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注杜的三种整理本考察

宋代杜诗学极盛,有“千家注杜”之誉。宋人对于杜诗的注释,是杜诗学史上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种宋人杜诗注释的整理本,分别代表了古籍整理的三种类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在原本散佚较多的情况下辑佚而成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斠证发微、订讹掘隐工作,而与原本相较,成为了一种融合较多整理者见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重在校点勘误、旨在恢复原貌的精审著作。

集会赋诗与刻石流传——以唐代为中心

集会赋诗场合下的作品有时会以刻石的形式流传。根据刊刻时间与刊刻动机的差异,刻石类型主要可以分为留念型刻石和追念型刻石。集会赋诗刻石作为纸本集会诗集的延伸,展现了集会诗文早期的流传形态,但也由于石刻载体的特殊性,呈现出与纸本集会诗集不同的特色。集会赋诗刻石虽然失去了可移动性,但却成为具有展示意味的纪念景观,带动了诗歌与风景的共生共存。集会赋诗刻石文本的著录与流传,反映了物质性与文本性交错的复杂面貌。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婉讽主题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产生诸说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编集过程与时人的看法,对《长恨歌》进行深入解读与进一步考证,以证定《长恨歌》主题是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并着重对"婉讽主题说"进行商榷。

“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

唐五代诗词中经常出现"蹙金"这一织绣名物,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五件蹙金绣是这一常见诗词名物的实物印证,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佛教意涵。"蹙金"是用捻紧的金线以制成皱纹状织品的一种刺绣工艺,蹙金绣是质地最密、形态最美的一种绣品。这种绣品在唐五代成为皇帝后妃、诸王公主等皇室帝胄和衣冠贵族喜欢服用的生活和装饰用品,故诗人经常用以表现贵族社会和人物的生活情状。因"蹙金"优于"盘金"、"缕金"和"贴金",在诗词中的表现作用也就有所不同。这一特殊的诗词名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史内涵。

唐代诗人事迹新证

新出土文献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载体,诗人事迹的主要方面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而进行拓展研究。诸如崔颢的郡望与仕历、韩愈的交游、苗发的行第等,都可以利用出土文献进行重要的补充。对于以正史为主的诗人传记资料的讹误,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进行订正,从而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唐诗研究的空间。

风格·渊源·地位:欧阳修词论

在词的发展历史上,欧阳修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在唐五代词发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无论是境界、内容还是形式,都开辟了两宋以后词史发展的风气。宋代联章鼓子词和慢词的写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阳修词的影响。欧阳修用词表现自己的娱乐生活和真实情感,风格开阖变化,浑成热烈,以其特有的个性雄居于北宋词坛。

《唐九卿考》订补

《唐九卿考》是近年出版的重要的文史研究著作,但尚有缺误。根据新出土文献进行补正,有助于该书的进一步完善。兹将新发现的九卿材料及书中的错误共124条整理出来,作为《唐九卿考》的订补,以供唐代文史研究者参考。文章分三个部分:增补九卿姓名条目、增补九卿重要新材料、订正九卿任职年限及名字讹误。

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中古文学,有助于重新审视各个时段的文学背景、文学演变、文学主体以及文体形态,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首先,出土文献对于扭转区域文学史研究的薄弱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出土文献可以发掘被历史掩埋的一些文学史现象;再次,出土文献对于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尤其能够促进应用文为主的文体形态研究的深入。但因出土文献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零星散乱的特点,故研究过程中应该与传世文献比照参证,在对出土文献文本复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社会文化学观照,以揭示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原生状态。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

挽歌是古代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哀挽文学的一种特定体裁。但大多数挽歌是在丧葬过程中由乐队演奏的。挽歌镌于碑石者,甚为少见。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有一批挽歌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唐诗文献。这类挽歌主要有两种类型:刻在墓志盖上的挽歌和墓志铭中的挽歌。这两种挽歌,无论是作者和哀挽对象,还是内容与形式,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代挽歌与唐代丧葬制度、礼仪习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也是我们认识并了解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以新出墓志所载挽歌与传世挽歌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认识挽歌特殊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文化学意义。

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

《廖有方墓志》是最近出土的唐代诗人墓志。这篇墓志提供了廖有方生平事迹的诸多信息,对于研究其名字与籍贯、科举与仕宦、婚姻与家庭、交游与经历等情况,具有重要价值。廖有方是交州人,墓志为了解与研究安南人物在唐代的进身出处、家族迁移等方面,也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论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唐南贬诗人诗作均有屈原情结。刘禹锡、柳宗元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突出怨愤精神;元稹、白居易理性较强,对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意志;韩愈与李绅通过与屈原悲惨遭遇的比拟,抒发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偏重于个人情怀的表现。初盛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是中唐诗人的渊源,二者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中唐时的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禅机与理性融合的人生境界——周敦颐《爱莲说》发微

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是一篇很著名的作品,历来为文学家与教育家所重视。古往今来的很多选本,都把它收入。建国以后,还曾编入中小学课本,让青少年学生作为范文来阅读。从文学角度看,《爱莲说》篇幅短小,语言平易,文字简炼,既有文采又颇富哲理性,确是一篇难得的散文佳作。然而历代读者往往仅把该文作为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来颀赏,而对它的真实意蕴与深层内涵却不甚了了。笔者自少年时阅读此作,尤爱其“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数句,所理解的亦仅皮毛而已。

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

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在他的晚年写了一部著作《李白与杜甫》，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相配合，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随着“文革”的被否定，《李白与杜甫》则招来了学术界的诸多非议。十余年来，研究的论文颇多，或批评其扬李抑杜的偏颇；或考证其...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环境

武则天时期特殊的文学环境,使文学的发展得到了新的机运。这一环境的特点主要是:建立以文章取士制度;降低士族威望;政治与文学中心东移;《三教珠英》的编纂与儒释道思想的融合;文学环境从儒学化到文学化。

新出墓志与杜牧研究

杜牧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近年的新出墓志涉及到他的家族世系、生平事迹、诗文内容等多方面的材料。本研究立足于新出墓志与传世文献的对照,从三个方面打开杜牧研究的学术空间:一是杜牧生平印证,重在史馆修撰与湖州刺史的经历;二是杜牧诗歌印证,重在杜牧与李甘、韦楚老、崔钧、陆洿的交往诗;三是杜牧散文印证,重在《牛僧孺墓志铭》等五篇叙事性散文。

唐诗经典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高等学校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过程中,浙江大学唐诗经典系列课程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我们重视一个宗旨,即突出经典;两个要素,即精品化和公开化;三个关键,即教师、学生和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