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学”研究与广西文化——胡大雷教授访谈录

李晓明（下文简称李）：胡教授，非常感谢您来到南岭民族走廊研究院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您长期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文论的教学与研究，但您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桂学研究”首席专家，“桂学研究”岗广西特聘专家，我想请您谈谈“桂学”的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

论北朝的文学竞争与创作精神

北朝以文学评比引领优秀作品的产生,以“文人相轻”激励文学创作竞争,批评不良风气倡导正当竞争,与南朝文学既竞争又学习、融合。北朝的文学竞争既是推动文学事业发展的动力之一,又是其积极向上的文学创作精神的表现。

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笔谈)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知识变革、提供思想先导,迫切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认知迷思。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宏观与微观之分,作为地方性理论学科建设生动实践的中原学则是以根性研究、谱系研究、基因研究、精神研究为核心的、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一门系统知识、学问及学说的总和,是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近年,中原学建设的相关实践充分体现了大变革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新取向,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理论与实践成果。中原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地域性和综合性,中原地区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独特的地域特色。中原学研究不仅要深入挖掘这些历史文化遗产,还要结合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为中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为进一步把握中原学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方向,推动中原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南社会科学杂志社策划了本期“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笔谈,约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从文化学、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原学、地方学建设提出创建性意见和思考。

“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史载徐"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宫体",非宫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庾体"可知徐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诗品》:着眼于艺术效果的诗歌批评——兼答清水凯夫《〈诗品〉是否以“滋味说”为中心》

滋味 ,指诗歌的感染力 ,又指对这种感染力的感受与接受。钟嵘《诗品》评诗时以“滋味”为中心有三种形式 :直述感受到的诗歌艺术感染力 ;以自然景物比拟诗歌艺术效果 ;多表述被打动时的感叹。钟嵘提出“滋味说”的理论基础是对前人诗歌理论实施了新的阐释 :一、从艺术手法出发来探讨“兴”的艺术效果 ,此为“滋味说”的出发点与终至点 ;二、以“怨”贯穿诗人的情感抒发到读者对诗歌情感抒发的欣赏 ,此为“滋味说”的理论支撑点。钟嵘对其当代诗风的提倡与抨击都是从艺术效果来展开的 ,这是“滋味说”的现实基础。

“文笔之辨”与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文话”出现于隋唐考辨

诸先生提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宋代,其基础即"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已经独立以及专论如此"单篇文章"的独立著作的出现。但南北朝至隋唐,此二者已经具备。南北朝时"文笔之辨"划分"文笔"界限,"笔"有独立的地位,"文笔"的分集撰录,"笔"具备被独立论述的条件。隋唐时,《文笔十病得失》、《文笔式》、《文笔要诀》的出现,标志着"笔"与"文"被对等论述,进而有单独论"笔"的著作,如《笔札》、《笔十病得失》、《笔二种式》乃至《赋谱》、《赋格》之类。南北朝的"笔",宋代称之为"文",论"笔"之作就是论"文"之作。由此可见,"文话"诞生在隋唐,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隋唐。

论中古时期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

考察《尚书》"六体"等文体的命名方式,其"谟、训、诰、誓、命",本来都是行为动作的"做什么","做什么"产生文词,于是以行为动作本身来命名这些文体。这是早期文体命名的一般性方法。汉魏晋文论家蔡邕、曹丕、陆机的文章释体只讨论文体特征,一般不涉及文体命名;而名物、训诂学家刘熙《释名》中则有文体释名,涉及到文体的"怎么做"、"为什么做"之类,却不刻意讨论文体特征。到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以训诂文体命名的方法进入文体"怎么做"、"为什么做"的阐述。它以文体释名进入文章释体,"释名以章义"与文体特征的讨论二者有机的结合,显示出从文体内在逻辑出发以文章释体的特质。这是古代文体论成熟的标志。

桂学传统与广西精神

1894年,康有为来桂游学时作有《桂学问答》,其所说之"桂学",指在桂讲学,其所倡之学,即变法维新之学。康有为之"桂学",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桂学"大不相同,却不经意间透露出广西特别是桂林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且在某个时期往往能得风气之先。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广西的文化自觉意识处于蛰伏状态,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地域文化之学的兴起,"桂学"这一概念得到了广西学者的倡导和发扬。此之"桂学",是指广西地域文化之学,旨在探究广西文化之特质与文化积淀,培育广西的文化品牌,宣传广西的文化资源,提升广西的文化自信。这既是广西打造文化软实力的内在需要,也是广西文化自觉的必然诉求。学之兴盛,在乎其人,桂学及桂学研究的能否深入发掘和开展,有赖于广大学者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为此,编辑部特组发这组关于"桂学研究与广西文化发展"的笔谈,对桂学之内涵、外延,研究之目标、方法等展开讨论,以期引发学术界对桂学研究的关注与支持,并与广大学术界同仁共勉之。

《文选》诗以“类”相分的形成及影响

《文选》之前的总集录诗或文学理论诗 ,多以“体”相分 ,而《文选》录诗首创以内容之“类”相分。《文选》诗以“类”相分 ,或起自乐府分类 ,或受到类书影响。《文选》之后的类书及诸总集 ,如唐代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论》及唐代总集《文馆词林》、宋代总集《文苑英华》所录诗 ,都是以“类”相分 ,印证了《文选》诗以“类”相分的影响。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与文体生成——关于叙事诸文体录入总集的讨论

"左史记言"之"言",或以语言行为动作而被命名为独立文体,进入总集。"右史记事"之"事"以史书的"传"为单位,或庞杂多种文体,或因"互见"而不周全,故只有随赋、诗、辞、移等文体一并,被从史书中"剪截"出来入《文选》,或"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与文体并列入类书。宋时,"叙事"自成文体入总集:一是"传"、"记"以"篇翰"方式生成文体;二是《左传》、《史记》的文字被命名为文体"叙事"入总集。其原因亦有二:一是对古文的崇尚使总集录入《左传》、《史记》的"叙事"文字成为社会需要,于是,总集的功能,既是"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读本,又是"作文之式";二是解决了《左传》、《史记》中的文字转化为"叙事"文体的技术性问题,即纪事本末体的出现、"剪截"等问题。《左传》、《史记》入总集,为经、子及其他史体文字入总集做出榜样,为中国古代更多的文章进入文学史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传统文论的魅力及创新性阐释

传统文论延续两千余年,形成一整套思想传统、思维方式、概念体系、问题脉络、价值 规范等,其魅力在于:理论探索的致极化、评价判断的印象化、概念重提的创新化、批评运行的生命 化、文本创立的适志化,这也是我们创建当代文论时应予创新性阐释而继承的。

论“连珠”体起源于“对问”——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论

《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多有以"臣闻"起首来发表见解的,至有几个"臣闻"格式的连用,假如把其中"臣闻"格式抽绎并汇聚起来,这是"连珠"体构成的模式之一。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为受诏作之,如果脱略其有关自我事迹的叙说,那就是完全的"连珠"体;脱略具体性而只存"臣闻"格式,这是"连珠"体又一构成模式。因此,"连珠"体就是此二者的结合,把某种推理、论证从原生态语境中抽离出来进行新的组合,使得原本有具体指向的劝谏话语有了某种抽象和普世化,这些话语在新的语境中被再联结、新组合又有"历历如贯珠"的语言上的要求;其意义指向也由单纯的劝谏而兼有观赏,接受者由痛苦的被劝谏者而兼有对形式的某种欣赏,不再仅仅是对内容的接受。倒过来讲,"连珠"某某首又如同《韩非子》中《说林》、《储说》,人们或许可以直接将其引用在自己的论述中。

中古祖饯诗初探

祖饯诗是《文选》诗中的一类，祖饯即设宴为人送行，中古时期对祖饯时的情感甚为重视，常作诗吟咏。《文选》诗祖饯类有诗七题八首，可分为两大形态，魏晋之作或有游离于饯行送别的内容，南朝之作则完全写饯行送别。《文选》诗杂诗类所录“苏李诗”是祖饯类诗作的开山之作。《文选》诗公类中写祖饯的作品是叙述最高统治都或王侯公卿召集的送行。《文选》诗赠答类也有写祖饯的，只是意味不浓。《文选》之外还有种种祖饯类作品，各具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视阈——读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其标志就是这种研究是在建立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的宏愿中进行的,是在现代视阈指导下进行的。这表现在十个方面:关注文体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整体性;创造性地发扬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探寻老生常谈之"常识"的价值;对文体和文体学内在运行机制的探寻;从对立面的辨析中看古代文体发展的相反相成关系;文体学研究注重对文学史的贯穿;通过小中见大而对规律、通例的追寻;发现或引发出启发意义极大的新问题;对文体学研究的文体的关注;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脉络中关注文体学。此亦可称为现代意义文体学研究的"十法"。

《文选》赋“鸟兽”类析——从借物造端到赋有“形似之目”

赋的"鸟兽"类,起先是咏物成分很少的借物造端的《服鸟鸟赋》之类;自祢正平《鹦鹉赋》借己说事,开启咏"自我"的示弱、示小风气;咏"自我"又有示贵、示大中示弱、示小风气,如鲍照《舞鹤赋》之类。赋的"鸟兽"类又有颂美之作,如颜延年《赭白马赋》之类,咏物赋有了宏大题材的意味,但可以称说的只是其写作技巧。咏物赋有讥讽一类,即借物讥人,发展为对人的攻击。上述的咏鸟兽赋作,由物到人,由人到物;而待发展到鲍照《舞鹤》之类,与己与人与社会都不即不离,最可谓即普适又特指,有着最广泛又最敏感的读者群。

《文选》六臣注的文体论与《文心雕龙》异同

唐时有李善及五臣给《文选》作注,其注在文体下及文体的类别下、在文章题目下、在作者名下有文体论述说。而《文心雕龙》是当时文体论的集大成者,《文选》注的文体论述说,或与《文心雕龙》有相同、相似之处而又繁衍出新的内容,或与《文心雕龙》有不同之处,或有《文心雕龙》未述者,从比较中可见《文选》六臣注的功能与崇尚。

“比兴”与文体学

"比兴"作为修辞方法,即发端、譬喻与起情。主情文体的诗多有跨界应用而叙事,如"比兴"用诗、"比兴"释诗、"比兴"作诗。修辞方法的"比兴"对骚体、七体、连珠体、谐体、隐体等文体的生成起着关键的作用。汉魏六朝五言诗又有以"比兴+"模式而构成者,如景物作比起兴、说理作比起兴、人事作比起兴、乐府"艳"曲等。"言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以及"兴寄"说的提出,令"比兴"在文体风格上又展示了风采。"比兴"与文体学的关系,表明修辞或为文体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古代文论多有以修辞讨论文体学者,也显示了从经学或子学、史学以及从文学批评讨论文体的可能性。

古代文体谱系论

中古时期,文体已有了独立的谱系,其形态有三:一是史书目录或簿录,如《艺文志》、《文章缘起》;二是总集,如《文章流别》、《文选》;三是论著,如《文心雕龙》。文体谱系的发展确定了其立场,既是对各种文体进行源起、形体等描述,更重要的是对文体间的因果关系、相互影响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文体谱系不再满足于对现有文体的归纳与整理,而是在理性指导下寻求扩张与延展,其运用"归类"的方法,以文体功能替代文体体裁,又利用剪截等再造文章的策略,为经、子、史的文字加入文体谱系提供了可能的路径。这一切都显示了文体谱系的"贯通"路向与实用性品格。经、子、史、集的文字在文体谱系下同聚一体,并还原为原始意味的"文"而同源同理。如此"贯通",为近代以来在文章观念上建立文学观念,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地域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以“桂学研究”为例的探讨

"地域"成"学",各具学术基础、理论体系、社会需求及现实价值,而一些基本问题则是共有的。就桂学研究而言,其一,地域学研究以"人"为本,广西地域居住人口构成多民族性的特点及各种成分的士人,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其二,地域学研究的独特性视角是地域,广西远离文化中心而又是中华文化向外域传播的前沿,由此构成桂学的特殊形态。其三,地域学研究各具独到的学术价值,桂学研究作为新兴学问,既在于追溯学术之源,更应当注重其关注当前、放眼未来的应用价值。其四,地域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一般是传承本区域最具有时代价值的民族和谐精神,而建设桂学,更是要确立桂学在中华文化发展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文化智力支持。其五,桂学研究又承担着建立新型的地域之学的责任,既有一定方向的科学研究目标,又要为社会服务并培养人才。

屈原自沉与“以身祷之”

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此处提出"以身祷之"说,认为屈原是为楚国祈福消灾而自沉汨罗的,即所谓"汤祷"式。屈原每每称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国家为什么会有灾祸;屈原表示不怕死亡而只怕国家覆亡;屈原每每说自己兴国强政的心愿不被理解,他要以死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愿。"以身祷之"是古代巫术,亦在楚地盛行,从屈原与巫的关系及楚国的巫风盛行看,屈原自沉与"以身祷之"有相当的关系。正因为屈原"以身祷之",作为回报,故楚国人民祭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