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特点及经验总结

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待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分析改革的特点并进行经验总结。国企制度变迁过程具有诱致性因素和强制性因素交互作用,但强制性因素起主导作用的特点。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经营者与政府反复博弈的过程。国有企业逐渐成为市场主体,最终实现同市场经济体制的契合是改革所坚持的目标;政府的明智抉择是民间的改革创举得以推行的决定性因素;正确对待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

经济学视阈中的社会资本——经济学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述评

自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以来,经济学界对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发展经济学肯定了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而社会资本与微观主体行为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社会资本对经济社会的广泛影响。尽管如此,社会资本在经济学中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有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社会信用协同治理:制度、技术与文化

社会信用治理中,制度、技术与文化三者不可或缺。这里的制度是关乎信用的制度的统称,技术专指社会信用治理的技术方面即狭义的社会信用体系,而文化则指信用文化的培植。一个国家(地区)社会信用治理的成效如何,与是否实现了以上三者的协同治理息息相关。信用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强化的是社会信用治理的外在约束力;而信用文化的培植育成,则注重的是信用主体内在的诚信修为。在信用制度、信用技术与信用文化的协同治理下,能够实现"计算信用"与"诚实信用"的并存,其中信用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结果,将是"诚实信用"的逐渐强化。只有实现了制度、技术与文化三者的共同协力,社会信用治理才能达到协同治理的高度,社会的信用良序才可望形成并得以持续。

关于公益性国有企业的理论探讨

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的前提。公益性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依据不应当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去寻找。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和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是此类国有企业为社会公众提供福祉和利益的一个实现途径。较之私人企业,政府治理国有企业负外部性的成本相对要低。划分公益性国有企业时需要警惕误判。瑞典对国有企业分类管理的改革实践,为我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文化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探析——基于无形文化与有形文化划分的视角

市场机制有效地推动了文化生产,但市场机制作用下文化生产的社会效益又往往被忽视。同时文化建设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还体现为文化主体的价值观念、精神风貌以及行为方式上的无形文化的建设。无形文化领域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同时其经济效益难以直接衡量,因此更多需要政府直接干预或主导。有形文化领域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应当根据产品的竞争性程度和排他性程度的不同予以区别对待。文化的发展繁荣不能放任市场机制作用,尤其是对于无形文化的建设,更不能放任市场机制作用。处理好文化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文化领域内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有效互动,对于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共同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巴泽尔产权理论的独特视角及其现实启示

巴泽尔从产权的相对性视角,强调必须区分法定权利与经济权利,论述了从来不会有绝对的产权以及权利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西方产权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中,巴泽尔是从商品属性入手分析产权界定的困难并进一步探讨权利的分割,由此深入到公共领域探讨共同财产问题的学者。在产权理论发展史上,巴泽尔也是率先对于任何限制产权的行为都有害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学者。巴泽尔产权理论所凸显的另一个视角,就是重视个人在产权领域的作用。

社会信用体系:需要深入思考的几个理论问题

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信用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发生了巨大变迁的工业社会。面对匿名社会中不熟悉的经济交往对象,人们需要有可信任的了解对方信用信息的渠道,以征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以及会计审计机构为主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因此在西方社会应运而生。社会信用体系是信用主体信用行为和信用状况的"簿记",是记录信用行为并载入信用信息数据库,以及信用评级等的技术系统。在现代匿名社会中,必须依靠这一技术系统提供的信息基础,既形成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惩罚机制,又为信用制度有效发挥法律惩罚作用提供技术支撑。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业已成为现代信用社会建设的着力点。

旅游消费者产权遭受侵害的根源及其治理

旅游市场属于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但信息不对称和经营者的利己倾向都不必然导致旅游消费者产权受侵害,只有当交易环境不能对旅行社的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有效约束,才会产生旅游消费者产权受侵害问题。因此,通过培育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充分发挥交易环境的约束功能,才能有效保护旅游消费者产权。针对我国旅游市场过度竞争和外部约束不力的现状,必须强化外部约束以有效遏制旅行社的机会主义行为。旅游市场秩序的形成和维护需要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协同治理。

现代信用社会的内涵及其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

现代信用社会与征信社会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并不完全等同的概念。现代信用社会应是以制度信任为基本支撑,以人际信任为交往基础,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完善,信用文化建设卓有成效,实现社会成员互信互利的和谐社会。现代信用社会显然比征信社会层次更高,征信社会仅仅是现代信用社会建设的第一阶段。现代市场经济交易经济、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和法治经济的特征,使现代信用社会建设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要求。

企业和谐的实质及其文化支撑

企业和谐的实质是利益协调,即在承认利益差别的前提下,合理兼顾集结于企业的利益当事人及其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要求。企业和谐需要企业文化的强力支撑,企业必须确立起注重所有关键要素权益的价值观,并使其成为主导企业行为方式的行为准则。企业高层管理者作为企业的决策者,是企业利益协调的关键,其基本的价值观念和工作行为决定着企业文化的类型。政府应当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和对待企业和谐文化建设,引导、统领和推动企业和谐文化建设。

供需动态平衡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兼论其微观基础与制度保障

供需关系并非处于静态,而是在结构上处于不断调整变化的动态过程中。供给不仅要沿着需求侧要求去适应和调整,关键还在于通过供给侧转换升级创造更多的有效供给以引领需求,拓展有效需求的规模及结构,达到更高层次的供需平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的根本路径在于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技术创新和应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助力经济持续增长。必须健全产权制度体系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微观基础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粮食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市场内生与政府引导——基于安徽调研实例的分析

粮食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减少粮食生产的平均成本,有利于粮食稳产增产,从而有利于提高种粮的土地产出率。粮食生产组织化程度与规模化种植有关,但二者又非等同。粮食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与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息息相关。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将各自独立的经营主体组织起来,是市场内生的驱动,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而萌生的,也是组织起来的经营主体之间互惠互利的结果。政府对粮食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也可以发挥引导作用。粮食生产领域构建市场与政府的新关系,关键在于政府能否科学认知与正确行事。

试析新时代“房住不炒”定位的理论逻辑——基于大卫·哈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框架

按照大卫·哈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商品住房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经历了从统一到背离的过程,因而划分为两个阶段。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背离虽然从理论上解释了现阶段我国住房市场投机炒作盛行的乱象,但是它却尚未进一步描述出住房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再次统一的第三个阶段。而习近平新时代"房住不炒"定位的理论逻辑,则是坚持住房基本属性应从以赚钱为目的的交换价值回归到以居住为目的的使用价值上面来,从而实现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再次统一。

论市场经济对信用秩序的要求

信用秩序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经济主体的信用行为所呈现的总体状况与特征。分析市场经济的信用秩序好坏,需要借助合同履约率、消费者投诉率、不良贷款率、劳资矛盾事件增长率、保险诉讼率、上市公司违规事件增长率以及偷漏税率等指标进行度量。基于信用与信任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使用信任度这个指标来大体衡量信用秩序的好坏。市场经济对信用秩序的要求,可以从有序竞争、交易扩展、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市场创新等方面进行考察。

信用的经济学内涵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在经济、社会交往中恪守承诺,这样一个关于信用的定义无疑具有极强的张力,能够涵盖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和整个社会生活,解释所有人类个体在经济、社会交往中恪守承诺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信用的经济学内涵,即信守合约,诚实交易,摈弃机会主义行为,既与信用的一般定义相吻合,紧扣重诺守信这一信用的内在规定性;又符合经济信用的特点,着眼于诚信交易,信守合约,决不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损害经济交往中对方的利益。诚信、信任与信誉是同信用密切关联的概念,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辨析。

社会资本:定义与内涵

经济学家们笔下的社会资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经济学家无论是否赞同这一新概念 ,都是基于此去阐述自己的见解的。也正是这一点 ,使经济学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有别于社会学、政治学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在社会资本的定义中 ,社会性相互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笔谈·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针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作出了言简意赅而意义深远的表述:“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无疑是指明了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完善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深化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命题,即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中国大陆集体农地产权的现实困惑

中国大陆集体农地的确权颁证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实,诸如农户撂荒承包地而集体无从禁止,承包、经营农地抵押贷款面临困境,以及承包农地继承问题初现端倪等,又表明集体农地产权尚存在某些界定不清、内涵不明的问题,从而导致了集体农地产权在现实生活中的若干困惑。从要在农村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一改革目标看,迄今进行的改革还只是开了一个头。

公民财产权利与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

社会资本是人际合作性互动的产物,通过作用于人力资本并传递到物质资本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生产能力的放大作用。结构型社会资本包括关系与网络,关系与网络的建构同公民财产权利之间存在着纽带关系。在公民财产权利得到制度界定与保护的前提下,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得以突破特殊信任的藩篱,使得个人的交往对象普遍增加,最终通过筛选,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也会增多,个人的社会网络也因此而得以扩大。认知型社会资本包括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是人际交往中所形成的与人们的认知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本类型。公民财产权利的形成与确立,在推动个人交往扩展,从而促进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增多和社会网络相应扩展的同时,也会导致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积累。

自利倾向嬗变与公民财产权侵害:对一个典型案例的经济学分析

自利倾向嬗变为机会主义倾向,若得不到外部环境的有效约束,其结果将是机会主义行为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企业无视利益与责任的平衡,以及违规成本低致使惩罚威胁的不可置信,导致中端监管无法遏制灰色收入的获取,而获取灰色收入为公然的机会主义实施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打开了方便之门。政府负有保护公民财产权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政府为此也要付出保护成本。为提高保护绩效,需要在完善前端保护立法、实现末端依法惩处的同时,强化中端的有效监管,如此方能建立起保护公民财产权的有效网络和长效机制,走出"监管悖论",扭转政府疲于末端反侵害面临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