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主子与人

奴才、主子与人牧惠鲁迅曾经如此科学地因而也是准确地把奴隶和奴才加以区别：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

蔽己与自蔽

一个人刚刚开始搞研究，很容易“为人蔽”。因为读书不多，所懂的太少太粗太浅，往往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读张三，觉得张三有理；读李四，觉得李四对头。发现不出他们之间的矛盾，或发现他们之间的异同又仍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于是。无所发现，无所发明，所写出的东西，不是来自张三，就是来自李四，或者是把张三李四捏合成一个矛盾百出的“体系”，这就叫做“为人蔽”。

为政当作解旱霖—关于廉政——两袖清风非理想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业局赵庚禄的来信和记者的调查报告，赵庚禄花费五年心血研究培育出“矮小密”型果树．，使亩产达到传统栽培法的8．4倍，经过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肯定，作为优秀科技成果上报省里，报社、电台也相继报道。但是．

蟋蟀、甲虫与牛鬼蛇神——《促织》、《变形记》、《我是谁?》中的荒诞意识

志异与荒诞难解难分。在蒲松龄笔下,一切“异”人“异”事,大都程度不同地显出荒诞性。人竟可以换头换肠;鲜花可以随鼓声化为胡蝶;书生可以作云中游,把星星摘下藏在袖里;瞎子有用鼻子嗅出文章高低好坏的功能;……至于人变虎、鬼变人之类,更是比比皆是,不在话下。这一切,多么地荒诞。蒲松龄比卡夫卡早二百多年。卡夫卡读过中国书,研究过老庄哲学,相当深入地钻研过道教。这些,无疑对卡夫卡的人生观和创作思想发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他与《聊斋》的联系。

新时期中国杂文鸟瞰

新时期中国杂文鸟瞰牧惠一从１９７６年１０粉碎“四人帮”起，到１９８９年首届散文、杂文（集）授奖会在无锡召开，这十来年的杂文，我们简称之为新时期杂文。在这段期间，文艺创作空前繁荣，杂文创作也是大丰收。严秀在《中国新文艺大系（１９４９──１９６６）杂文集...

评张国光先生在《水浒》研究中的某些观点

近年来,张国光同志陆续就《水浒》及金圣叹的评价问题发表了好些篇文章,阐明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对于他某些论点,例如纠正某些同志全盘否定金圣叹这一点,我是赞成的;别的一些的具体论点例如“保护色”说,则未敢苟同。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还未有来得及读完他的全部文章,只能是一些零碎的感想。蒙张国光同志惠赠他的《〈水浒〉与金圣叹研究》,得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他的观点。张国光曾来信要求我对他这本书中的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于是,为了深入讨论,我不顾浅陋,把读后感写了出来。供张国光以及其他同志批评。

饮食与文学

曾有一种不懂文学欣赏为何物的人,认为《红楼梦》老写吃饭,实在没有什么看头。其实,既然不是写英雄厮杀,美女吟诗,写的是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哪能少得了吃饭,而且,即使是英雄美女,他们也得吃饭。试想想,武松打虎、打蒋门神、打孔亮,如果离开酒,怎个写法?没有螃蟹宴,大观园的姑娘们也难来诗兴。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不写吃饭。问题是能不能从这里写出故事,写出人物来。 在以食写人方面,作为开创性的小说,《金瓶梅》自有它不可抹煞的成功之处。 西门庆是暴发户,由一个开生药铺的流氓一跃而为山东首富。“三代为宦,才懂得穿衣吃饭”,这种地位的骤然变化,使得西门庆一家还来不及吸收中国食的文化,因而西门庆一家远不如曹雪芹笔下的贾府那样懂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金瓶梅》的好处,在于恰当地掌握了这一火候。

王世贞故事的后面

关于《金瓶梅》的成书经过以及它的作者,流行过种种传奇性的传说。有一种说法是,这部小说,是一位在某恶霸家中工作的书生,把他在这个丑恶的家庭中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整理而成的。有人说这位恶霸就是湖北麻城的刘承禧。此人曾经当过严嵩父子等人的党羽,后来失宠回乡,在家里过着比西门庆还西门庆的生活。这位书生根据记录整理成小说《金瓶梅》,金,喻财;瓶,喻酒;梅,喻色。这当中又还有许多曲曲折折的经历和变故。但是,围绕着这部小说的传说,更多地却是同王世贞有关。有人还说,王世贞是这部小说的作者。据传说,王世贞同严世蕃有杀父之仇。

留下舌头

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讲一个船老大智斗倭寇的故事。在我看来,船老大的“智”,不全在跟倭寇作斗争上。 故事的前半截是同倭寇斗:嘉靖年间,船老大王某和十余名老百姓被那时称之为倭寇的日本强盗抓住,连同一批财宝用船运回日本。途中,王某表现得不仅合作,而且还拍马屁取得他们的信任。眼看快到日本了,倭寇放松了警惕,给他们松了绑。于是,王某指挥被劫掠的妇女施“美人计”把贼人灌醉,全部砍下脑袋,把船（他是船老大）驶回福建。接着是我以为更重要的智斗自己人的下半截:登陆时,官军把他们带回的财宝连同倭寇的首级都抢走,并把王某当贼,把首级和王某一起送到上级那里去领功取赏。这一来,跟倭寇作斗争的王某不仅无功,反而成了罪该斩首的“贼”。幸好王某早留下一手:他在船上把倭寇的舌头拔出来割掉藏好。在审判中,他把舌头拿出来作证,证明诬陷他是贼的官军才是罪犯。于是,王某领得奖金,乘马戴上大红花“绕示诸营三日”,终于出了口鸟气。

选举人的选举人

困于名场,一直熬到年过花甲仍捞不到一个举人的蒲松龄,对主持考试的那些考官有一股无名怒火,于是在《聊斋》中绝不放过任何机会给他们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有的考官,那判卷能力还不及瞎了眼睛靠鼻子嗅出文章高下的和尚;读书人写的好文章不得中,把文章中那些“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反而“竟中经魁”。蒲松龄的控诉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怕文章高天下,只怕文章中试官。”科举制度确有极不公平的一面,特别是发展到以八股文定官职高低,简直成了祸害。

忧人的好消息

有些电视广告实在让人生厌,它往往产生反作用。有一段广告说,只要每天喝一小瓶它这种什么液,马上精神抖擞,保证考上大学。我的反应是:谁如果竟相信它,马上放下功课,花重资去买几盒回来,其人的智商肯定成问题。光从这点看,他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只会更加渺茫。

向庸众宣战

读罢《羊城晚报》有关华南工业缝纫厂工程师高维亮得奖后的连续报道,想起了鲁迅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向庸众宣战！鲁迅在谈到中国国民性的时候,不止一次沉痛地感叹于中国人“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对少数的天才宣战”(《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国人的“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不为福先”(《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种思想状况,用俗话说就是害怕当被枪打的出头鸟,不敢为天下先。这种思想,农民起义军“活学活用”的结果,就是“铲尽不平方太平”,略带革命色彩。到了后来,“别脱离群众”,“反对个人主义”,“顾全大局”,“个人服从组织”等等,更进一步变成绝对正确的真理。说到这里,得作出必要的说明。

迅速腐化的太平军

太平军在攻占南京后不久便迅速腐化的问题，已有学者作过研究。本文另辟蹊径，选取普遍存在于太平军中四个典型事例来深化论证这一主题，即太平军诸王大兴土木，兴建豪华的王府；王府中极尽铺张，大搞排场；品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及领导层上下贿赂成风。

《聊斋》里的女英雄

一尽管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男尊女卑观念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南唐以后她们又在李后主的倡导下一个个把那双脚缠成残废,但是,女性的英雄人物却一直陆陆续续地存在着,在小说里,她们也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在这当中,《聊斋》也写了《仇大娘》、《侠女》、《商三官》、《张氏妇》等一系列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妇女。

《聊斋》中的男女关系二题

要吗是夫妇,要吗是路人,在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按照封建礼法,授受不亲的青年男女只能在两者之中选择一样。青年男女接触的结果,如果不是结为夫妇,很可能更糟——男方对女方的“始乱终弃”。蒲松龄给我们描绘了另外一理想世界,一个男女之间友谊亲密无间但却并无床第之私也无婚姻关系的崭新关系——腻友。当然,读者往往被告知其中有一方并非人类;但是,读者从作品中感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娇娜》中的孔生,对娇娜可谓一见钟情,爱得深极。他胸间肿起一个疮。

“始作俑者”的“俑”

以前读《孟子》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一句,老师解释说:古时只是把草束成人形来从葬,要求并不严格,略象个人就行。后来发展到“俑”,就很象人了。孔子认为,这样做就等于认为人可以殉葬,有失仁道,因此他就骂人了,说发明这种“俑”的人,真该断子绝孙。自己当时就不求甚解地接受过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疑问。到了批林批孔的年头,有位同志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崭新解释:原先是用活人殉葬,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进步了,用木倆来代替了活人。反动透顶的孔老二,认为用木俑代替真人。

谏的条件和艺术

谏的条件和艺术牧惠《辛十四娘》（《聊斋》故事）中一向“轻脱，纵酒”的冯生，得罪了一位贵公子，于是被陷害于杀人冤案中。他的妻子辛十四娘物色来一位漂亮的女孩，对她进行特殊教育，让她混进妓院当妓女。正德皇帝（就是《游龙戏凤》的那位风流天子）到大同嫖妓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