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背景下信访制度功能和定位的再审视——专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上海宪法研究会会长童之伟先生

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探索,我国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然而,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使得整个社会运行状况和运行机制变得更加复杂化。作为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安排,信访必须适应这一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信访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

童之伟:疫情下的"网络求助",是一份人间记录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网络求助"也在同时展开.童之伟自开始转发湖北疑似病例患者的求助信息,每天都有十几到几十条的求助信,有网友评论道,他的微博几乎是"人间记录".我们采访童之伟,与他聊了聊在网络救助中遇到的人与事.

法学界对“议行合一”的反思与再评价

“议行合一”这个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其他思想家都没有直接使用过 ,它是我国学者根据卢梭和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述概括出来的一种描述立法机关与执行机关职权或权限混合不分状态的提法。半个世纪以来 ,“议行合一”说经历了一个从调子很高到声音逐渐衰弱的过程 ,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一度是毋庸置疑的 ,但后来基本上已被宪法学界否定。日益深入的研究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议行合一”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 。

信访体制在中国宪法框架中的合理定位

在我国宪法框架下,信访属于辅助政制的范畴,在历史上它是我国核心政制效能严重不足时应运而生的代偿性体制。因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信访体制一度在我国宪法框架中居于主导地位,后随着核心政制效能的逐渐恢复,其正义推进功能有所收缩。当信访体制发挥对核心政制的补充效用时,两者会相得益彰,若处置不当则难免造成两者间发生"零和博弈"。过度强调信访体制的作用,试图让它承担明显属于核心政制的功能,从中长期的观点看可能失大于得。我国宪法框架现在和未来的走向,应该是核心政制和辅助政制依宪法精神和法治原则各自回归其本位。从根本上说,消解信访困扰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改革提升核心政制的正义推进效能。有必要改革现行信访处置机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消除信访体制运行造成核心政制地位、权威和效能减损的现象和倾向。

从若干起冤案看人身自由的宪法保护

人身自由是公民全部权利中最基础的和前提性的部分。在人身自由保护领域,近年来不断披露出的一些重大冤案向社会发出了警示,要求人们给予人身自由保护问题以足够关注。保护人身自由固然需要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但从根本上看却首先是宪法课题。全面、直接保护人身自由,既是200余年来的宪法传统,也是当代宪法发展的趋势。我国宪法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程序性条款不足,因而公民能够享有的相应程序性权利偏少。我国需从补充宪法程序性条款、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和保障审判权独立等方面入手来提升人身自由的保护水平。

日本违宪审查学说面面观

日本违宪审查制是从美国移植过来的,属于美国式普通法院审查制类型。日本宪法界真正开始研究宪法诉讼是从1960年代开始的。日本违宪审查理论包括违宪审查的性质、对象等学说,法院不轻易宣布代表国民意志的国会的立法无效。日本宪法引进的违宪审查制度在日本社会中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使议会和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更为谨慎,不得不考虑宪法规范的存在;二是提高了公民的宪法意识和人权意识。

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宪法学教学和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围绕着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82宪法的形成、解说、实施和修改进行的,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者发展状况的局限。中国的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宪政实践还不能提供必要而足够的研究资源,宪法学教学和研究缺乏现实的推动力。近年来,中国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新的发展趋势适应了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引领着中国宪法学教学和研究的新方向。

国家监察立法预案仍须着力完善

推进国家监察立法的研究已比较深入,有些意见已获我国法学界普遍认同。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没必要抢时间赶进度,也不必赶在下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通过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所需的法律。可以考虑将全国人大审议表决监察立法的时间推迟到2019年或更晚。如果为建立国家监察体制而修改宪法、制定相关法律的路线图时间表不能调整,也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此种情势下最好制定出一部包括监察机关组织、权限,监察程序和监察官等方面内容的综合监察法,应考虑从制定综合性的监察法的形式、调整对象的范围、职权、工作责任制等十四个具体方面完善现有的改革设想。

宪法适用如何走出“司法化”的歧路

对于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援引宪法应根据不同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人民法院对宪法做遵守性援用或说理式援引能促进宪法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宜循宪定或法定程序矫正"宪法司法化"现象显露的偏颇。须提升法官宪法素养以消除形成"宪法司法化"现象的主观隐患。可考虑从改善组成人员专业结构入手增强国家机关的宪法辨识能力。"发展是硬道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进一步强化宪法立法适用,适时启动或激活宪法监督适用机制,解释宪法。只要宪法监督适用机制日益行之有效,"宪法司法化"一定会逐渐消解于无形。

以“法权”为中心系统解释法现象的构想

本文所谓“法权”，乃是一个用来表述法律权利和法律权力统一体的概念。正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中国需要一种足以合理解释全部法现象的法学基础理论，本文以改善和扩充现有理论的现象解释功能和实践引导功能为目的，以获得新生的“法权”概念为主要理论工具，展示了作者所追寻的法现象解释体系的要点及进一步拓展的思路，

宪法独立审判条款的完善及其配套改革

研究宪法条款的完善并不意味着主张修改宪法,尤其不意味着主张很快修改宪法的有关条款。现行宪法第126条有较大瑕疵,难以作为法院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有效保障;该条应循“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的路径予以完善。同时,宪法和法律还应为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提供一些切实、具体的保障,其中最主要的应该是在改革人民法院内部组织的同时,相对提高选举或任命法院组成人员的人民代表机关的级别。

法权说对各种“权”的基础性定位——对秦前红教授批评文章的迟到回应

法权说的核心内容由权利、权力、剩余权、权、法权、义务、法等7个基本概念、若干基础性命题和相关分析模型构成。用法权一词实因别无更好选择。义务的重要性、常见性低于权利、权力的判断符合客观实际。将权力概念的范围控制在实在法限度内的安排优于其他选择。确立权、剩余权概念符合逻辑与实践相一致的原则。秦文的分析方法和逻辑瑕疵导致了对权利、权力财产内容的认识偏差。有新概念新名词,才谈得上新的法学思想。如果将法权说比拟为一幅色彩斑斓的投影画面,它的底色一定是代表经济利益的色彩。权力识别实质标准非常必要,有巨大技术优势,有助于严格、合理、周延地区分权利和权力。

法权中心主义要点及其法学应用

法权中心主义的研究活动在中国法学界已经开展了近20年,现在试做些总结评说。法权中心主义法学是在与权利义务法学和权利本位研究范式的对立和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前者对后者进行了间断的然而是有力度的批判,同时也承认和吸收了后者的有价值的成果。法权中心主义基于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具体情况,提出和初步证成了一系列基础性法学命题或理论观点。法权中心主义曾被用于尝试解决一些法学基础理论问题,但涉及面不够广泛。法权中心主义发轫于宪法学领域,在宪法学研究领域得到了较系统的运用,它关注并且探讨了广泛的宪法学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传统学说的学术见解,并且大体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教材和教学体系。法权中心主义还远远不够系统,面临着不少挑战。

修改宪法总纲中经济条款的设想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12月4日颁布以来,经过了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部分修改。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制定了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现行宪法的某些规定与形势的发展已不相适应,亟需进一步加以修订,与时俱进,以完善我国的宪政制度。也就是说,实践在发展,实践无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本市部分政治学、宪法学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谈谈他们的看法和建议,供有关领导部门参考。

我国宪制发展中短期态势评估

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内容包括若干基本宪法原则、公民宪法权利的范围及其保护、国家权力的横向和纵向配置,以及宪法的保障实施。我国宪制发展面对的课题可概括为以下几种:使政治、法律体制改革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效保障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治化;形成独立的有权威的司法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完全可以在今后5-10年内实现一些具体的宪制改革目标,其中包括: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容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实现不同职业选民的平等选举权;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

宪法是分配法权并且规范其运用行为的根本法

2006年5月26日,国内六位著名的宪法学教授在山东大学法学院,围绕“宪法是什么”进行了一场精彩对话。他们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宪法是什么”这一哲学命题。下面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张唯伟根据录音而整理的对白。题目是基于每个教授的发言摘录或概括出来的。山东大学法学院范进学教授做了文字上的修正。由于根据录音整理的文稿中有大量的口语和前后重复的地方,故本刊发表时又做了一些文字的调整。

宪法与民法典关系的四个理论问题

从宪法角度和法律三元分类角度看,民法典将基本民事主体表述为"公民"比表述为"自然人"更合适。各国宪法差异决定中国民法典表述基本民事主体不能复制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就性质而言,民事主体内部关系的内容是权利与权利,应避免使用"权力"之类术语来定义其内部组织或描述其功能。在数字化时代,民法典应着力保障在数字化背景下备受威胁的个人隐私权,促进民事主体实质性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但不宜承担公法功能。

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非基本政治制度可以成长或转化为基本政治制度,反之亦然。从宪法、法律的角度看,特别行政区制度具有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备结构性要素。因刚形成和待成长等原因,特别行政区制度实际的重要程度在其产生和形成的最初十余年却并不足以使其具有基本政治制度的现实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行政区制度渐趋成熟,今日它已不仅在宪法、法律上是基本政治制度,在事实上也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据以否定特别行政区制度具有基本政治制度属性的"依据"站不住脚。

国家结构形式实质的广域探讨

国家结构形式实质的广域探讨童之伟国家形式分为政权组织形式和结构形式两种，它们都是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对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宪法学界进行的理论研究比较深入，而对于国家结构形式的基础性研究却仍然十分薄弱。为此，笔者首与其他学者一起呼吁重视对这一宪法学课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