线500m和1000m处的地带破碎化程度不断加剧,是东山岛沿海人为干扰的强烈地带;东山岛人工干扰随时间趋向分散,破碎化指数曲线波动趋向显著;城镇化、旅游和农业发展应该是东山岛景观破碎化的主导驱动因子;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景观破碎化与景观格局其他方面特征的相关性,发现它们具有较强相关性,说明运用景观破碎化指数能够反映东山岛景观格局变化的基本特征。

天宝岩长苞铁杉林倒木接触处土壤酶活性变化及其环境效应

倒木是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结构性和功能性成分,但分解过程十分缓慢,目前有关土壤生物学特性对其分解影响机制的研究甚少。通过分析环境因子对选择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苞铁杉林内倒木接触处土壤酶活性的影响,探讨酶活性对倒木分解机制、土壤进程的影响及特定酶活性的时空分布格局。研究结果表明:天宝岩长苞铁杉林内倒木接触处土壤酶活性的变异系数属中高等变异程度,纤维素分解酶活性受环境影响最大,蛋白酶受影响最小;倒木的覆盖有利于提高土壤酶活性,尤其是显著地提高了纤维素酶活性,蛋白酶及脲酶活性随腐烂等级升高而降低,纤维酶活性呈升高趋势;在所有环境因子中,土壤基质环境对土壤酶活性的解释量最大,表明化学基质环境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不容忽视,土壤酶活性随土壤SOC、TN含量的增加而升高,随海拔升高而降低,越往南坡,土壤酶活性越高。研究揭示倒木分解与土壤酶活性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倒木的存在对驱动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循环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