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中国为世界注入弥足珍贵的确定性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近年来,中国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彰显着中国的大国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世界有何贡献?“一带一路”倡议蕴含了哪些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围绕相关问题,本期栏目邀请王义桅教授为我们进行深入阐述。

王义桅:欧版“一带一路”应与中国对接

我们处在一个相互学习、相互调适的世界。过去,中国从欧洲学习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歲)的欧亚自由贸易区设想,“一带一路”的“五通”也学习借鉴了欧洲一体化的(人员、货品、劳务、资金)四大流通自由,甚至“丝绸之路”的概念也是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的概念;如今,欧盟委员会也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激励,日前公布关于在亚欧建设基础设施,加强两者互联互通的《连接欧洲和亚洲一对欧盟战略的设想》政策文件。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将之称作欧版“一带一路”。

王义桅:“一带一路”的中国两难

前不久,笔者参加外交部亚洲司组织的东盟东增区(菲律宾南部、文莱、东马北部、印尼北部经济增长区)考察宣讲团,任团长赴马尼拉、文莱、沙巴、吉隆坡、雅加达访问,与东南亚政界、学界、企业界和媒体交流“一带一路”如何对接东增区,深感“一带一路”的中国两难。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华智慧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对复杂全球安全挑战的战略性回应,集中反映了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总体国家安全观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三个总体、五重国家身份、两种安全解读的综合性、多维度的安全观念,按照乘法原理(3×5×2=30),总共三十种安全子类,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超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特点的综合判断,不仅在本体论上展现了一种发展的视角,与时俱进地调整安全观念与策略,而且在认识论上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汲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方法论上则采取了“从后天看明天”的战略思维,从长规划,力求通过前瞻性的规划和行动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儒家、道家、墨家等传统中华智慧,对于解决中国与世界的安全挑战有着独到的贡献,不仅帮助重新定位中国的安全战略,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框架。

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中的中华智慧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引改革开放的中国外交,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外交领域的时代体现。本文基于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从战略判断、战略调整和战略行动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归纳。在战略判断层面,邓小平外交“谋定而后动”“胜于先胜”,作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将外交服务于国内现代化建设。在战略调整层面,外交“杂于利害”,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求之于势”,以高度的辩证思维调整“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在战略行动层面,外交“以和为贵”,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周边国家关系;“以身为天下”,反对霸权主义;“以迂为直”,在不涉及全局的问题上以创新思路达成战略目的;“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以高度的战略审慎提出二十八字外交方针,并创造性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新路径。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将“两个结合”自觉运用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质和深厚的中华智慧。

破解全球信任赤字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在西方国际关系范式下,信任是基于基督教一神论的自我-他者的区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便在西方世界内部,信任也需要契约的神圣化保证,欧盟就是由条约塑造而成,北约也是集体安全条约的产物。对非西方,契约是西方规范的普世化。这种西方-非西方的内外有别在“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中表露无遗。在全球开放国际体系下,探索破解信任赤字之道,就要在“不得不的信任—可以选择的信任—制度约束性的信任—命运与共的信任”四类信任中寻求正向积极因素,互尊互信、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破除“二元对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分”的逻辑,最终构建命运与共的信任。

中美大国竞争视角下的美国全球数字战略研究

当前,数字化转型正在重新塑造全球化,国家之间的数字竞争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美国虽然在当下的格局中依然具有全球领导地位,并通过掌握数字技术标准和数字贸易规则的控制权成为世界的数字霸权国家,但中国数字实力的崛起正在打破美国的数字霸权。美国渴望继续保有自己的霸权地位,赢得与中国的数字竞争,为此描绘出一副全球数字战略的图景。美国的长远战略目标是构建一种美国主导下的“自由数字秩序”,将自由主义带入数字世界。现实做法则是实施战略分层,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通过一系列多边平台和协议加强与盟友的数字关系,拉拢对打造中国数字包围圈有重大意义的“印太”地区国家,同时防止“数字丝绸之路”继续扩大影响。从大局角度理解美国全球数字战略,对中国突破美国对华数字封锁、发展数字伙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一)

2022年6月2日晚,由天津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验室(天津师范大学)与学院研究团队共同举办的“名刊·名师·名家与一线教师面对面”(第七期)交流研讨会成功举办。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本次会议,魏进平研究员主持会议,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师生及魏进平研究员领衔的“社会责任教育与社会思想动态调查研究团队”的校外部分成员等近300人参与会议。王义桅教授的讲课内容共两部分,以下是第一部分。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二)

2022年6月2日晚,由天津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验室(天津师范大学)与学院研究团队共同举办的“名刊·名师·名家与一线教师面对面”(第七期)交流研讨会成功举办。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本次会议,魏进平研究员主持会议,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师生及魏进平研究员领衔的“社会责任教育与社会思想动态调查研究团队”的校外部分成员等近300人参与会议。王义桅教授的讲课内容共两部分,以下是第二部分。

“一带一路”十年: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回顾与展望

自习近平主席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出数字丝绸之路以来,构建数字经济的新生态带动数字丝路建设的新增长,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了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和增长机遇。实践证明,数字丝绸之路为世界共同发展赋能,是积极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未来,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并联式发展思想的指引下,在“并联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激励下,数字丝绸之路契合数字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助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带一路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面临不少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传统安全挑战。从触发因子所属范畴来看,非传统安全可分为外源性、双源性以及内源性三类;从行为主体属性来看,可以分为非国家行为体、多元行为体以及国家行为体三类。各类非传统安全都需妥善应对,审慎处理。为此本文提出从国家、周边、国际三大层面参与一带一路安全建设的思路。

大国政治的悲剧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解析

本文在评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基础上 ,提出了把握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维度 ,即科学、假说和理念三层面及评判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层面 :作者个性—国家性—时代性。着重指出 ,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的理念层面是把握其本质的关键所在 ;作为理念方面在国家性的重要体现 ,米氏理论和其他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一样 ,是美国例外论的又一展示———国际关系理论是解释美国之外的国家行为的 ,美国例外———这正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

“中国梦”也是社会主义梦

中国梦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发展到"成为你自己"阶段时的集体认同。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国家、东方文明古国、发展中新兴大国等多重属性,中国梦的内涵也包括社会主义梦、文明复兴梦、国强民富梦等多重内涵。中国梦的提出,宣告"历史终结"的终结。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历史低谷逐步走向复兴的过程。中国梦的成功实现,必然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破除了西方发展模式、制度与价值为普世发展模式、制度、价值的神话,鼓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是一种运动、一种制度、一种理念。中国梦作为社会主义梦的主要表征是对内追求共同富裕、对外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必将复兴社会主义运动,激活社会主义制度,唤醒社会主义理念。在世界发展失衡、失范的今天,我们尤其要挖掘中国梦作为社会主义梦的内涵,为人类公平正义做出应有的和更大的贡献。

论“中国之治”的内涵、特点及进路

近年来,世界陷入新一轮的治理困境,西方标榜的自由民主制度愈发失灵,由此带来了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兴盛与全球治理的失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展现着巨大的活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为坚持“四个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同时“四个自信”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之治”提供了一种路径。“中国之治”根源于政党之治,体现在大国之治,本质是人民之治,承载着文明之治。中国之治实现了创新性与制度化的统一,全局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特色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中国之治”的实现,立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有机统一,也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有机统一。未来,“中国之治”应为世界提供新的治理模式样板,引领“世界之治”的实现。“中国之治”正将“传统中国”“现代中国”与“全球中国”连接起来。

“一带一路”的国际话语权探析

中国崛起须迈过软实力这道坎，跳出超越中国特色、超越历史文化、超越近代、赶超西方的逻辑，致力于提出解决人类共同关切的时代方案。“一带一路”倡议为此提供了希望，其可行性在于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国际公共产品需求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从纵向维度来看，“一带一路”超越全球化1．0,2．0版本，打造全球化3．0版本——包容性全球化，重塑历史话语权；从横向维度来看，“一带一路”在21世纪复兴“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推行新多边主义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助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文明古国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共同复兴，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如贫困、贫富差距等重大普遍性挑战，开创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一带一路”正将中国的规模优势、后发优势、历史文化优势通过制度优势实现倍增，并转化为结构性权力与制度性话语权．

论“一带一路”的历史超越与传承

"一带一路"倡议既继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古丝绸之路精神,又在空间和性质上超越了古丝绸之路,从"时代性""先进性""开拓性"三个方面对古丝路做出了创新性发展。"一带一路"由中国发起倡议,强调沿线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标准、技术的对接,逐步建立起欧亚非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现的是"丝路"沿线国家多对多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是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必然逻辑,也是文明复兴的必然趋势。"一带一路"并非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它从包容性、性质、内涵、方式以及实施周期等方面均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开创了21世纪全球化新模式。

西方质疑“一带一路”的三维分析:心理·利益·体系

西方对"一带一路"的质疑既呈现无知与偏见,也有利益驱使、趋势担忧,反映出西方不习惯、不甘心中国领导世界,不认可、不看好中国发展模式及其国际推广。概括起来,有三大质疑:一是对世界的质疑:未来几十年世界面临不确定性,质疑是对自身不确定性的转移。二是对中国的质疑:1)意图质疑:过剩产能倾销?中国改写国际规则?2)套路质疑:中国把国内那套带到国外?3)能力质疑:中国模式本身能否持续,国外能否推广?4)结果质疑:中国主导?中国中心秩序?三是对"一带一路"本身的质疑,包括:1)性质质疑:"一带一路"是公共产品还是中国战略?2)路径质疑:开放透明?规则导向还是发展导向?能否坚持公平竞争?3)方式质疑:"一带一路"如何融资?能否坚持高标准,如环境标准、劳工标准?与现有机制什么关系?4)效应质疑:如何评估"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效应?如何处理地区领土争端?一国一策会否导致歧视性安排?5)有效性质疑:"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克服种种风险?6)后果质疑:"一带一路"是否制造债务危机?如何事先评估?本文从心理、利益、体系三个维度对此做了一一剖析,并提出了应对建议。

“一带一路”能否开创“中式全球化”?

丝绸之路衰落推动欧洲人走向海洋,开创海洋型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单向度全球化。核心-边缘分工体系,文明的等级秩序,区域化与全球化矛盾导致全球化悖论,酿成今天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现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从参与到引领全球化角色的转变。通过倡导文明的共同复兴、开创文明秩序、实现陆海联通和全球化的本土化,建设绿色、健康、智力、和平丝绸之路,共商、共建、共享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扬弃了西式全球化,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给全球化注入中国色彩,将来可能或正在开创"中式全球化"。

“一带一路”的文明解析

从人类文明史看,"一带一路"将修订内陆文明从属于海洋文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西方中心论",重塑均衡、包容的全球化文明,推动欧亚大陆回归人类文明中心地带,开创"天人合一""人海合一"的人类新文明。从中华文明史看,"一带一路"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三大转型: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信息文明,从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从地域性文明走向全球性文明。"一带一路"所折射的文明自信与文明自觉,充分展示了从理念、哲学到途径等各方面的中国智慧,正开启"三五效应":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推动传统中华文明的转型;五百年未有之变局——推动近代人类文明的创新;五十年未有之变局——推动中国梦的实现,开创人类古老文明复兴与转型并举,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