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期寄语

茶楼开张，首辑数篇杂文随笔，笔触轻松，内容却格外厚重，发人深省，迎得读者好评。本期数文本是茶楼开张前投来的，因路窄人多，只好排作第二期，但品质绝不逊于首辑。篇篇精彩，恕难一一评点，在此本人作为楼主，权且将拜读诸文后心得充作本期寄语。

儿童权利的文化解释

儿童权利保护在我国历来是置于附属和“未来”的位置上来考虑的。儿童权利及其保护所包含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其本身的价值,在整体上对人权的认知及其保护也会起到借鉴和促进作用。儿童权利的保护活动,使我们意识到一个与儿童社会相对立的成人社会的存在。成人社会在处理儿童权利上的任何一种误差和平等意识的缺失,都有可能导致儿童权利的忽视与剥夺。儿童权利的保护所依据的科学基础,成为与传统保守势力相抗衡的力量。

中国少年司法理念与实践的对接

少年司法理念怎样在现实中催生多种司法实践成果,如何实现司法理念与司法实践最恰当的转换与对接。其中存在着诸多理论碰撞以及司法实践的模糊行为,以此,应当自觉地接受科学理念的支持,去理性地开展司法探索,以解决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同时存在着的双重困惑。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建构的本土特征

青少年犯罪状况不能成为评价少年司法制度成败的惟一标准。同其他社会矛盾一样,青少年犯罪是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而它的出现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中国青少年司法制度架构应当有自己的本土特征。少年司法的目标是保护而不是惩治。因此,少年司法的一体化,由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少年司法不可能通过立法来开展,而只能首先通过局部的、分散的、正式与非正式、官方与非官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和长期的司法探索,向建立少年司法制度的目标进发。

“虐童”浅析

虐童入罪的讨论所需要具备的基本前提,就是对这一现象和行为的经验性描述,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主观立法所呈现的弊端。社会学和犯罪学应当成为主要的解释工具。国内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现在所做的是基础性的探索。廓清这一领域里应当涉及的理论模式和概念,同时清理政府和公众在观念上的误区也是一个重要任务。没有这种理论和观念上的重构,虐童现象的干预就仍然会停留在倡导阶段。

十四期寄语——生物本能与少年越轨

一、少年犯罪生物学研究的缺位 少年犯罪的生物学因素，始终吸引着学者们的目光。但是与一般罪因论的研究成果相比，少年犯罪在生物因素方面并没有更为突出的贡献。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和阿德勒的一般压力理论都是少年罪因论的著名成果，但基本没有涉及生物学原理，大都满足于对于未成年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对这种状况，笔者一直心存遗憾。

我国当前卖淫活动的共生模式(下)

二、当前中国卖淫现象的共生模式 所谓共生模式是以相互作用理论为基础的.在卖淫现象的诸多原因中,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仍然是其终极原因.以下列出三种共生模式,试图说明当前中国社会中卖淫得以生存的基本模式.

有关黑社会的若干思考

一、“官匪互动”机制 （一）“官匪互动”的标志本文中的“官”，指的是政府中的贪官，他们的行为不仅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代表了政府行为的负向特征。本文中的“匪”，指的是具有“帮伙”和“非法组织”基本特征的黑社会以及组织成员。

情绪及其对刑事责任影响的多学科分析

影响责任能力的不仅有知和意,也应包括情。情绪因素主要是通过作用于知和意来影响责任能力。对刑法上的情绪的分析应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但刑法上的情绪具有特殊的构成条件,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情绪才会降低责任能力,从而对刑事责任产生影响。情绪影响刑事责任的根据应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综合运用刑法学、心理学、犯罪人学、被害人学、刑事政策学的理论进行研究,才能做出合理解释。

犯罪学Vs刑法学——刑法学话语霸权之终结

对这两门学科的定位所出现的偏颇,造成了对刑法学的过度尊崇和对犯罪学建设的边缘化趋势。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犯罪学在全部刑事科学中的学科地位是处于基础学科和"前犯罪学科"的位置之上。犯罪学是一门实证与思辨相结合的学科,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论同刑法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刑法学需要以犯罪学的研究成果作为立法和司法的前提与基础。

“严而不厉”和“刑事一体化”——储槐植先生访谈

2014年7月，储槐植先生挚爱的燕园里清爽宜人。主持人依约走进燕园，被储先生和蔼可亲地让进家门，先生与主持人促膝谈心，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先生的采访。以下是采访实录。

冲突事件中的警察角色——以社会敌意研究为视角

敌意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不是对事件作政治上的定性,只是指事件得以发生的内在动因。将"社会敌意"这一概念作为观察警察与冲突事件的一个新视角,同时把它看作是一个中介变量,即社会敌意的存在方式、表现方式、发生机制以及严重程度都会对警察干预冲突事件发生重要影响。社会敌意是双向度的,可以对冲突的双方造成负面影响和侵犯后果。在冲突干预过程中,警察的角色扮演与社会敌意是在互动中完成的。对社会敌意发生过程中的诸种特性的认识是正确应对冲突事件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

中国少年司法理论与实践的亲历者——徐建先生访谈

2014年10月30日-11月1日，英国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中国华东政法大学联合组织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创新暨有组织犯罪及其治理国际会议”在中国上海召开。本期主持人依约拜访了我国老一辈犯罪学家、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徐建先生。徐建先生虽然已是耄耋高龄，却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身形敏捷，令人敬仰。

十五期寄语——公德重于法制

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认知中，最重大的误区就是以为法制可救国。三十年前，中国人开始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制定各种时尚法律，人人都信心满满地以为，那个两千年无法无天的时代已经终结，被制定出来的法律自然而然地就会被垒砌成中国法制的摩天楼。但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依然被缠绕在人治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十八期寄语——法律人思维之熵

我们的法学教育机器的终端产品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品质。卢梭把人看作是会思维的芦苇。那么我们的法律人是如何思维的呢？先让我们从思维模式上为法律思维做一个画像：安于现状，捍卫体制；严谨刻板，循规蹈矩；引经据典，法言法语；绝对主义，结论唯一；不问人文，不通实证；远离感性，拒绝联想；学域封闭，边界分明。

学术团体民转官

在中国,农村人上了城市户口,就好像一介书生考上公务员一样令人向往。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民间学术团体居然也会有农民进城的强烈冲动。近日,听到中国犯罪学会换届和下届会长候选人的官方背景,念及这个学会未来可以想见的结局,立即令人联想到前些年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一夜间转为官办学会，心中有一股由内向外渗透的悲凉。殊不知中国的犯罪研究发韧于斯（指新中国的学者们1979年始获准研究犯罪问题，并于1982年成立第一家犯罪研究学术团体——笔者注），当今中国诸多犯罪学大腕亦流连于斯，这是一片有可能全面展示中国犯罪学成果的学术平台。谁曾想到中国当代两个最重要的犯罪学学术社团，无独有偶，在几年间这么快就即将走完了她们作为民间学术团体的生命历程。

六期寄语——犯罪价值论的博弈

于志刚教授的《论犯罪的价值》其实是一部“批判书”，其矛头直指“犯罪有益论”，连马克思和迪尔凯姆也不能幸免，都被卷到这场官司之中来了。质而言之，这本书实质上是针对犯罪学界来的，因为力挺“犯罪有益论”并以此论点为理论基石的学者，都在这一领域里。于是储槐植、周良沱、肖剑呜、卢建平、刘广三包括本人的观点也都排入批判之列。

高起点 不间断 重实践——冯树梁先生访谈

2014年7月8日，主持人走进了冯树梁先生的书斋。冯先生虽然已是耄耋老人，但是身体非常健硕、思路非常清晰。主持人和冯先生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冯先生对中国犯罪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寄予了厚望。以下是采访实录。

中国企业家犯罪的文化进路——历史性抑商情结的现实展开

受贿罪在国有企业家中位居首位,依次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集资罪的全部是民营企业家,滋生出来的"官本位"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这种现状与传统的抑商情结有密切的联系,具有历史的巧合与现实的必然。抑商是为统治秩序和权力服务的,抑商情结可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价值紊乱的历史原因,国企民企的多种犯罪的实质是与制度性缺陷有密切的联系。

压力下的警察

“压力理论”可以对警察职业性质及其亚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警察职业环境中存在着比常人更多的负向刺激物。职业压力所产生的负向效应,也必然引起负向情绪。负向情绪所产生的紧张和焦虑,需要寻找适当的渠道予以渲泄。如果外部环境不能提供有效的适当的渲泄渠道,这种负向情绪就有可能以一种偏离职业规范、偏离主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