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徐州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及其灾后的应对

明代徐州段运河黄运交汇,黄河水患在给徐州地方社会造成巨大消极影响的同时,也严重威胁了南北漕运的安全畅通。明代政府极为重视徐州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为此采取了修筑堤防、开挖新河等一系列治黄保运措施。灾害发生后,明代中央和地方政府更是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力求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兼顾徐州地方民生。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水神信仰的历史考察——以运河沿线区域为中心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黄、淮、运在此交汇,既是漕运和河工重地,也是水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黄河水患、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苏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在明清两朝的倡导和推动下,苏北地方官员和民众修建了众多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崇祀水神在成为明清国家治理黄运水患的重要手段以及黄运沿岸民众精神慰藉的同时,也使得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以明清时期徐州地区为例

徐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流经的重要地区,为保障漕运而导致的运道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徐州商品经济的兴衰。漕运在明清小说和徐州地方戏曲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徐州地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影响徐州城市选址和建设的若干因素中,漕运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漕运无疑是影响明清徐州城市兴衰变迁的重要因素。

明清时期徐州运河漕运与地方信仰风俗的嬗变

明清时期的徐州是运河流经的重要地区,运河漕运在促进徐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当地民众的民间信仰和社会风俗产生极大冲击。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导致徐州水利信仰和水神崇拜的盛行;大量外地经商人口的涌入,也使得徐州民间社会风俗中的商业色彩日益浓厚。运河漕运使明清时期徐州地方民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

明清时期外国人视野中的京杭大运河

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联结着中国与世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时期一些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京杭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观察与描述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明清京杭大运河的了解和认识。

官民互动的典范:明清时期河神黄大王信仰的历史考察

"黄大王"是明清时期盛行于黄、运沿岸地区的河神。早期的黄大王信仰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曾遭到官方的禁止和压制。民间对其形象进行了改造,使其日益符合官方的需要,黄大王信仰也逐渐被官方所认可,并被纳入国家正祀,最终实现了由民间杂祀到国家正祀的转化,这种转化的背后是民间和官方的频繁互动。伴随着黄大王进入国家正祀,在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黄、运沿岸地区纷纷建立了祭祀黄大王的庙宇。河神信仰在为清代国家提供祭祀对象、表达利益诉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沿岸民众的祭祀需求,在强化地域文化认同方面亦发挥了显著作用。从黄大王信仰的产生到民间士绅对其形象的改造,再到官员奏请、皇帝敕封,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河神信仰形成及演变的普遍规律。

徐州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徐州段运河历史悠久,运河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这些类型多样、特色鲜明的运河文化遗产,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随着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虽然徐州在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保护意识薄弱、保护机制不健全、保护开发不科学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推介、完善保护机制,坚持"科学开发、合理利用"的方针,努力发挥运河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价值,为推动地方经济建设、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近十年来国内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研究综述(2003-2012)

作为明清封建王朝重要的交通和经济命脉,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的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十年来有关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研究视野和领域有所拓宽,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呈现出由研究运河及漕运的宏观、整体情况向具体区域或单个城市转移的趋势,但区域研究不平衡的现象仍很突出。

清代江苏地区清节类慈善机构的历史考察

清节堂是清代设立的专门收留和救助贞女节妇的慈善机构。在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清代江苏地区清节类慈善机构有了显著的发展,传统的贞节观念和复杂的社会形势是刺激和推动清节堂设立的主要原因。清节类慈善机构的发展呈现出数量众多、分布地域广泛、经费来源多元化、管理严密等特点。以地方士绅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在其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节类慈善机构的创建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其本身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和局限性。

明清时期镇江地区慈善机构考略

明清时期镇江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其中既有养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等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也有育婴堂、救生会、清节堂等众多善会和善堂。慈善机构的发展呈现出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管理明确、成效显著等特点。以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在慈善机构的创建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朝鲜人视野中的明代苏北运河风情——以崔溥《漂海录》为视角

《漂海录》是朝鲜人崔溥在其归国后所写的有关中国行程的经历日记,该书对于明代运河交通和沿岸风情的记载,可谓极为详细。苏北段运河作为明代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河段,崔溥在其《漂海录》中关于苏北段运河水利及其沿线的交通设施、城镇乡村和名胜古迹留下了极为详细的记载,这对于我们了解明代苏北段运河的发展情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包世臣《闸河日记》中的清代山东运河

《闸河日记》为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道光九年(1829)六月自馆陶至扬州沿运河南返的旅行日记,记载了其在运河沿岸的所见所闻。其中对山东运河的记载尤为详细,内容涉及山东运河沿线的闸坝和水利设施、漕粮运输和地方吏治、城镇经济和风土民情等。《闸河日记》生动地再现了清代中期山东运河的风情面貌,保存了大量有关运河的原始资料,对于研究清代山东运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河道变迁与地方社会——以明清徐州段运河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运河徐州段部分运道借用黄河,黄运关系十分密切。从明朝中期开始,黄河日益泛滥溃决,为避黄保运,明清两代在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相继开凿了南阳新河、泇河、中河等几条新运道。运河河道的变迁对明清时期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社会秩序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苏北运河沿线区域的水神信仰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黄、淮、运在此交汇,地理位置极其重要。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苏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在明清朝廷的倡导和推动下,苏北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建立起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水神信仰初探——以徐州府辖区为中心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徐州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徐州水神信仰兴起的主要原因。明清时期在国家的倡导和推动下,徐州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修建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徐州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明清时期漕运对徐州地方文化影响探析

徐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流经的重要地区,漕运对徐州的地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漕运的畅通促进了明清小说和地方戏曲的传播,明清时期徐州兴盛的科举教育、繁荣的建筑文化和商业文化也都与便利的漕运密切相关。明清时期漕运对徐州地方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推动了徐州运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略论明代泇河开凿及其对徐州地方社会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由于频繁的徐州黄河水患对南北漕运的严重威胁,明代政府决定开挖新运道以达到避黄保运的目的。在开挖的南阳新河、泇河等几条新河中,以泇河的开凿最为重要,对徐州农业生产、城市地位、商品经济、社会秩序等的影响也最为显著。泇河的开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明清时期徐州城市发展兴衰的转折点。

明代南京留守机构经济职能初探——以南京户部和工部为中心

明代南京众多留守机构中以南京户部和工部的经济职能最为突出。南京户部的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管理后湖黄册、督理粮储等方面。南京工部则主要体现为负责南京内外各衙门的修缮、军器的制造、掌管织造和造船以及清理沿江芦课等事务。相对北京户部和工部,南京户部和工部的职权大为缩小,管辖区域也大多只限于南京及南直隶地区。

湖漕之神:明清时期高邮康泽侯信仰的历史考察

中国自古以来,水神信仰就极为发达。康泽侯,名耿裕德,又名"耿七公",因其多次显灵,御灾捍患,祈祷辄应,故在宋代被敕封为神。明清两代,由于湖漕关系密切,康泽侯被纳入国家祀典,多次受到祭祀和敕封。湖水对运道的危害以及保障漕运安全的心理诉求是其得到官方崇祀的主要原因。在受到明清国家崇祀的同时,康泽侯信仰对当地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亦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信仰的盛行,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信仰祭祀圈。由于和民众生活密切相关,使得信仰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当湖漕分离、漕运废止之后,康泽侯信仰在民间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慈善机构的历史考察——以养济院和育婴堂为例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的养济院和育婴堂等社会慈善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分布区域更加广泛,管理日趋完善。养济院大多由地方官员主持创建,官方力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而言,育婴堂虽然大多数仍由地方官员倡导或创建,但民间力量已广泛参与。地方官员和民间力量的密切协作成为促进明清苏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