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治理现代化:技术、管制与民主

网络社会管理与治理现代化主题同时出现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治理目标之中。网络社会是中国自由民主秩序进程的重要技术前提,但同样遭遇了实体社会的管制主义困境。随着中国互联网公共化与政治化的深度发展,官方与民间在该技术平台上的治理博弈将更加频繁和深刻,议题也将超出互联网本身而直接勾连实体社会。在自上而下的层面,一种寄托于传统治理逻辑的网络管制主义正在强势介入互联网秩序建构,典型表现是以"网言入罪"为代表的刑事严打策略和以"新浪删帖"为代表的管制外包策略。在自下而上的层面,地方治理主体和民间社会在公共行政改革与公民参政实践中逐渐呈现出一种适度开放的网络参与主义,形成中国公共治理改革的有益增量。未来的网络时代治理现代化将是技术日益发达背景下的管制与民主的复杂博弈与互动,有可能通过互联网治理创新反馈调节实体领域的治理过程,但也会继续受到实体治理逻辑的刚性限定。

中国宪法学脉络中的政治宪法学

近年来兴起的政治宪法理论在学术对话与学术批评视野中遭遇诸多误解,这与其自身的内部张力及学术建构不足有关。面向中国宪政转型的政治宪政主义进路应坚持八二宪法的成文宪法前提,摈除非常政治的政治宪法理论的影响,侧重从成文宪法内部的转型政治和常规政治的脉络中寻求有关的理论与制度方案。政治宪政主义以"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为规范基础,并发展出具体的八项制度原则。只有这些原则得到具体制度的和谐融贯的支撑,某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宪法结构"在宪法性质上才构成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且其转型政治或常态政治才可能获得共和主义的健康的滋养,从而使得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基于宪法的政治生活真正获得理性化与结构化。

香港基本法与国家建构——回归二十年的实践回顾与理论反思

香港回归二十年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中期时刻",也是总结与反思这一宪制创新工程的重要机遇。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第一个正式的基本法律,在保障平稳回归的同时,亦为回归后二十年香港繁荣稳定、高度自治及与国家的互惠互动提供了坚实的宪制保障。但由于香港殖民历史及其遗产的复杂性以及香港制度模式所具有的西方因素,香港的"人心回归"及与内地、国家的制度整合过程遭遇到了多层面的问题与挑战,发生了占中对抗、旺角暴乱、港独宣誓等一系列超越基本法秩序及背离一国两制初衷的激进行为,港独分离主义在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年本土派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威胁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整体权威。香港基本法在法理学层面亦遭遇到本地司法与国家法理之间的错位和冲突。香港基本法的国家建构之维在价值与制度上未能充分展开,中央管治权与香港自治权及香港社会的有机性宪制连接未能充分建立。但一国两制作为一种科学的宪制方法论,香港基本法作为具有高度弹性及可塑性的宪制安排,在面对当前多重挑战过程中亦逐步积累起新的认知、共识与制度经验,加之国家经济战略拉动与依法治港的理性深化,2017之后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准确实施仍然可以相对乐观地加以预期和规划。

分布式控制系统稳定性分析及控制器设计

针对存在总线通信时延和掉包的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分别进行了时延和掉包情况下的系统建模和稳定性分析;利用增广离散化方法将时延系统转化为增广无时延模型,利用迭代方法将数据掉包建模为一定掉包界内的切换系统;分别提出时延和掉包条件下系统的稳定性条件,并通过求解线性矩阵不等式确定系统输出反馈控制增益;最后比较了基于保持输入和重构增益的2种掉包补偿措施。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基于时延的反馈控制增益设计和重构增益掉包补偿措施,可以保证分布式发动机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并获得最佳性能。

政治正当程序——阿克曼的政治宪法理论及其启示

阿克曼的二元民主理论构成了一种关于宪法的政治正当程序理论,其对美国宪政史关键时期的结构性解释及其概念/话语体系对中国宪法学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冲击。国内的政治宪法学以不同的形式接受着阿克曼政治宪法理论的影响,在阿克曼的启发下试图对中国自身的宪政史提供一种"整全主义"解释,从而在学术品格上与所谓的宪法教义学颇有差异。阿克曼政治宪法理论中关于宪法政治的程序理性、人民的政治价值、宪定机构的制度效用、司法审查的功能定位对我们更为"整全"地理解美国宪法及其运作体系提供了更接近"历史"因而更接近"真相"的宏观图景,回应了其自身建构美国特色宪法理论的总体学术意图。阿克曼的理论激励我们进一步思考拓展宪法时间观与政治类型,重构政治宪法学的规范基础。

一国两制、人大释法与香港新法治的生成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次释法以主动方式进行,再次打破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中的提请启动程序,对香港司法构成宪制性监督与指引。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一国"相关条款与法益的制度性守护机制,人大释法权在澄清立法原意、矫正香港司法裁判法理学之地方性偏颇、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整体秩序层面有着明显的法理正当性与积极的宪制功能。本次人大释法应对香港立法会宣誓带来的宪制危机,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呈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规范内涵与规制功能,有效规制了香港基本法框架内的选举秩序与宣誓秩序,成为香港高等法院解释本地法例及作出司法判决的有效准据。人大释法权是活化"一国两制"宪制结构与法理关联、监督和矫正香港自治权内部"司法至上"带来的宪制权力失衡,以及更好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完整准确实施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础性宪制安排,其"适度常态化"有助于塑造香港新法治形态,平衡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内部的多重权力与规范价值。人大释法权的合宪行使亦对内地依宪治国之制度设计与突破具有某种原理和经验之启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中国-东盟关系新论

以中国-东盟关系为主线之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秩序探索的一种典范建构。中国-东盟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区别于一般国际关系规范的亲缘性和历史认同基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该区域典范建构的关键基础。但东南亚区域也是西方近代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的重要承载区域,西方文化和制度霸权仍有强势影响,民主全球化与西方经贸网络仍有支配性和整合性优势。这些西方殖民遗产和影响机制主要服务于西方霸权利益及政治经济的具体利益,甚至作为遏制中国影响力以及中国-东盟重建紧密互动关系的对抗性工具。就中国国家利益和东南亚区域整体利益而言,紧密的历史文化渊源、不断扩展的纵深经贸关系、不断推进的区域安全合作网络以及中国市场和中国“一带一路”的整体吸引力,正在推动东南亚区域的“东方式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赋予这一切发展趋势和未来愿景以坚实的哲学基础和共同价值观根基,并引导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建立有别于西方霸权文化和经济宰制体系的和平发展新范式。对东盟体系及其内部的分层化和治理复杂性也需要强化国别区域范畴的精准化研究和知识储备,并在法律体系上增强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将中国-东盟关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是中国打破西方“印太战略”围堵和战略竞争隔离、建构区域和平发展新秩序的重要战略杠杆,符合民族复兴的大局观和战略整体要求,且有着广阔的实践空间和光明前景。

基本法秩序下的预选式提名与行政主导制的演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政改的决定为特首普选提供了新的法律基础,延续并强化了政改以基本法与人大决定为严格法制框架的基本法秩序主义。这一决定具有保守渐进的法治特征,没有为泛民派诉求的公民提名或国际标准给出适当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治港方略从消极不作为向积极干预的转变,但这一干预并未超越基本法秩序轨道,是对基本法秩序的严格执行与守护。人大决定给出的是一种"预选式提名",这是由机构提名的法律属性以及提名委员会对选举委员会模式及其功能代表制基础之总体继承性决定的,由此构成一种作为"循序渐进"原则下政制发展阶段性框架的"预选-直选"式普选模式,而对功能代表制的基础性反思与重构则不在本轮政改范畴之内。这一保守性普选框架意图在于:以中央外部权威实质性干预确保香港的特首忠诚与"行政主导制"。这有可能造成泛民派更广泛的政治不合作及其在立法会内的优势发展,从而造成更严重的政府管治困难,推动行政主导制向有利于立法会方向的权力均衡体制演变。疏解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建构香港的执政联盟体制机制。

中国香港国安法背景下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回应

中国香港青年社会运动中存在的激进因素,是由中国香港独特的历史、境外势力插手以及中国香港青年教育背景决定的。中国香港青年社会运动的极端化暴露了中国香港青年在国家认同方面的薄弱状况及中国香港国民教育的缺失。中国香港国安法是中央依法展开拨乱反正的关键一步,开启了“一国两制”制度丰富发展的新时代序幕。在中国香港国安法实施背景下,中国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仍存在挑战,中国香港教育异化及其对中国香港青年价值观塑造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征,揭示出中国香港教育范畴的治理整顿迫在眉睫。中国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为“爱国者治港”与中国香港拨乱反正提供了法治前提和操作思路,为解决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难题获得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规范性重构,需要智慧、定力和正确有效的工作方法,对中国香港青年政治心智的再教育和有效引导,是新时代下“一国两制”不可回避的重要实践课题。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美新冷战、西方缺失与世界秩序重构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经受民主规范检验和民意问责,其败选具有象征性意义,但并不表明特朗普代表的选民与政治精神退出美国历史舞台。美国霸权作为西方历史霸权的巅峰形态,在逻辑上无法接受中国的决定性崛起和权力分享,也无法在“民主规训”中国失败之后继续接纳中国作为战略合作对象与国际体系内成员。中美关系和解与所谓“蜜月”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但也随着中国自身经济成长和政治体系的自我成熟而陷入崩解。新的中美关系以竞争和冲突为主调,贸易战是起点,更为全面的新冷战是趋势,而特朗普主义加速了这一关系质变的进程,拜登时代或许可以适当回调关系而产生一个短暂的中美缓和期,但长期的斗争性和风险性不可逆转。与中美关系变迁并行的是西方缺失,这体现了欧式焦虑,联欧制美可以作为维持和巩固世界多边主义秩序的长期策略。中美关系是定义21世纪全球秩序的宏观权力关系,需要我们具备超强的文明自信、制度创新力及斗争艺术,在更加坚定的中国道路和更加开放的改革进程上与世界共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打通内外发展的双循环,激发和塑造未来世界秩序的中国元素和价值观。

超越形式法治论:中国行政法治路径新探

行政法领域的"新行政法"和"实质法治论"的理论探讨确实构成了对传统的"形式法治论"所立基的"依法行政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的有力挑战,通过将"民主"接纳入现代行改过程和司法过程,共同提出了行政法治的"民主化"命题,这就提供了中国行政法治"包容性增长"的可能性。

宪法序言: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八二宪法有着长篇幅的序言,这给以司法适用为导向的狭义宪法解释学带来了理论困难,也给以人权规范为核心的规范宪法学带来了体系整合与价值协调的难题。如何认知和处理宪法序言的效力及其与宪法正文的关系,成为一个严格的中国宪法科学问题。在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与中国宪法语境下,宪法序言的主要功能是对体制的合法性论证,既包含历史合法性维度,也包含政治原则的规范维度,包含了规定并塑造中国宪法权力结构与权利体系的"根本法"规范,充当了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宪法序言对社会主义特定的政治安排予以吸纳,在体系上要比经典的近代宪法更加繁杂,其规范形态还有待进一步演化,但其规范性不容忽视。宪法序言构成了理解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对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模式与原则论证理路的精准与合目的之解释,有利于真正建立中国的宪法科学理论。

新中国70年的宪制秩序变迁:从革命法制到全面依法治国

宪制秩序变迁是中国现代化与国家建构进程的主导性线索。新中国宪制秩序肇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毛泽东宪制思想和共同纲领制宪实践为宪制起点,历经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而抵达作为真正“改革宪法”的八二宪法。新中国宪制秩序以人民主权、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为不变的根本法,以不同宪法文本及其具体宪法律秩序为内容构成,对70年来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的法治互动及其制度网络的成熟起到了根本法的保障作用。“改革宪法”具有典型的政治平衡性和法治协调性,对习近平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及对外战略起到持续支撑作用。围绕“改革宪法”存在不同的理想图景和政治取向,我们需要始终注意维护这一宪法的原则、限度及其平衡性,避免极端化的冲击和改造。新时代宪制秩序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旗帜,以2018修宪新秩序为规范框架,试图建构一种完备自主且对外开放的中国宪法新秩序,其发展前景依托于“一带一路”具体实践及其政治哲学的理念准备和规范导引,而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宪制方向不断寻求共识和进展,从而将中国宪法再次带入世界文明制度的中心。

新君主制与中立性权力——评贡斯当《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中的政体设计

贡斯当以"自由古今"的历史社会类型学启发了伯林的自由概念,为自由主义建构核心范畴提供了基础性支撑。贡斯当的贡献不限于此,其关于政体设计的"秩序理论"同样影响深远。面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秩序重建难题,贡斯当提出了"中立性君主"学说,设计了法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模式,在理论上期待一场法国式的"光荣革命"。这一设计具有"复合代表制"的理性内涵,是传统君主制与分权式共和制的合理整合。这一思路启发了19世纪下半期欧洲的国家学说,并在20世纪初引导施米特建构了总统护宪理论,同时间接影响了凯尔森关于违宪审查权的结构性思考。贡斯当的"复合代表制"理论对于中国的政体结构完善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定位及其合理化需求

《纲要》和《决定》基本体现了中国建构法治政府的理论逻辑和制度架构,其中关于行政决策程序的基本框架尤显突出。行政决策程序需要在行政国家时代的新式法治框架下获得规范定位,其在体现现代行政回应性伦理的同时,也产生了超越形式合法性的合理化需求。这一需求结构大致可以分为相互制约和补充的三个层面:回应规则化需求的行政自我立法、回应理性化需求的专家作用以及回应民主化需求的公众参与。负载有限政治功能的行政决策程序建构有利于探索一种适合中国法治转型的"行政宪政主义"。

东方法律主义与中国法的重塑

由美国新锐学者络德睦所著《法律东方主义》一书,在2016年由魏磊杰译成中文并出版后,引发了我国法学界的热议,"法律东方主义"这一表达日渐进入中国法律学人的日常修辞之中。之所以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力,原因大体有二:其一,作为一种话语的"法律东方主义",因为涉及面宏大,议题性强,既能突破部门法的知识区隔引发法律人群体的讨论,亦可为不同立场之学人所借用,以资表达自身的政治偏好与倾向;其二,中国硬实力的不断提升,客观上也要求在软实力层面与之匹配,在知识生产中,更多地彰显自身文明的主体性,而作为"法律东方主义"之反题的"东方法律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堪与这种时代的诉求相契合。法律东方主义造就的结果往往是作为主体的西方人可以不自知地声称拥有对中国法的最终诠释权。对于这样一种垄断性的话语霸权,不对其进行反驳是不可能的,但反思甚至反驳并不等于就是简单地否定。之于未来中国,这种"重置法律现代性"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迈向"东方法律主义"的话语反转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在现有基础之上如何建构中国新法治体系话语的问题。建构中国新法治体系话语,绝非鼓吹学术义和团式的自我差异化,借此否定法治本身的"内在规定性"而填塞进其他东西,而只是意在对既有的褊狭的原教旨主义式的西方法治观念进行检讨与反思,以期为人类法治文明之精进开启另一种可能。本专题包含5位学者的短评,大体是对这一议题最新思考之结果,虽彼此之间论述视角与阐释逻辑各异,但最终的理论导向可谓异曲同工。诚愿这些点滴思索发挥抛砖引玉之效果,促发我辈学人能为中国法治之未来贡献更多的心力与激情。

共存而优先——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理论

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在《政治宪治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治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贝拉米从权利冲突的性质入手,批评了司法审查的权利论基础,赋予了权利冲突及其解决以政治性质。在规范基础上,贝拉米接续了当下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念,对政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铺排并最终指向一种确保平等和参与的民主框架。贝拉米在理论上并未根本拒绝宪法政治,但认为常态政治本身就具有宪法意义和优先性。这样一种更为平和的"常态政治宪治主义"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中国当下的宪治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

香港国安法与“一国两制”的法治巩固

香港国安法是“一国两制”制度建设的典范性立法,是中央管治权与香港自治权有机结合的制度尝试。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香港本地23条立法迟迟未能完成造成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不断扩大,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利益及香港繁荣稳定。中央直接立法是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的体现,也是负责任的国家制度保护行为。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体现了中央事权本质,依法承担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责任与特殊情形下的直接管辖责任,对香港特区有关国安执法机构进行监督和指导。香港国安法在立法和执行机制上均考虑了与香港本地法治和人权标准的兼容性,授权并信任香港本地机构承担大部分案件的管辖责任。特首指定法官制度不同于基本法上的法官任命,也不损害香港司法独立,既是行政主导的体现,也是国安司法机制建构的需要。香港国安法将为香港带来法治、民主、融合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面上的光明前景,是香港繁荣稳定及“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制度奠基石,是香港基本法秩序的有效扩展与丰富,也是全面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亮点。

“八二宪法”与中国宪政转型——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

司法宪政主义以美国模式为典型,逐渐扩展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宪法实施模式。中国"八二宪法"建立了宪法的政治实施模式,但未充分制度化与程序化。中国宪法学界效仿美国宪法学,以"齐玉苓案"为契机,推进"宪法司法化",却遭遇根本性失败。通过对中国宪政模仿"司法宪政主义"的这次失败经验进行考察与分析,对相关思路与理论基础进行检讨,可将中国宪政转型的困境归结于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这一结构蕴涵着中国百年宪政进程的丰厚政治遗产,构成型塑中国宪法权力结构并直接决定基本权利之优先顺序与实现程度的"根本法"。中国宪政转型的真实命题可界定为如何促使这一"政治宪法结构"根据人民主权的根本原理获得理性化与制度化。

物权法草案涉宪争议观点评述与思考

物权法草案调动了宪法学界和民法学界最主要的学术资源进行了一定的对话和讨论。在“违宪论”与“合宪论”之间,各自所持的理由很不相同。物权法草案最重要的争议是其中的涉宪争议,这一争议既暴露了部分民法学者宪法意识的淡薄,也暴露了部分宪法学者以“理想宪法”或“观念宪法”替代“现实宪法”的理论操作。涉宪争议的实质是民法的法治主义与宪法的宪政主义之争,法治与宪政的辩证关系还没有被学界充分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