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回升的公共政策:约束、激励和扶持

低生育问题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社会难题,为了治理低生育率问题,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单独二孩”“全面两孩”和三孩政策,各地政府积极跟进,但收效甚微。如何才能够使生育率得到回升呢?由于生育是关乎亿万家庭和国家发展的大事,既是个体民生又是国家兴衰、民族复兴的公共性事务,生育问题也就成为具有公共性的问题。通过梳理国内外应对低生育率的公共政策实践经验,总结分析当前我国推升生育率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基于公共政策视域研究认为,需要通过制度、文化的建构和形塑,在约束不生“源头”的基础之上与“激励”和“扶持”个体生育需求相结合,系统性多维度协同促进生育率回升到适度水平。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与区域产业发展

未来30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需要雄厚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需要一个相对完整、自主、庞大而丰裕度较高的产业体系予以支撑。深入认识人口增长时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在产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更好地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丰裕度。为此,本文基于文献析出方法从理论上阐释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依据自身人口规模进行专业化与多样性选择的情况,并且存在两者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选择以地级市和城市群为观察样本,采用两步广义矩模型(GMM)、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在一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其他条件下,区域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变动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的回旋效应和具体作用。研究发现: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倒“U”型;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多样性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U”型;在区域产业专业化、多样性集聚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原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和多样性效应得到充分释放,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的多样性效应更加明显。这充分说明在拥有巨大人口规模形成的超大市场和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且国土广袤的前提下,各个空间单元(行政区域)可以根据自身禀赋优势和人口规模,在国内大市场中选择更适宜的产业集聚模式,即专业化和多样性,从而实现区域产业分工协调发展,如此便能够在总体人口负增长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异明显的状态下,保持全国产业体系完整和基础性产业丰裕度提升。这一结果充分证明巨大的人口规模以及各个区域合理的分布使我国在区域产业专业化、多样性和产业体系完整性方面具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当然,人口规模回旋空间效应的释放不会完全自动形成,需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要素流动,破除行政壁垒;人口需要朝着规模稳定、素质提升、结构均衡、分布合理和世代赓续的高质量发展方向和轨道转变。只有人口高质量发展才能够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更多的新动能。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景象与支撑、约束与破解

不同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前提下,通过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需要以自主、庞大、完整的产业体系,完善的城市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体系,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支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仅会面临人口规模巨大和生育率过低带来的种种挑战,同时还会受到资源和能源存量不足、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等方面的制约。对此,要大力推进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保障能源供给,加强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环境承载力,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友好国际环境。

中国区域产业转移中人口规模的回旋作用

在人口负增长、区域人口增减分异背景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将来自产业升级和体系逐步完善,而区域之间产业顺畅转移实现分工细化和协作是重要前提。那么,在新人口发展态势下实现产业空间转移的优势是什么呢?为此,测算得到人口规模潜能指数以及区域之间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及技术密集三种类型产业转移程度,并以此为基础实证分析国内区域产业转移中人口规模和本地市场容量的具体作用。研究结论是: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从东向西梯度转移、东部资本密集型产业呈现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区域向外转移、技术密集型产业呈现向东部聚集发展的态势。第二,区域人口规模是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显著影响因素,而对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无显著影响;市场容量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决定因素,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无显著作用。第三,人口规模可以通过影响本地市场容量而推动产业转移。由此延申:巨大人口规模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回旋空间,未来应从人口数量、人力资本及人口集聚三个方面激发巨大人口规模潜能优势并保持足够的市场容量;继而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作用实现国内区域之间产业转移,达到区域产业分工协调,提高区域产业专业化水平、产业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人才红利形成机制探析

人口负增长下人才红利的形成机制和充分释放将是保证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行政举办者(政府)、资源配置者(行业企业)、技能主体(人才)、支持枢纽者(职业院校)等构成了整体人才红利形成和获得的主要利益相关方。现实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人才资源配置失序、市场调节不健全、政府与市场协同不力、区域间政策说服力低、人才自身定位出现偏差等诸多问题。本文在分析和权衡各方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以“政府引领,市场参与,人才本位”为原则,从组织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制度保障机制、人才服务监督机制等方面构建协调有效、全方位、多形式的常态化机制,旨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选取2007—2021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ML指数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检验人力资本对GTFP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本地GTFP的影响呈“U”形,对周边地区GTFP的影响呈倒“U”形。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对本地GTFP的影响中起遮掩作用,而污染排放强度起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不同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污染排放强度区间内,人力资本对GTFP的影响均具有单门槛效应。人力资本对GTFP的溢出效应均呈倒“U”形,但本地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GTFP的本地效应呈“U”形,对中部地区GTFP的本地效应呈倒“U”形,对西部地区GTFP的本地效应不显著。因此,应着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引导人才合理流动和区域人才协作,提高其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为绿色生产和技术进步提供人力资本保障。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家庭消费的异质性研究

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居民消费主要是以家庭为消费单元进行的社会活动。针对家庭消费动力提升问题,文章选取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划分出不同的家庭类型,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与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进行检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家庭之间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家庭的消费水平主要处于中低层级,仅有少部分年轻家庭和中年家庭的消费水平处于中高层级;整体来看家庭的生存型消费偏向中高层级,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偏向中低层级。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推行鼓励家庭消费的政策,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加大家庭能力建设,降低家庭在“一老一小”方面的负担,促进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向高层级优化,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土地财政、市场化改革与育龄人群生育意愿——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经验证据

土地财政和市场化改革是理解近中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线,两者不仅形塑和引领了宏观经济运行与社会结构变迁,更深刻改变了微观个体的行为决策。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并结合多种宏观数据,从经济制度演进的宏观视角探究土地财政、市场化改革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和意义。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通过抬升房价、抑制政府民生财政支出、阻碍民营经济发展、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2)市场化是一种有利于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增长的经济制度,它能有效提升育龄人群的社会信任感、生活满意感,进而对生育意愿产生正向激励作用。(3)在土地财政与市场化改革的交互影响下,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抑制了市场化改革的生育意愿促进效应,导致育龄人群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研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瓦格纳加速期”,低生育问题呼吁政府应及时转变投资型财政的发展策略,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人口活跃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从30多年我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看到一个事实,较发达地区人口在不断流入、人口素质在提高、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且负担小。以人口素质、人口流动聚集、年龄结构等为表征量的人口活跃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为了准确判定这三个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的具体作用和对要素效率的影响,本文从多维度将三个因素综合为一个指标——人口活跃度指数,并将此指标引入生产函数,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人口活跃因素无论内生作用于资本,还是内生作用于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均有较大影响。表明人口活跃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仅总体上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于生产要素的效率有着显著影响。因而在未来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要充分利用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区域人口有效流动,提高人口素质尤其劳动力人口素质。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

对未来劳动力供给进行准确预测判断将有利于我们未来就业政策、现实人口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科学制定,也是对未来人口与经济形势准确判定的依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劳动参与率年龄模式变动以及受教育水平提高影响的基础上,对未来劳动供给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如果不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到2016年将达到从业人员的高峰7.58亿,其后持续减少,到2050年前后减少到6.4亿;如果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我国的就业高峰将出现在2022年前后,到2045年以后,劳动力供给将大规模减少。届时劳动供养人口将会大大增加,这必须引起当代人在规划人口发展时的重视。

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兼对中国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认识和判断

通过对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判断目前刘易斯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需求将会不断增加，而持续的低生育率将会导致未来劳动供给减少。为了对未来劳动供需关系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判定，采用生产函数法，设计高低两个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方案，在给定经济增长速度下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未来资本存量的增长，结合对TFP给出相应假设，测算得到未来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已有的劳动供给预测结果，即可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求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将在2015～2020年前后出现。因此我国未来宏观经济发展应该适应未来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

人口城镇化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效用发挥影响的分析

通过在对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口城镇化变量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检验分析,揭示了人口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具体作用和作用途径。检验分析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人口城镇化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都有积极的促进;以人口城镇化所反映人口聚集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主要体现于物质资本的人口聚集效应,而人力资本的人口聚集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在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应该注重人力资本要素的效应。

中国老年失能年龄模式及未来失能人口预测

老年失能模式及失能水平反映了人口的健康状况,其变化趋势对照护服务需求和供给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2002-2014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为基础,利用参数区间估计思想和非参数法测算得到不同类型的按龄老年人口失能模式,预测未来老年人失能规模和结构的状态及发展趋势。结果显示:第一,不同人口状态下的老年失能年龄模式不同。其按城乡和性别分类的失能模式呈指数型增长曲线,而按城乡和不同失能程度分类的失能模式则表现出异质性,轻度失能的老年失能模式为线性式增长曲线或指数型增长曲线;中、重度老年失能的年龄模式则为“J”型增长曲线。第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和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加,未来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将不断扩大,65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将由2020年的1867万人左右上升至2050年的5205万人左右;失能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持续上升,2050年失能人口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3.68%。因此需重视高龄失能照护服务需求,也要及早制定政策防止老年人过早失能。

中国农村家庭老年人来自孩子的经济收入分析

提出了一个农村老年人来自孩子的经济收入(支持)理论函数,阐明家庭养老与孩子规模和孩子质量关系。并利用调查获得的实际数据予以检验和证实。

中国各地区妇女生育水平差异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兼对1990—2000年期间各地区生育水平下降因素考察

本研究构造了人口流动强度和城镇化指数分布法对全国漏报的538万多0岁人口进行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分配,将漏报出生回填后,估计并以之得到各地区200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在此基础上对总和生育率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政策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各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差异一方面来自政策水平的差异,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差异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区妇女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也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略大于政策的外生作用。

医疗保障和人口健康状况对大城市劳动供给影响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本研究通过对深圳市人口健康状况和医疗保障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判断出医疗保障的发展促进劳动供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协调医疗保障与劳动供给,防止过度保障降低个人劳动供给,积极应对大城市未来人口发展中劳动供给减少的可能,并降低未来可能的财政压力。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东部与西部比较

通过对中国东部、西部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人力资本在不同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具体作用、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存在的差异是造成东部、西部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20多年来对西部基础建设投资的忽视和制度的缺失使得西部很难跟上东部发展的步伐。西部在加大基础投资和建设的同时,更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与积聚,并且在人力资本的拥有量上首先要赶上东部。

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与调整——基于公共政策视角

我国妇女生育率已经稳定在更替水平之下20多年且将持续运行。文章从公共政策视角出发探究在低生育水平下未来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取向,研究结果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效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新的人口形势下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从公共政策效用来看,现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其他公共政策需求压力增大,带来一系列较高的执行成本,需要适时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把握好公共政策的整体性和预见性,使计划生育工作和政策可以发挥积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促进和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家庭贫困-富裕度研究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处于初级水平,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完善,在贫困地区大多数老年人由于缺乏收入和服务保障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因此他们是当前最需要关注的群体。然而,了解贫困地区老年人家庭的贫困状况和致贫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为此,文章利用"河北省贫困地区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老年人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对老年人家庭的致贫原因进行Ordinal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第一经济来源以及家庭规模等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家庭的贫困-富裕度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