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生长因子抑制剂NK4与吲哚胺2,3-双加氧酶的联系

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对多种细胞具有多种生物学作用,包括促有丝分裂、运动、形态发生和抗凋亡活性,可参与不同肿瘤中的恶性行为,例如侵袭和转移。因此,HGF可能是控制癌症恶性潜能的靶分子。而NK4是HGF的竞争性拮抗剂,可通过HGF拮抗作用和抗血管生成发挥抗肿瘤活性。另一方面,大多数肿瘤表达吲哚胺2,3-双加氧酶(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IDO),IDO是一种参与恶性肿瘤进展的免疫抑制酶,并且IDO可通过色氨酸饥饿机制抑制NK/T细胞的增殖,促成肿瘤诱导的免疫抑制,产生肿瘤免疫耐受。此外,研究表明NK4可通过c-Met-PI3K-AKT信号传导途径抑制IDO表达,从而抑制体内肿瘤生长,进一步证实NK4可作为潜在有用的免疫治疗性抗癌剂。

减毒沙门氏菌在抗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目前用于肿瘤治疗的细菌已逐渐发展为肿瘤治疗的潜在策略,这主要是由于细菌菌株的发展保持了良好的抗肿瘤功效,同时也具有低毒的特性。细菌介导的肿瘤治疗依赖于兼性厌氧菌,这些厌氧菌可以在氧化良好或贫氧区域存活,可靶向肿瘤。其中,减毒沙门氏菌作为基因递送载体、抗肿瘤免疫激活剂和肿瘤细胞死亡诱导剂,可通过改善宿主免疫环境、降低吲哚胺2,3-双加氧酶(IDO)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的表达以及调节肿瘤细胞的自噬与凋亡发挥内在抗肿瘤活性。

内皮祖细胞在整形外科中的研究进展

内皮祖细胞(EPC)是一种能直接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的前体细胞,其在血管内皮衬里的再生和伤口修复中起重要作用。目前已证实组织工程中的EPC可作为血管生成的来源,而整形外科手术中常常需要丰富的血运支撑,因此,EPC在整形外科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本文就EPC在整形外科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内皮祖细胞与组织工程皮肤构建

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材料科学的发展,推动了仿生组织工程皮肤的科学化和简单化,为了提高组织工程皮肤的安全性、耐久性、弹性、生物相容性和临床疗效,一些功能强大的种子细胞已经在皮肤修复中得到了应用,尤其是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progenitorcells,EPCs),内皮祖细胞可以通过成人外周血和脐带血从受体体内无创供应,也可以从诱导的多能干细胞中提取,可分化为组织内皮细胞,显示出了治疗血管化的巨大潜力。机体的各种损伤导致皮肤缺损或先天性畸形的修复,往往需要采取各种类型的组织移植,应用皮瓣的转移或游离移植是其最主要的措施之一。本综述主要阐述了内皮祖细胞在改善皮瓣血运状况中的研究进展以及其在组织工程皮肤构建中的意义。

铁死亡与脑损伤的关系

铁死亡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由铁依赖的氧化损伤引起的细胞死亡模式,与凋亡、坏死、自噬不同,铁死亡的特征主要是细胞体积缩小和线粒体膜密度增加,没有典型的细胞凋亡和坏死表现[1]。铁死亡作为非凋亡形式的细胞死亡于2012年被首次报道,这一过程最初是用合成的小分子化合物在癌细胞研究中发现的,但后来报道表明它与脑和其他组织急性损伤的细胞死亡事件有关。铁依赖的细胞死亡并不是一个新概念[2],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和脑损伤研究中均有与铁和氧化应激的病理细胞死亡事件的诸多描述[3,4],这一现象可通过诱导铁死亡来解释。研究表明,铁死亡涉及人类疾病,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和脑损伤研究中发现许多含有与铁和/或氧化应激的病理细胞死亡事件的描述[3],因此,了解铁死亡通路以及其诱因可能会产生治疗脑损伤的新方法.

铁死亡的途径与亨廷顿舞蹈症的关系

铁死亡是近年发现的一种铁依赖性脂质过氧化和活性氧诱导的调节性细胞死亡方式。其涉及肿瘤、神经系统和缺血再灌注损伤等多种临床疾病,而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尤为重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本文主要阐述了铁死亡的定义和特点及其发生的不同途径,同时,由于铁死亡参与亨廷顿舞蹈症发生发展过程,因此也重点总结了针对铁死亡的亨廷顿舞蹈症治疗方法。

携带IL-2/NK4双基因减毒沙门氏菌TPIN的遗传稳定性研究

对携带IL-2/NK4双基因减毒沙门氏菌TPIN的遗传稳定性进行研究。将TPIN连续传40代,取10代、20代、30代、40代菌落进行鉴定,包括菌落和菌体的形态、质粒的纯度和浓度、目的基因片段、双酶切结果及转染人肝癌细胞(HepG2)后目的基因体外表达活性。结果表明,每10代的菌落和菌体形态一致,其所含质粒的纯度和浓度在传代过程中无明显变化,PCR扩增的目的基因条带大小一致,双酶切鉴定结果正确,转染HepG2细胞后,每代间所表达目的蛋白浓度无明显差异。TPIN作为消化道肿瘤的生物治疗药物,在遗传方面有较好的稳定性,可进一步进行大量生产。

基于网络药理学和体外实验探讨淫羊藿素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作用机制

目的通过网络药理学、分子对接和体外实验探讨淫羊藿素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作用机制。方法利用Pharm Mapper、SEA、SwissTargetPrediction数据库收集淫羊藿素的作用靶点,通过DisGeNET、GeneCards、MalaCards数据库收集多发性骨髓瘤的疾病靶点。利用Venn分析获得作用靶点与疾病靶点的共有靶点并导入STRING数据库分析靶点间相互作用关系,再通过Cytoscape软件构建淫羊藿素与抗多发性骨髓瘤潜在作用靶点的可视化关系网络,然后对潜在作用靶点进行基因本体(GO)功能富集分析和和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富集分析,并对关键靶点进行分子对接验证。进一步对人多发性骨髓瘤U266细胞开展体外实验,CCK-8法检测淫羊藿素对U266细胞增殖的影响,q PCR和Western blotting检测淫羊藿素对关键通路中相关基因、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筛选得到淫羊藿素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潜在作用靶点143个,其中的重要作用靶点主要有蛋白激酶B1(Akt1)、白蛋白(ALB)、连环蛋白β1(CTNNB1)、热休克蛋白90α家族A类成员1(HSP90AA1)、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1(MAPK1)、酪氨酸激酶受体2(ERBB2)、磷脂酰肌醇3-激酶调节亚基1(PIK3R1)。GO功能、KEGG通路富集分析和分子对接结果表明,淫羊藿素可能作用于PI3K/Akt信号通路。体外细胞实验显示,淫羊藿素可抑制人多发性骨髓瘤U266细胞增殖,并显著上调U266细胞中PIK3R1表达、下调Akt1表达(P<0.05、0.01)。结论淫羊藿素可能通过调控PI3K/Akt信号通路中PIK3R1、Akt1的表达,抑制多发性骨髓瘤细胞增殖,发挥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潜在作用,为淫羊藿素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DOK1与糖尿病前期关系的研究进展

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pre-DM)为血浆葡萄糖水平在正常血糖和糖尿病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是正常向糖尿病发病过程中的分水岭。pre-DM病因复杂,停靠蛋白1(docking protein 1,DOK1)可通过Akt/SREBP1c信号通路、Akt/GSK-3信号通路和Akt/NF-kB信号通路在pre-DM的致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携带白细胞介素-2/肝细胞生长因子4-kringle拮抗剂双基因的减毒沙门菌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目的研究携带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IL⁃2)/肝细胞生长因子4-kringle拮抗剂(4-kringle antagonist of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NK4)双基因的减毒沙门菌(Ty21a-pIRES-IL-2-NK4,命名为TPIN)对小鼠体液及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将18只BALB/c小鼠(雌雄各半)随机分为对照(胃管饲服1.5 mL 10%NaHCO3)、Ty21a(胃管饲服0.1 mL Ty21a)、TPIN(胃管饲服0.1 mL TPIN)组,6只/组。初次免疫7 d后加强免疫,共2次,给药第21天,经眼球采血分离血清,ELISA法检测血清IgG抗体水平;无菌分离小鼠胸腺和脾脏,体外分别用Ty21a、TPIN刺激培养的小鼠脾细胞,72 h后,CCK-8法检测小鼠脾细胞增殖能力,ELISA法检测小鼠脾细胞细胞因子表达水平;称重小鼠脾脏和胸腺,计算脾和胸腺指数,并进行脾和胸腺组织HE染色。结果与对照和Ty21a组相比,TPIN组小鼠血清IgG水平(F=111.74,P<0.01)以及脾细胞上清IFNγ、IL-4和IL-10含量均明显升高(F分别为38.21、11.37、26.92,P均<0.05),脾指数和胸腺指数明显升高(F分别为10.419、5.859,P均<0.05)。Ty21a、TPIN组小鼠胸腺组织皮质增宽,淋巴细胞增多,有轻度炎性反应;脾脏组织白髓增多,淋巴细胞增多伴随中性粒细胞浸润。结论TPIN具有良好的免疫保护作用,能明显刺激机体产生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从而对肿瘤可能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CD56抗原表达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的临床意义和预后分析

目的:分析CD56抗原在初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探究该抗原的临床意义及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169例初诊APL患者的临床数据,按照CD56抗原表达状况,将其分为CD56阳性和CD56阴性组,比较2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能状态(ECOG)、血细胞计数、生化指标、凝血功能、骨髓及外周血早幼粒细胞比例、免疫分型、危险分层、FLT3突变、染色体核型、PML/RARα异聚体类型及融合率、FAB分型(M3a/M3b/M3v)、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积分等参数有无差异。以达分子学缓解(molecular complete remission,mCR)的时间为界,将临床事件分为早期事件(分化综合征、QT间期延长、出血、栓塞、死亡)和晚期事件(继发第二肿瘤、QT间期延长、出血、疾病复发、死亡),比较2组早晚期事件发生率的差异。探索CD56阳性表达对总生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及无事件生存期(EFS)的影响。结果:169例APL患者中,17例患者CD56阳性,该抗原的阳性表达率为10.1%。CD56阳性和阴性患者在D-二聚体水平和共表达CD64抗原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0.017)。CD56阳性组患者达mCR时间更长(P=0.023),2组患者的早期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组患者的疾病复发事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中位随访63.0个月,CD56阳性患者具有更差的OS、PFS和EFS(P=0.023,0.004,<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CD56阳性是PFS、EFS的独立不良因素(P=0.018,<0.001)。结论:CD56阳性是APL的预后不良因素,临床医师需根据该抗原的表达与否决定APL患者的全程管理策略。

基因编辑与诱导多能干细胞的联合应用

基于干细胞的细胞疗法是目前最有潜力和创新性的方法,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结合成体干细胞和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ESC)的优点和特征,在重编辑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文介绍了iPSC技术和位点特异性核酸酶(site specific nucleotide,SSN)介导的基因编辑工具的发展,以及这两种新技术在生物医学研究和治疗试验中的联合应用。iPSC在体外的多能特性不仅为基础研究提供了无限的细胞来源,而且还有益于人类疾病治疗药物的筛选。此外,随着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发展,通过使用核酸酶,如锌指核酸酶(zinc finger nuclease,ZFN)、转录激活因子样效应核酸酶(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s,TALEN),以及成簇的、规则间隔短的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Cas系统来纠正基因突变导致的疾病,以便于逆转体细胞突变引起的疾病。将iPSC和SSN技术联合起来创建具有体外同基因背景的新的可靠的人类疾病模型,为精确的细胞替代治疗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干细胞在治疗抑郁症中的作用

抑郁症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精神疾病,心理及药物治疗是抑郁症的常用治疗方法,但治疗后期大部分抑郁症患者对治疗产生抗性,目前迫切需要一种新型抗抑郁治疗方式来改善这一现状。近年来,随着干细胞在疾病建模及细胞治疗方面的应用,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NSC)及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i PSC)模拟人体神经系统的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对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病理生理学及抗抑郁药物的作用机制也得到了更深的了解。本文就抑郁症的发病机制、NSC及i PSC构建抑郁症模型和细胞治疗策略作一综述,为抗抑郁治疗提供新的认知。

携带角质细胞生长因子和低氧诱导因子-1α双基因减毒沙门氏菌TPKH的初步安全性评价

目的:初步评价携带角质细胞生长因子(keratinocyte growth factor,KGF)和低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双基因的减毒沙门氏菌(TPKH)的安全性,为其在临床上推广使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急性毒性试验中,观察不同剂量(1.0×10^8,1.0×10^9,1.0×10^10cfu) TPKH对小鼠精神状态、体重、血液学指标、血清生化指标及脏器指数的影响,同时取高剂量灌胃组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及胃肠,制作病理组织切片,观察各脏器病理变化。异常毒性试验中,采用小鼠及豚鼠实验法,小鼠实验中,1.0×10^8cfu TPKH灌胃,观察小鼠的反应及体重变化,共观察7 d;豚鼠实验中,1.0×10^9cfu TPKH灌胃,观察豚鼠的反应及体重变化,共观察7 d。结果:急性毒性试验期间各组小鼠精神状态无异常,各组小鼠体重差异不显著(P> 0.05),各组小鼠的脏器指数及生理生化指标差异不显著(P> 0.05);病理切片结果显示,高剂量组的心脏、肝脏等均无病理性改变。异常毒性试验结果显示,观察期内小鼠及豚鼠均无异常反应,到期后每只小鼠及豚鼠的体重均增加。结论:初步证实了TPKH毒副作用小,安全性好。

携带角质细胞生长因子和低氧诱导因子-1α双基因减毒沙门菌的遗传稳定性

目的探讨携带角质细胞生长因子(keratinocyte growth factor,KGF)和低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双基因减毒沙门菌(Ty21a-pIRES-HIF-KGF,TPKH)的遗传稳定性。方法将TPKH连续传代40代,每隔10代检测菌落和菌体的形态、质粒纯度及浓度;每隔5代进行菌落PCR鉴定。取初始代TPKH,接种至大鼠小肠上皮细胞(rat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IEC-6),于培养12、24、48、72 h时,检测KGF和HIF-1α蛋白的表达水平;取初始代、10、20、30、40代TPKH菌落,接种至IEC-6,培养48 h,检测KGF和HIF-1α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 TPKH连续传代40代,菌落和菌体形态基本一致,所含质粒纯度和浓度变化较小,且均可扩增出目的基因条带。初始代TPKH转染IEC-6 12 h,KGF和HIF-1α蛋白水平显著上升(P <0.01);各代TPKH转染IEC-6后,KGF和HIF-1α蛋白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TPKH具有良好的遗传稳定性,本实验为TPKH制剂的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