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小区“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范畴与实现机制——以小区公共事务为对象

廓清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在住宅小区中的权责边界,是实现政府与居民各司其职、合作共治和构建社区多元治理体系的前提。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的共同范畴为住宅小区公共事务,且分别指向小区公序性公共事务和小区生活性公共事务。在生活性公共事务治理上,居民以邻里组织和规约的社会整合实现自治。在公序性公共事务治理上,政府以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调解回应社区居民的公共品配置、公共秩序维护和权利保障等需求,应对社会失灵和市场失灵引发的失序。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范畴维度与实现机制的明晰,有利于为构建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县域工业的城镇化功能导向与政策供给——基于我国发达地区的案例

乡村工业与园区工业从不同面向共同编织我国现代工业图谱。县域内乡村工业通过同乡同业产业集聚,构建产业链与产业中心,嵌入产业治理规范化,承载人口就地城镇化,实现“推力—强镇”功能。县域内园区工业通过产业扩镇、产业中端化和吸纳人口正规化就业,实现“拉力—扩镇”功能。“推力”“拉力”共同推动了县域工业和人口的新型城镇化。在县域城镇化视角下,乡村工业与园区工业间并非前者为后者腾土地、腾空间、腾资源的“此消—彼长”的排斥性关系,而是更具融合性的量和质并行发展关系。扩大县域乡村工业与园区工业共同发展的城镇化效应,需要供给更加具有在地化保护、内生性激活和人口需求满足的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和配套保障政策。

“三全育人”背景下医学研究生意识形态教育“四位一体”模式的构建与研究

医学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创新型医学人才的基础。该文就医学研究生意识形态教育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医学研究生意识形态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医学研究生意识形态教育应关注医学研究生的特殊性,基于“三全育人”理论,突破传统教育教学方式,培养医学研究生创新“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聚焦育人目标,扩大医学研究生意识形态教育的范围与深度,增强育人成效,促使医学研究生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农村土地市场下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权利运行与立法启示——以浙江义乌整村改造为对象

宅基地试点地区出现了农村土地市场这一新型土地市场。农村土地市场是县域农村成员间的宅基地交易市场而非城乡土地市场。农村土地市场下宅基地“三权分置”遵循集体所有权强化、资格权实化、使用权限定化的权利运行逻辑。宅基地“三权”不是“分离—独立”的权利关系而是“统分—主次”的权利关系。宅基地集体所有权派生出资格权,所有权的强化促进了资格权的实化。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统筹、配置、限定和管制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宅基地资格权的实现优先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宅基地“三权分置”立法应坚持首先保障居住功能、优先实现生产资料功能、有条件激活财产价值和强化集体土地治理能力的取向,并保证规范制度设计的系统性。

乙型肝炎肝硬化隐匿型肝性脑病的影响因素及预后评价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合并隐匿型肝性脑病(CHE)的影响因素及预后情况,为临床诊断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隐匿型肝性脑病和改善预后提供理论依据。方法2020年5月—2022年6月期间第九〇九医院诊治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134例,根据是否存在隐匿型肝性脑病分为CHE组(n=69)和非CHE组(n=65);CHE组患者根据随访期间是否进展为肝性脑病,分为肝性脑病组(n=18)和非肝性脑病组(n=51)。比较CHE组和非CHE组临床资料、隐匿型肝性脑病患者预后情况,对CHE危险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比较CHE组和非CHE组临床资料可知,CHE组患者年龄、肝性脑病史比例、失代偿期肝硬化比例、肝肾综合征比例、合并感染比例、MELD评分以及肝功能C级比例分别为(58.3±13.1)岁、37.7%、98.6%、5.8%、50.7%、10.5±4.6以及17.4%,显著高于非CHE组的(51.9±12.9)岁、4.6%、53.8%、1.5%、24.6%、7.2±2.5以及1.5%;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可知,年龄、MELD评分、肝性脑病史以及肝功能分级是隐匿型肝性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比较隐匿型肝性脑病患者预后情况可知,肝性脑病组患者肝功能C级比例、肝性脑病史比例以及MELD评分分别为50.0%、61.1%和14.7±6.3,显著高于非肝性脑病组的5.9%、29.4%和9.5±4.2。结论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合并隐匿型肝性脑病受年龄、肝性脑病病史以及感染等多种因素影响,预后情况与肝功能分级、肝性脑病病史及MELD评分等因素有关,临床应关注上述危险因素,预防患者发生隐匿型肝性脑病,改善患者预后。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的集体农场经营模式及利弊分析

中国农业现代化建立在小农户家庭生产之上,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是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内在要求。集体农场是集体将其管理的责任田按照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承包给小农户经营,实行统一管理、统一供应农资、统购统销,在产前、产中、产后帮助农户对接市场的经营模式。集体农场强化了集体扶持农户经营的组织保障,弥补了羸弱小农缺资金、缺销售渠道、缺风险保障等问题。“包死基数、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管理模式也激了发农户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户精耕细作、增产增效。集体农场不是参与经济经营的市场主体,避免亏损风险。集体农场的存在,显示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现代化的丰富类型和多元空间。

杨桃根提取物DMDD对α-synuclein PFFs所致分化SH-SY5Y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目的:探讨不同浓度杨桃根提取物DMDD对α-突触核蛋白预制原纤维(α-Syn PFFs)所致分化SH-SY5Y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及作用机制。方法:使用不同浓度DMDD作用于视黄酸分化的SH-SY5Y细胞,通过MTS测定细胞活力,确定DMDD作用于分化SH-SY5Y细胞的低、中、高浓度;使用不同浓度的DMDD处理5μg/mLα-Syn PFFs诱导的细胞损伤模型,采用Hoechst 33342染色和一氧化氮试剂盒分别检测细胞核损伤细胞数与细胞内一氧化氮产生量;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细胞内酪氨酸羟化酶(TH)、多聚腺苷酸二磷酸(PAR)及多聚腺苷酸二磷酸核糖酶-1(PARP-1)蛋白表达水平;采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测细胞内129位丝氨酸磷酸化α-突触核蛋白(pS129-α-Syn)、磷酸化组蛋白H2AX(γH2AX)阳性细胞数及凋亡诱导因子(AIF)核易位细胞数。结果:Hoechst 33342染色结果显示,与α-Syn PFFs模型组比较,各浓度DMDD处理组出现细胞核损伤的细胞数明显减少(P<0.001);一氧化氮检测结果显示,与α-Syn PFFs模型组比较,各浓度DMDD处理组细胞一氧化氮生成量显著降低(P<0.01或P<0.001);蛋白质印迹法结果显示,与α-Syn PFFs模型组比较,高浓度DMDD处理组细胞TH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5),而中、高浓度DMDD处理组细胞PAR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P<0.05),高浓度DMDD处理组细胞PARP-1、Cleaved PARP-1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P<0.05);免疫荧光结果显示,与α-Syn PFFs模型组比较,中、高浓度DMDD处理组pS129-α-Syn阳性细胞数明显减少(P<0.05或P<0.01),各浓度DMDD处理组γH2AX阳性细胞数明显减少(P<0.01或P<0.001),AIF核易位细胞数也明显减少(P<0.01或P<0.001)。结论:DMDD可能通过抑制PARP-1/AIF通路介导的PARP-1依赖性死亡途径减轻α-Syn PFFs所致分化SH-SY5Y细胞损伤。

茶黄素通过调节Wnt/β-catenin和Hedgehog信号通路对HepG2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目的 探讨茶黄素对肝癌HepG2细胞增殖、凋亡及Wnt/β-catenin和Hedgehog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 肝癌HepG2细胞用0、2.5、5、10、20、40、80、160、320μmol/L的茶黄素分别培养24、48、72 h,采用CCK-8法检测HepG2细胞活性。根据HepG2细胞活性实验结果将后续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茶黄素低剂量(20μmol/L)组、中剂量(40μmol/L)组和高剂量(80μmol/L)组,细胞培养24 h。克隆形成实验检测HepG2细胞增殖;流式细胞术检测HepG2细胞凋亡;Western blot检测HepG2细胞中Ki67、PCNA、cleaved caspase-3、cleaved caspase-9、GLi1、SMO、PTch1、β-catenin、c-myc和Cyclin D1的蛋白表达量;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检测HepG2细胞中GLi1、SMO、PTch1、β-catenin、c-myc和Cyclin D1 mRNA相对表达量。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茶黄素组HepG2细胞增殖显著降低(P<0.05)、凋亡率显著增加(P<0.05),GLi1、SMO、PTch1、β-catenin、c-myc和Cyclin D1 mRNA相对表达量均显著下调(P<0.05),Ki67、PCNA、GLi1、SMO、PTch1、β-catenin、c-myc和Cyclin D1的蛋白表达量显著下调(P<0.05),而cleaved caspase-3和cleaved caspase-9的蛋白表达量显著上调(P <0.05)。结论 茶黄素可通过调控Wnt/β-catenin和Hedgehog信号通路抑制HepG2细胞的增殖并促进其凋亡。

SNHG3调控miR-186-5p/ZEB1促进肝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上皮-间质转化的机制研究

目的探究SNHG3调控miR-186-5p/E盒结合锌指蛋白1(ZEB1)促进肝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上皮-间质转化(EMT)的机制。方法在HepG2细胞中转染siRNA干扰片段敲除SNHG3、转染pcDNA3.1(+)/SNHG3使SNHG3过表达,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FQ-PCR)检测是否转染成功。克隆形成实验检测HepG2细胞增殖,细胞划痕实验检测HepG2细胞迁移率,Transwell小室实验检测HepG2细胞侵袭数量,双荧光素酶活性检测验证SNHG3与miR-186-5p、miR-186-5p与ZEB1的靶向关系,FQ-PCR和Western blot法检测SNHG3、ZEB1、E-cadherin、N-cadherin、MMP-2、vimentin、MMP-9、Snail的表达水平。结果肝癌组织中SNHG3表达量高于正常组织,SNHG3表达量低/中的肝癌患者的生存预后优于SNHG3表达量高的肝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克隆形成实验结果显示,与pcDNA3.1(+)组相比,pcDNA3.1(+)/SNHG3组HepG2细胞增殖数量显著增加(P<0.05)。细胞划痕实验结果显示,pcDNA3.1(+)/SNHG3组HepG2细胞迁移率显著高于pcDNA3.1(+)组(P<0.05)。Transwell小室实验结果显示,pcDNA3.1(+)/SNHG3组HepG2细胞侵袭数量显著高于pcDNA3.1(+)组(P<0.05)。双荧光素酶活性检测结果显示,miR-186-5p mimic和pGL6-SNHG3-WT共转染后,荧光素酶活性低于其他组,miR-186-5p mimic和pGL6-ZEB1-WT共转染后,荧光素酶活性低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Q-PCR和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当SNHG3过表达时,E-cadherin 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量显著下调,N-cadherin、MMP-2、vimentin、MMP-9和Snail 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量以及ZEB1蛋白相对表达量显著上调;当SNHG3敲除后,E-cadherin 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量显著上调,N-cadherin、MMP-2、vimentin、MMP-9和Snail 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量以及ZEB1蛋白相对表达量显著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SNHG3调控miR-186-5p/ZEB1可促进肝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EMT,表明SNHG3是肝癌潜在的治疗靶点。

矢量瓦片地图栅格化方法设计与实现

综合矢量瓦片与栅格瓦片的优缺点,本文提出了一种将矢量瓦片地图实时转化为栅格瓦片地图的方法,并基于该方法设计和实现了矢量瓦片地图栅格化软件,对其体系结构与技术流程进行了详细讨论,在实际项目建设中进行了具体应用。结果表明,该方法兼具了矢量瓦片切片速度快,瓦片体量小,地图样式可动态修改和栅格瓦片地图在客户端展示简单,对客户端要求较低等特点,能够在地图缓存技术应用的多种场景中将矢量瓦片地图转化为栅格瓦片。

幽门螺杆菌感染常用治疗方案及治疗中存在的问题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感染是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其与多种上胃肠道疾病密切相关,对H.pylori感染治疗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本文简单介绍了目前临床常用的H.pylori根除治疗方案,并根据国内外的共识意见以及笔者的临床经验,对H.pylori感染治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阐述。

前列腺癌诊断/预后和耐药分子标志物的筛选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基于已发表的芯片数据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差异表达基因,以发现前列腺癌诊断/预后和耐药相关分子标志物。方法:筛选GEO数据库中已发表的前列腺癌m RNA芯片数据GSE6956和前列腺癌细胞多烯紫杉醇耐药m RNA芯片数据GSE33455进行差异表达分析;通过生物学功能注释、基因通路富集分析、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分析等生物信息学方法发现和识别与差异表达基因相关的生物学功能和信号通路;比对TCGA数据库,验证差异表达基因在前列腺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并通过Kaplan-Meier分析差异表达基因对前列腺癌患者生存率的影响;用q PCR方法验证差异表达基因在前列腺癌细胞株PC3及多烯紫杉醇耐药细胞PC3-DTX中的表达情况。结果:共筛选出227个在前列腺癌和前列腺癌多烯紫杉醇耐药细胞芯片数据中共同差异表达基因。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富集到了癌症相关通路(Lysosome、Sphingolipid、Fox O、Acute myeloid leukemia),并主要参与细胞黏附、自噬和胞内蛋白转运等生物学过程。构建PPI网络选取18个连接度最高的基因作为Hub基因。Hub基因和共同差异表达基因中,上调基因CITED2、LRP12和RPL17-C18orf32与前列腺癌患者的不良预后显著相关。q PCR验证显示CITED2在多烯紫杉醇耐药细胞PC3-DTX中高表达。结论: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出在前列腺癌组织和耐药细胞中共同差异表达,且与前列腺癌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的基因,为前列腺癌诊断/预后和耐药分子标志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非粮化”整治的负外部性及政策优化

"非粮化"整治是国家为保障粮食安全而出台的土地管控新政策。"非粮化"整治在广大粮食作物种植区具有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和巩固生产的效果,但在经济作物种植区则会产生农业主体收益减损、农业产业单一化和农业就业分化转移的负外部性。城市群对乡村高度辐射,乡村多元经济滋养经作农业生产,激发农民市场化发展产业的能动性。农民家庭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支配者,具有面向市场经营的自主需求和能力。土地利用管控、单一粮作经营与农民市场化产生的结构张力,是"非粮化"整治负外部性的成因。以"非粮化"整治为农业结构调整的契机,推动粮食安全与农业效益同频共振,应优化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划建、强化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的补贴和完善农业风险防范及应对机制。

乡规民约与村治:研究范式的综述与反思

中国乡村共同体残存而社会未立的格局使自上而下的法治国建设遭遇落地难题。乡村自治范式混淆"共同体"与"社会"的团结性,共同体以压制法而社会以恢复法为自治基础,共同体自治掣肘社会自治的形成。法治国以社会自治为基础,以乡民自治排斥国家法,不利于乡村从"共同体性"到"社会性"的转型。"官督民治"较乡民自治主张更贴近中国经验,为国家法与乡规民约合作之基础。乡规民约研究的"个性化"范式基于文化自觉或实践理性,注意政治疆域内的地理差异和民族多元,主张国家法的统一理性化秩序应与地方生活经验理性化有更多亲和;但该范式缺乏对个性化乡规民约普遍化和通则化以通向统一法秩序的努力。行动中的法范式关注乡治中有效而便捷的手段,挖掘乡规民约在维风导俗、治安与群防、社仓与资源保护等方面作用;但该范式只关注乡规民约的某一方面,忽视了杨开道的"乡治的整个性"问题。

集体产权共有制的成员资格塑造及认定维度——以珠三角地区为对象

珠三角地区农村围绕股权分红等利益,构建了对外博弈及受行政规控、对内叠错联结的集体产权共有秩序.集体产权共有制塑造了成员资格认定的限定排他、多元化和弱治理的特点.在土地利益配置的内部强秩序与外部法律框定的张力下,珠三角农村成员资格认定采用“行政化解衔接行政诉讼”而非民事诉讼的模式.成员资格的司法认定严格适用法律,但在准入争议判定上坚持司法谦抑、尊重村民自治;行政认定则在法律与村规民约、多数人合意与少数人权利保护间构建平衡秩序.集体产权共有制下的成员资格认定中隐喻着持续的规则微调整,利益动态调整亦有利于优化地利配置结构.当下,珠三角部分地区推行的股权固化、行政强干预措施会导致产权共有秩序内的利益结构板结化、激化成员资格认定冲突.

分级与分流:乡村基层纠纷解决的谱系域合

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最主要的解纷制度,但仍面临实践困境,究其原因,一是发展方向与路径模糊不清,二是本土化不足。从机制和对应纠纷域出发,分级和分流两个解纷谱系共同组成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整体网络。分级式解纷以基层为主体,攀爬至高层级的纠纷则以党委政府为协调化解保障,遵循"基层积极,上层消极"的逻辑,以社会合作、权力叠进、"识别—瞄准"解纷为机制。分流式解纷以正式部门或信息平台分流为枢纽,将点状分散的解纷组织或机构串联成薄网,注重司法兜底权威,以诉讼分流、司法行政指导人民调解分流、综合平台分流等为构成。比较而言,前者有灵活简约化解纠纷、行政层级资源集中应对复杂纠纷的优势;后者更契合城市碎片化和日常化的纠纷之解决,二者不可替代。在构建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时,以专业性行业性分流解纷机制替代分级式解纷的导向并不可取,应完善"横纵"相辅的纠纷解决体系。

作为乡村领袖的“乡土法杰”

乡村建设的实现依赖于乡村组织的发展和乡民自治的形成。乡村领袖是乡民自治的代表,是乡村组织的节点性群体。新时期,传统"礼治"在乡村秩序中的规则作用,将会被现代法治取代;而乡村法治化的实现也须以乡民及其凝聚而成的乡村组织为依靠。"乡村法杰"是新乡村领袖的代表,在乡村法治秩序和乡村组织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国家法治和乡约民治的重要衔接机制。"乡土法杰"可以从返乡知识分子、"民间干部"和乡土法律人等人群中产生。"乡土法杰"的乡村领袖作用的实现,需要从对其进行知识培训、保证其自主权、规范其自治权等方面入手。

延续集体:安置社区统合治理的组织模式及其运行——基于武汉“三方一体”实践

安置社区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场域。农民市民化离不开集体的帮助和引导,安置社区治理秩序的重构要发挥集体的统领和托举功能。安置社区套用城市商品小区社区“社居制+物业服务”的管理体制并不契合其治理需求、治理基础和治理体系。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公共秩序重塑压力大是安置社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应找回类似村委会基层组织的负责制、有权威的“属地组织”,实现基层赋权和治理下沉。“集团公司+社区中心+物业企业”的“三方一体”共治体制,通过延续村社集体的统合功能,弥合了城市管理体制中的治权分割分散缝隙,再生产了“半熟人社会”的自治,塑造了安置社区的良好治理秩序。

乡村建设中的“乡土法杰”角色与功能分析

乡村建设包括乡村自救和乡村现代化两层次及愿景,前者指社会变迁中乡村的自我恢复,包括文化、规范、经济等方面的自我再生产能力和自治能力的恢复;后者指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的乡村发展转型及重构现代乡村秩序。乡村领袖是乡村建设的关键人物,他们是一个动态和继替的群体,传统乡绅因政治结构的变革和自身的落后性退出了历史舞台。出任新乡村领袖,应兼具公共性、引导性、先进性三方面的素质。乡村领袖应产自那些关注社区利益、有公德心、对社区有归属感的群体,且应是能够领导和引导村民参与群众自治,建设现代乡村的能人。"乡土法杰"是对构建现代乡村秩序的乡村领袖的描述。"乡土法杰"的"在地化"和"现代性"为乡村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有效路径。四十年来的乡村法治建设,主要是一部关注国家法和民间习惯法规范冲突的叙事,忽略了乡村法治化的主体,即乡民及其代表者乡村领袖,导致"送法下乡"无所着力。

结构转型:乡村调解的体系、困境与发展

随着法治国家的建设,乡村调解体系初步形成,保护型调解、维控型调解和裁断型调解共同构成了乡村调解的"三角"结构。新时期的乡村调解体系不同于以往的简约治理和综合治理,而是结构"转型"的制度,体现在专业化分工形成、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制强化、法律权威性建立等方面。乡村调解的转型嵌入当下的社会转型,是乡村公共领域生产的机制和法治建设的机制,乡村调解的公共化有利于树立国家法的合法性。但是,由于乡村社会及其公共领域脱胎于乡土社会,其不成熟性也造成了"功利主义"民主和"功利主义"法治的弊端。初步形成的乡村调解体系,仍面临调解效益递减、资源匮乏与纠纷悬浮、"法律能动性"不足等困境,需要建立发展型乡村调解制度,并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