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子数据在反贪工作中的理解与运用

电子证据作为刑诉法新增的证据类型,对侦破反贪案件作用重大。反贪部门必须在实践中将其熟练运用。电子证据的运用必须以明确概念为前提,在掌握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设置科学、系统的运用步骤,才能使其服务于反贪部门的侦查工作。

我国司法人工智能建设的问题与应对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司法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人工智能的身影。在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号召下,我国司法机关纷纷建立了各自的人工智能办案系统。时至今日,人工智能建设在我国司法中已初具成效,大大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然而,人工智能在为司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例如,人工智能辅助定位与全面发展如何平衡?如何避免人工智能建设陷入"法定证据制度"误区?如何防范司法数据造假与智能算法的暗箱操作?等问题都有待解决。通过立法建立司法工作者终审原则与证据审核制度,配合科学合理的鉴真规则和统一现代化司法数据库保障人工智能建设的全面发展。同时,培养算法监督专员,规范算法制度,透明决策过程,明确人工智能工作失误归责制度,加强司法员工素质培养与考核监督,进一步规范人工智能的司法运用,确保人工智能从事司法工作的客观与公正。不断完善我国司法机关人工智能建设,为早日实现人工智能强国梦而服务。

行政权力监管元宇宙面临的风险与应对

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元宇宙概念风行于全球的资本圈与舆论界,引起了各国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我国行政机关对元宇宙兴起同样给予高度重视,并针对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以求充分发挥元宇宙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优势。然而,新兴事物通常具有两面性。元宇宙在集合了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讯等高新便利技术的同时,也会给行政监管带来风险。国籍淡化、运营缺乏公益性、AI技术霸权化、管理权限私有化等现有技术特性对行政监管的强制性、公益性、优益性、单方性等特征构成了威胁。必须通过健全元宇宙建设的行政立法指引、完善元宇宙建设外围法律监督的方式正确引导元宇宙建设。在保障行政权力正常监管的基础上,实现元宇宙建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目标。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的侦诉与审判关系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我国侦诉与审判关系应当形成以"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为基础,以审判标准为指导,以诉制侦、审制诉为制约方向,以服务法院审判为中心的状态。然而,目前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尚不符合这样的要求。例如,重配合轻制约、控审不分、检察监督不力等问题都严重阻碍了以审判为中心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司法机关应当通过构建公诉引导侦查的"大起诉"格局、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完善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贯彻"不告不理"原则等措施来保障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施行。

“钓鱼执法”的违法性探讨——以刑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交叉领域为视角

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化名）因搭载一名自称胃痛又打不到车的路人,遭遇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钓鱼执法＂,被扣车并罚款1万元。其后,一系列案例相继曝光,司机孙中界断指以示清白一事更是引起轰动。＂钓鱼执法＂的现象在过去并不少见,但是一直以来都少有人关注。表面上来看是因为社会舆论的关注度不够,而实质上则是因为人们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足。大多数人在碰到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实施＂钓鱼执法＂时,

社会变迁与新中国刑法发展的良性互动

新中国刑法从创设至今，已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雨历程。从最早的无成文时期，到1979年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的诞生，再到1997年第二部《刑法》的颁布，以及《刑法修正案（七）》的公布，我国刑法始终伴随着新中国的崛起而不断成长。法律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法律源于社会，就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它的发展与变化也必然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风险社会中行政犯罪的认定

一、行政犯罪的基本概念 传统大陆刑法将犯罪分为刑事犯与行政犯。意大利刑事人类学派的标志性人物加罗法洛（Carofalo 1852—1934）最早对二者进行了系统区分。在他的著作《犯罪学》中，加罗法洛认为各民族都存在某种具有同一性和进化性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由非基本情感和基本情感组成。前者包括祖国之爱、宗教情感、贞洁感、荣誉感等。对这些情感的伤害不被视为犯罪，因为它们只对作恶者本人及其家庭或国家有害，而并不危及整个社会；后者主要是指利他主义情感，这是唯一对社会关系重大的情感。它包括仁慈感、怜悯感、正义感和正直感几种基本类型。

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人员管理改革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随着员额制改革的全面推开，检察官与检察辅助人员的管理机制日渐完善，而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人员的管理制度却未得到同等重视。笔者认为，检察改革对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特别是司法行政人员职责及发展定位再认识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十分必要。

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改革与司法公正的实现——兼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8年新年伊始，最高人民法院就以“法释[2008]1号”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案件管辖规定》）。而且，2008年3月10日，即将卸任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论及“2008年的工作安排”时进一步强调，

从子弹到针头——谈法治社会下刑法对死刑犯的人权保护

2008年8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表态：“今年年底前，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全部实行注射执行死刑。”此消息一经发布，便瞬时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注射式死刑在现代刑法学界中被视为最为文明、最人道的死刑行刑方式，早在12年前就被引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之中。

简易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修改后刑诉法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必须派员参加简易程序案件的审理,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保障人权的功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目前,检察机关在应对简易程序的新要求时依然会面对缺乏统一标准、难以平衡效率与公正、庭审对抗性增强等诸多挑战。为了适应修改后刑诉法简易程序的变化,检察机关必须改变以往的观念,统一规范简化标准,保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在简易程序中得以贯彻。

私家侦探的刑法学分析与法律规制

2010年，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连续审理了十余起私家侦探犯罪案件。这次集中审理不仅吸引了广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同时也使得人们再次对私家侦探这一特殊行业进行反思。自1992年资深退役警察端木宏峪先生在上海开办中国第一家私家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以来，私家侦探这一行业便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来。时至今日，全国私家侦探所的总量已达到3700多家，

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进一步完善立法体系之我见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商业秘密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未公开信息”，尽管世界各国对其理解有所不同，但依法加强商业秘密的保护，已经成为共识。

关于完善介绍贿赂立法之浅见

介绍贿赂行为作为诱发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各国刑事司法所警惕的对象。我国早在1952年的《惩治贪污条例》中就将介绍贿赂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更在1979年刑法中将介绍贿赂行为列入行贿罪中予以规制。1997年新刑法颁布后，介绍贿赂行为从行贿罪中脱离，被专门规定在第392条中，独立成罪。南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介绍贿赂的惩治与预防可谓与口俱增。然而，在实践中，介绍贿赂犯罪的适用情况并不理想。

自动驾驶刑事风险研究——刑事追责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科技的发展,自动驾驶技术日渐成熟,其造成的事故也日益增多。在刑法领域,自动驾驶技术导致了一系列刑事风险,如犯罪形式转变、危害性剧增、隐蔽性增强等,值得司法机关重点关注。而在实践中,主体责任争议、证据规则立法滞后、因果关系紊乱、注意义务界限模糊、科创保障与量刑原则兼顾困难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自动驾驶刑事风险的预防工作。建议司法机关通过利用刑罚有效性原则排除主体争议;完善证据规则立法;利用客观归责论破解因果关系困境;借鉴信赖原则明确注意义务;参考企业合规改革,以合理分摊科技风险的方式排除妨碍,在防范刑事风险、维护司法公正的同时保证自动驾驶技术的正常发展。

行政诉讼中原告举证责任问题探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制度，但对于原告的举证责任则未作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解释》）、《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证据规定》）等司法解释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行政诉讼原告的举证责任制度。从诉讼法理论和行政诉讼的特点来说，由原告承担一定范围的举证责任不但是必需的。而且也符合行政诉讼的规律。由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于原告是否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及其如何承担举证责任均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对此问题有展开讨论的必要。

行政法视野下我国驰名商标认可制度改革

2009年1月22日，随着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一审审理工作的结束，历时半年之久的“三鹿奶粉事件”也暂告一段落。但是，它所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份判决书和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而更多的是对我国驰名商标认可制度的反思。我国拥有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几乎任何一件产品在投放市场之前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

对新公司法引入派生诉讼制度的思考

备受瞩目的新《公司法》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高票通过了，此次条文修改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引入了不少制度，诸如：独立董事制度、派生诉讼制度、累积投票制度等。在这诸多制度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派生诉讼制度，因为这项制度相对于其他制度而言，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受到了普遍的认同，且仍呈方兴未艾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