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之鉴——潘文国教授访谈录

随着世界历史迎来百年一遇的“大变局”,中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对世界历史发展与文明繁荣尽应有的义务,中华文化外译传播也迎来了最好的时机。潘文国教授五十余载徜徉于中外文化的海洋,行走在传统典籍英译的前沿,深谙中华文化根基的内核与纹理脉络,开创了中国特色的译学与译路。本次访谈立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探讨潘文国先生多年来从事文化外译的所思所感,聚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本质与核心、传播内容与重心、传播途径与方式、传播价值与意义等,以期为译界未来发展的路径与模式带来启迪与借鉴。

典籍翻译的道与器——潘文国教授访谈录

本访谈于第十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期间进行,就典籍翻译领域的重要问题对潘文国教授进行了专访,主要内容包括:典籍翻译的特殊性;典籍翻译的四个核心问题(译什么,给谁看,谁来译,怎么译);典籍翻译的"道"(指导原则);典籍翻译的"器"(操作标准);典籍翻译的主要矛盾及解决办法;学术型翻译与普及型翻译。访谈从"道"与"器"的视角涵盖了典籍翻译领域的诸多热点问题,汇聚了潘文国教授在这一领域的精彩观点,对典籍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中国语言文化助力新时代外语教学——潘文国教授访谈录

采访者就中国语言文化与新时代外语教学的关系对潘文国教授进行了专访。在访谈中,潘文国教授分析了在外语教学中必须重视中国语言文化学习的原因:解决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回归中国外语教育的优良传统,深化对语言观和语言教学观的认识,回应当代世界形势的发展对外语教育的新要求;同时解读了中国语言文化的内容:中国语言的密钥是“字”和“文章”,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治”学体系;最后指出了外语专业进行中国语言文化教学的关键是好的教材、好的教师、好的教法。

新科技信息时代对翻译的定位与认知——潘文国教授访谈录

近年来网络、计算机等新科技介入翻译,推动了翻译的发展,近日Google推出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GNMT)堪称是翻译的一次革命。新科技给翻译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给我们摆出了不少的问题。访谈中,潘文国教授首先阐述了新技术既会又不会取代人工完成翻译的原因;之后论述了新技术时代我们如何认识和定位翻译;最后,在新技术时代,我们如何重新认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现状、理据与践行——潘文国教授访谈录

翻译界关于构建'中国学派'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学者做了尝试,在国内外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有学者对'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提出质疑。潘文国教授出于对国家科研发展的战略考虑,认为不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当中,都很有必要创建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提出'立足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新知,发展中国学术'的观点,并且从语言学的本质出发,回应了'‘中国翻译学’是一个民族主义问题'的论调,进而阐述了构建'文章学翻译学'的初衷和理念。最后,围绕'古今中外'四个字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

典籍翻译的下一步

截至2022年年初,“大中华文库”丛书已经翻译出版了112种英译中华经典著作。从某种角度来看,国内的典籍英译工作可以算告一段落。那么,除了继续开展其他语种的翻译外,我国典籍翻译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本文提出了4点建议,即史料整理、比较研究、拓展深入和人才培养。其中,史料整理是对典籍外译历史的考察和整理;比较研究是通过对译品的比较提高未来翻译的质量;拓展深入是指不断扩大所译典籍的范围,并持续加深对这一范围的认识与思考;人才培养则注重提高译员的中文、英文和文化知识水平,特别是中文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在这4个方面,笔者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重建西方对比语言学史——洪堡特和沃尔夫对开创对比语言学的贡献

西方对比语言学者通常认为对比语言学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本文作者经过研究,认为这一历史还可以上溯,其中19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洪堡特、20世纪20年代欧洲学者叶斯柏森和40年代美国学者沃尔夫起了重要作用。本文集中讨论了洪堡特与沃尔夫对开创对比语言学的贡献。

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

语言哲学的话题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共同兴趣 ,但由此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这就是 :语言学家需要的对于语言的哲学性思考被哲学家需要的思考遮蔽了。由此 ,有必要将目前的语言哲学区分为“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哲学语言学”是“哲学性的语言学”的研究 ,是语言学家特别应该关注的。

从“了”的英译看汉语的时体问题

通过对11位现代中国经典作家的14篇散文中“了”字的英译进行穷尽性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1)“了”字有表时的因素,也有表完成体的因素,但其比例都不足以说明其是“时标志”或“完成体标志”;2)“了”在表“完成”的意义上,与其说是个语法手段,不如说是个词汇手段;3)“了”表“实现”义的说服力比表“完成”义要强,但是要承认这是一种“体标志”仍有困难。

“本位”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出现的种种“本位”理论,如词类本位、句本位、语素本位、词组本位、小句本位、字本位等,认识其来龙去脉,特别是与国外有关理论的关系,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这些理论的提出在汉语研究方法论上的意义。

“两张皮”现象的由来及对策

吕叔湘先生关于"两张皮"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存在于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的不正常状况.对这一状况,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从"习焉不察"变成"安之若素",甚至"视为当然".这一状况严重影响了我国语言教学和研究质量的提高,也成为我国语言研究走向世界的瓶颈,已经到了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中国语言学的未来在哪里？

中国语言学要发展,要赶上时代和民族发展的步伐,必须要从正视现实开始,看清面临的机遇和问题,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前进的方向。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一、中国语言学缺少反思的精神和勇气,尤其是缺乏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反思:1.对《马氏文通》引起的方向性转变的反思;2.对百年来语言学发展的功过的反思;3.对语文教育水平下降过程中语言理论作用的反思。二、分析了对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动力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对"持续不断地引进西方先进理论,使中国语言学赶上并超过外国先进水平"的提法提出了质疑。三、从宏观上提出了几个与发展中国语言学相关的问题,希望引起讨论乃至论争。

汉字是汉语之魂——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再思考

本文在汉语汉字事实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上语言文字理论的新进展,对一个世纪来中国语言学理论中的一些流行观点提出了挑战,主要有四个问题:(1)汉字是符号的符号吗?(2)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吗?(3)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吗?(4)口语是书面语的记录吗?作者认为,普通语言学关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理论不适用于汉语和汉字,普通语言学关于语言和文字关系、书面语和口语关系的理论本身也有瑕疵。从汉语事实出发,可以认为:汉字和书面语在汉语学习和研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堪称为汉语之魂。

从“格义”到“正名”——翻译传播中华文化的必要一环

在跨文化传播和翻译中,"格义"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格义"之后,需要做的是"正名",这是纠正"格义"之弊,准确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一环。所谓"正名",就是在系统论思想的观照下,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译传历史,对重要的文化术语及其译名进行重新审查和厘定。中华文化传译已经经过了几百年,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受到历史的局限,在译名中有许多适应西方文化的"格义"之处,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及其效果。当前中华文化的传播正搭上了发展快车道,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者也走上了中译外的道路。在这情况下,更需要认真对待"正名"问题。文章对"正名"的重要性、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比语言学的目标与范围

本文回顾了前人在对比语言学学科目标和范围上的各种意见，讨论了建立学科体系的两个基本原则，即1．所有学科从理论到实践都可以分成四个层级；2．根据语言的本质属性，对比研究可以从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不同层面去进行。并将四个层级和三个层面相配合，提出了一个具有八个分支领域对比语言学的新体系。

汉语研究:世纪之交的思考

站在世纪之交人们免不了要对过去的百年作一番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从经验和教训中探索今后前进的道路和方向。汉语研究也是如此。作者认为，这种总结，如果光陶醉于躺在成绩上洋洋自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更重要的在于能发现前人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明确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务和今后努力的方向。从这个理解出发，作者大胆提出了二十世纪汉语研究上的四大失误，这就是：“普世语法规”、“语法中收论”、“重语轻文和重音轻字情结”，以及“‘科学主义’迷信”，并展开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作者强调，本文指出的不足，是自己从总结历史中概括出来的，不但不是定论，而且很可能引起争论。这里所说的“失误”，也许还正是有人认为的成就。但是真理越辩越明，希望通过对二十世纪汉语研究功过的共同总结，来寻找更加适合我们的道路。

从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到语言研究的哲学转向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发生的哲学研究的Linguistic turn,应该译为"语言转向"而不是"语言学转向"。"转向"之后的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是广义上的"语言哲学"。哲学研究中发生的这一重大变革,反过来必然影响到全部人文学科,首先是语言学自身的研究。20世纪以来的"现代语言学",实际上是在语言转向之后的哲学思潮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语言研究出现了"哲学转向"。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和研究20世纪以来的种种语言学流派,推动中国语言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外国语言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本文思考了外国语言学研究的三个问题：（1）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从对“两张皮”现象的重新分析出发，认为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应该为中国的语言建设服务；（2）外语研究的创新性。从分析什么不是创新着手，提出外语研究的创新必须具有本土意识、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3）外语研究要顶天立地、眼高手低。认为外语研究既要瞄准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注重理论创新，又要关注眼前切实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外语教学和翻译。文章还特别强调打好语言基本功特别是提高母语水平对从事外语研究的重要性。

译文三合:义、体、气——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中国的翻译学传统本质上是一个文章学的传统。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对译者提出了要求。"信达雅"的实质就是传统文章学要求的"德学才"。"译文三合义体气"是对"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继承和发展,同样也从文章学的角度,对翻译过程和译文质量的检验提出了更具体、可操作的要求。"义"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意义上的契合,"体"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文体和形式上的契合,"气"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气势和文章内脉上的契合。"信达雅"是译者条件,"义体气"既是翻译原则,又是翻译标准。

翻译与对比语言学

探讨翻译学与对比语言学的关系,阐述三个问题一、翻译与对比研究是否仅仅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二、翻译与对比研究的关系如何定位?三、翻译与对比研究的最新发展各自对对方产生什么影响?认为这两门学科之间难舍难分,善于利用对方学科取得的成果,有利于促进本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