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与中国礼文化

儒家对"礼"作综合阐述,形成中国礼文化系统。中国礼文化包括三个主要礼义、礼节、礼仪。礼义,是礼文化的精神统率与核心意义;要实现礼又需要做到的行为的节制与规范,这就产生了礼节的德目;而礼仪则是礼的行为表达与仪式表现。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阐扬与践行,而《礼记》一书所阐述的礼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思想宝藏中的瑰宝。

中国“儒家社会主义”论析

“儒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与西欧和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诞生时间早、经历时间长,对古今中国的影响恒久深远。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高端纲领——大同社会论,及其低端纲领——小康社会论。“儒家社会主义”是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既有其理想的光辉,又有其空想的色彩。历史证明,惟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和谐进步的科学发展理论方为当代中国践行必胜的思想道路。

海运、海商、海军、海权——魏源世界意识中的“海国”理念

漕粮海运,发展海洋运输事业;发展"海商",倡导国际贸易;建立新式海军,强化中国海权。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强国"思想的逻辑主线。魏源世界意识中有一个"海国"理念,企望中国由"陆国"变为"海国",从"古代"变为"现代"。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

走出“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毕竟属于农业生产方式,与当代工商文明存在本质区别。当今倾力于改革开放,文明进步,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势必克服旧生产方式的“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势必对中国本有的封闭旧习、宗法制度、自然经济给予必要批判。回归“亚细亚”———尊重亚洲的历史特点,关切中国的现实国情,理性地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亚洲社会“基因潜质”的客观与历史的存在,深切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发展模式的关系,据此走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文化民族主义的三大理论——民族史学的视野

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先后提出国粹“国光”论———“文化民族”论———“文化本位”论这样三个前后相续的理论,而这三个理论依然可以用“文化本位”论统一名之。国粹国光论是这个理论的首发与开端,文化民族论则是这个理论的阐发与发展,而当文化本位论最后面世,民族史学理论的完整逻辑架构也最终告成。

日本战后新日本主义叙论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日本主义"为旧日本主义,而战败后的"日本主义"则为新日本主义。两个时期的"日本主义"都以"日本论"与"日本人论"为标识。自省—自信—自负,成为新旧"日本主义"共有的心路历程。总体而言,新日本主义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性质也随时而异,其早期的对战争的反省与中期的对"成功"的思考,曾给予历史以重要的启示,而后期的"自负"、"膨胀"意识的产生,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文化的现代评析

"亚洲价值观"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就是实现了儒家经济精神的更新,由旧儒家变成新儒家,由为农业自然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变成为现代工商市场经济服务,类似于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经济精神,从妨碍现代发展的思想阻力变为推动经济飞跃的精神动力。这样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本质要素。人们从这个意义上对"亚洲价值观"作充分的肯定,确保了亚洲经济的发展。源于儒家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核心要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亚洲价值观"也在不断更新发展中。

中国土地权演化及地主租佃、小农自耕模式的形成

中国战国之前有过"亚细亚公有制",此为井田制。而此以后,中国土地私有,出现大地产庄园经济、地主租佃经济、小农自耕经济等三种模式。至于明清,地主租佃制与小农自耕制成为土地制度主体。中国古代生产方式并非全然属于"亚细亚公有社会",至少说不典型。"亚细亚公有社会"特点仅存于印度、俄国等国。

中国历史运行与“人口—土地”

中国古代历史周期变化,其性质为土地文明运行,形成"人口—土地"生态链。古代调节手段已经失效,出路是转换生态链,从旧有的"人口—土地"链接转换为"人口—市场"链接。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无论胡适还是陈独秀都是反传统的健将。现代化必然要反传统,似乎成了铁的定律。然而愈是接近新世纪的来临,对传统的认识也愈益明确客观。在这方面,将“传统”明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思想者也越来越多,林毓生就是一个。他的一系列论文立论鲜明,努力将传统与现代化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阐说明白。他给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大启示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他确认“传统”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又认为光说传统是不够的,传统如长河,既从远古流来,必将旧高原的泥沙沉渣一起裹挟而至,势必不利于现代化。因此要有“创造性转化”,要有适应现代的“更新改作”。这样既接续,且又改造了传统,我们便因对传统价值的共识,树起民族的信心,获得民族的凝聚。

论儒家对现代化的调适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反抗而又不断调适的艰难曲折的过程。该文侧重讨论儒家的调适。对儒家调适的阶段、动因、方式、方向和前景作了分析。该文以“现代化共识”的形成和“新儒家”的诞生为界,区分了儒家调适的早期和晚期,认为“新儒学”形成以前,儒家的调适以“中体西用”为主要的调适方式。“新儒学”形成以来,儒家的调适以“创造性转化”为主要的调适方式。

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文化比较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早期改良派开展了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文化比较。他们了解世界大势,认识中国国情,寻找落后根源,探索前进道路,提出立工商、倡宪政、讲实学、立本体的热切要求,显示中国现代化先觉者最初的思想历程。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发展观叙论

梁漱溟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为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对“资本”的针砭入木三分,尤其对中国农村的观察细致入微,为其改造与建设,身体力行。他将中国定义为村落社会,也符合历史的真实。然而,他以中国属“村落社会”性质为理由,反对“商品”,质疑“市场”;反思“强国之道”,力主“农业立国”;阐扬“乡学”传统,倡导“孔家生活”,又说明他寓于“乡村建设”思想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具有迂阔空想的色彩。

陈白沙与明代心学

陈白沙与明代心学盛邦和陈白沙名献章，字公甫。广东新会白沙里人。自幻警悟绝人，读书一览辄记。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年）举广东乡试。翌年会试中榜，入国子监读书，旋受学於康斋先生。此后即绝意科举，筑春阳台，静坐其中，足不出户，专心致志于学问。成化二年（１４６...

傅斯年:批评主义史料学派的文化建设论

评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史诸学派 ,传统的说法是两大学派 :文化激进主义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学派。这样的划分较机械与欠科学。似可划分为文化守护学派、文化批评 (破坏 )学派及文化建设学派较为适宜。胡适群类是中国文化批评学派最有力与最有影响的积聚。他们从“破坏”入手 ,以期中国文化的彻底重构。他们的实证疑古的方法论即为此目的服务 ,并将此种方法运用于史学。傅斯年属胡适史学“猛将”之一。他主张中国文化“脱弃旧型入于新轨”,于“破坏”前提下重作新制 ;他对中国“性”、“命”说作全新诠释 ,倡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认真实践 ,做出成绩 。

章太炎亚洲观叙识

章太炎宣传亚洲文化,主张"国粹",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以"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他鼓吹"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但其所说的"国粹",不如说是"亚粹",其所言宗教,其实是佛教。他主张"亚洲和亲",建立民族纽带,"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而其值"五四"新潮席卷之际,孜孜于"亚洲古学",寄思于"旧日文明",则落后于形势,站到了新文化的对面。

“五四”前后中国文化反思思潮再析

"五四"前后,中国出现一股文化反思思潮:阐扬"东洋"精神,质疑"泰西"文明;沉湎旧亚洲的"村落",幻想"儒家社会主义"的重建;省察工商建国思想,重提"重农抑商"旧论;反思"富强论"的"过错",勾兑"安贫乐道"的"古义"。时至今日,重新观察当年反思主义,可以说是对于"反思"的"反思"。

生态文化学说与中国的文化期许——中日俄比较的视界

文化的多元取决于人类生态前提的多元存在。中国、日本与俄国不同的生态前提,决定了三个国家不同的文化期许与道路选择。中国属于"东亚陆缘"生态区,这就让中国人具有如下的文化期许与道路选择:坚持思想解放,坚持改革开放。中国要走的道路是面向太平洋的工商立国、市场立国、世界贸易立国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又区别于他国,与西欧不同,与俄国不同,与日本也不同。

近代日本的“德国学”及其与右翼思想的连接

通常说日本在亚洲最早进入“现代”,其实并非历史的真实。日本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举国所趋,实现的仅仅是经济上的成果,始终是“半现代化”国家。明治日本一面努力学习外国,同时又被国情所囿,出现弃英美学而崇尚德国学与国粹学的现象。其实,日本后来右翼思想泛滥,走上法西斯的道路,这和它当初崇尚德国学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