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社团、校董会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治理机制——以上海大同大学为中心(1912—1949)

大同大学于1912年创办于上海,是近代中国一所办学历史较长,并保持长期稳定的私立大学。立达学社是大同大学的创办者和经营者,对大同大学的内部治理起决定作用。1928年,大同大学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案,开始设立校董会。但校董会只是为依照国家规定而设,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有限。立达学社、校董会形成表里共生关系。大同大学极力保持本校权力结构、制度和经费筹措方式的独特性和适用性,但又能设计出一套适应机制以应付国家权力,以保证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争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一场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而且,这场历时持久的论争呈现出主题含混、支题芜杂和论争阵营划分相对不够"清晰"等诸多特征。对乡村建设运动批判最力的是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主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具有很强"西化"色彩的陈序经等人。他们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及其"邹平实验"。这场论争的焦点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及态度。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立的双方亦有不少相近之处,而且被批判一方的内部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

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从南高师一直到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时期,该校中文系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治学和教学风格,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坚守"旧学"的"学派"。一方面,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内部标榜"国学",体现出较强的旧学认同;而另一方面,现代的"学派"建构不仅出于学术认同之别,现实权力之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党国元老”、学界派系与校园政治——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辞职事件述论(1928—1930)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即行查封国立东南大学。同年7月,东南大学经国民党的接收和改组,建成新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在建立之初,即被纳入新的大学院和大学区体制之内。在这一教育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各种政治和学术势力形成纠结胶着的关系,导致中大的发展举步维艰。中央大学第一任校长张乃燕在任期内地位相当不稳固,几次的辞职事件都在校内引发风波。张乃燕的上下与当时国民党的"党国元老"与学界派系有着紧密的关联,也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年"元老政治"对教育行政产生的重大影响。

战时沦陷区内民族资本与日方的“有限合作”问题——以上海刘鸿生企业为例

1937年8月13日军进攻上海后,刘鸿生于1938年6月离开上海去香港,最后到达大后方。但他仍将其企业集团的大部分资金和设备留在了沦陷区和租界。这些企业与日本占领当局的关系基本是处于一种"有限合作"的状态,除了在战时初期的短时间内对日方坚拒合作之外,越到后来,各企业与日方的关系越是紧密,并在火柴业和毛纺织业上与日本的"国策公司"进行了"合资",基本上是通过"一部分的合作"来换取"另一部分的独立",经济利益已超越政治忠诚。

从“内外”到“中西”:金陵大学顶层治理结构的转变

在创校初期,金陵大学校内的教学与行政采西化模式,与中国本土的教育体制几乎没有关系。在当时,这是所有的中国教会大学的共性。在1927年以前,金陵大学的顶层治理由托事部和理事会构成“内外”结构。托事部由各合作差会合作设于美国,对金陵大学的经济与人事负全责,是校产的所有者。在南京的理事会也是金陵大学的决策机构,更是托事部的代表与执行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金陵大学逐渐完成内部改组与“立案”,其顶层治理转变为“创始人委员会—校董会—校方”的“中西”结构。创始人委员会代表“西”,校董会同时包含“中”“西”因素,代表校方“中”。与托事部相比较,创始人委员会对金陵大学的直接管控减弱,校董会并非只是创始人的执行机构。校董会中本地教会和校友力量上升,代表了金陵大学的本土化方向。“校方”是校长及校内由中国籍教师组成的行政层,代表着中国籍教职员在校内的话语权,这是一股新的力量,加强了金陵大学的自主性和本土化。

国民党从“革命”转向执政的多重困境——基于《王子壮日记》的观察

王子壮曾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亦有国民政府部会任职的经历。他留存的《王子壮日记》为考察国民党"党国"体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通过对王子壮个人经历及其所见、所闻和所思的考察,可以发现国民党"革命性"的消褪、党权低落、强人独裁与弱党执政等"党国"体制中的问题,这些与国民党意识形态建构以及政治体制设计的先天缺陷有着紧密的联系,既包括国民党组织内部的问题,也涉及党政关系。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其组织动员模式徘徊于苏俄式政党与西方民主政党之间,从"革命"到执政陷入重重困境,这是导致国民党统治覆亡的重要原因。

中央大学建校与“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即行查封国立东南大学。同年7月,东南大学经国民党的接收和改组,建成新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这所新都的国立大学以"打倒东南学阀"为标的,并积极响应"党化教育",师生均有趋新革命的认知和努力。不过,在国民党"清党"之后的"后革命"政治氛围中,中央大学的校园政治生态呈现出激进与"去政治化"并存的特点。

晚清科举与学堂并立时期传统教育经费用途的转化

清代是中国传统科举制度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除了官方支出的科举经费外,还有书院费、宾兴费、学田收益及其他各类教育经费。从甲午战败之后,尤其是从1901年底开始,中国各地广设新式学堂。在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前,科举与学堂并立。各级各类学堂的办理需要大笔款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书院、宾兴和学田等。这意味着传统教育经费的用途逐渐向学堂转化,也是学堂由边缘走向中心的缩影。然而,在科举制仍存的情形下,传统教育经费在整体上须同时应对科举与学堂两套教育体系的支出,其总量定处于短缺状态。因此,从经费角度而言,必须废除科举,这样才能确保学堂的生存与发展,学堂方可真正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权力与上海私立大同大学的治理模式

大同大学是近代上海的一所知名私立大学,成立于1912年,初名大同学院,1923年改称大学,1928年获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立案之后,该校内部机构、院系课程和经费配置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大同大学的治理模式既体现本校权力结构、制度和机构的独特性和适用性,又能适应国家需要,二者并无强烈冲突。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中西新旧”问题——关于历史语境和现实关怀交错互动的思考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史学研究范式和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影响,其评价标准出现从"革命"到"现代化"的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当时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返回历史语境之中,探求时人的思想言说,可以发现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新旧中西"等问题的原初涵义及其对现实评价所产生的影响,以此揭示出研究过程中历史语境与现实关怀的互动的现象。

1932年中央大学校长更替难局及其化解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并改造国立东南大学。同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以原东南大学为基础,合并南京、上海和苏州的其他八个专科以上公立学校,组建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江苏大学',同年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央大学的组建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新事物',南京国民政府有意识地在该校推动'党化'和'中央化'进程。当然,产生的实效以及由此带来的悖论性发展路向却是时人始料不及的。

公款公产与清末兴学

清末十年间,官方与民间共同兴办新式学堂。各类各级学堂创办伊始,几乎在在需款,经费的压力远甚传统教育。因此,各类公款公产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不同性质学堂的经费来源。科举制废除后,书院、宾兴、学堂等款全面转型为新式教育经费。即使原本不属于教育性质的地方性收入,如积谷、善举、杂捐,甚至是宗族性质的祠堂、义庄、义田等,其经费也被不同程度用于学堂。于是,“公款公产”这一集合概念应运而生,且朝野上下均有将公款公产用于兴学的一定共识。然而,各地的公款公产并非全然用于兴学,故官方须常清理(清查)公款公产。但这不能简单作国家权力渗入民间的单维度之理解。其实在清理公款公产以及公款办学的过程中,各地许多士绅往往较为主动,同时一部分人则以维持旧款的理由力图排拒,或多或少涉及地方新旧势力的转化。在清末兴学事业推进过程中,各项地方公款公产作为新式教育经费的来源与公款公产集合概念的形成互为表里,并由官方与民间“公论”共同建构。另一方面,官方与地方力量对公款公产的处置方式及其后果则交糅混杂,这使得公款公产长期游离于国家财政体系之外。

国民党中层官员日记与抗战时期蒋介石研究

蒋介石研究是目前民国史的热门领域,特别是随着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对外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手稿获广泛运用,蒋介石研究已取得极大进展。蒋介石研究与政治环境有相当大的关联。海内外的蒋介石研究,特别在中国大陆,在大体上已翻越以往意识形态化的樊篱,

抗战初期金陵大学内迁争议中的美国因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面临留驻南京或内迁大后方的抉择。经过几个月的犹豫与反复,在未得到创始人会与校董会授权的情况下,校方自行决定内迁。1937年底,金陵大学顺利迁至成都,并于1938年初重新开学。同时,出于维护校产的考虑,该校一部分中、美籍教师留守南京校园。然而,内迁之举受到部分传教士的指责,引发不小争议。在抗战初期传教士与校内教职员又有回迁南京的意见分歧。金陵大学内迁过程及引发的各种争议,受到各种美国因素的影响,但校方始终坚持民族国家立场,在大后方坚持办学,为抗战服务。

大学、城市与集体记忆:1930年代南京中央大学“大学城”计划始末

1932年9月罗家伦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后,开启了该校稳定发展的新局面。除了提升学校教研水平,罗家伦还积极推进学校基础建设。他于1933年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中央大学从南京市中心迁往市郊、建立＂大学城＂的计划。该计划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校内外的反对声音十分强烈。最终,该计划因抗战爆发而终止。迁校建立＂大学城＂的目的,一方面在校舍面积、办学规模和教学品质上凸显＂最高学府＂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学校在获得政治资源的同时又远离首都政治中心,保证学校安定的环境。但是,在众多校友及部分舆论看来,中大的迁校计划不仅在地理上抹去了＂首都大学＂的地位,而且割裂了最高学府的学术传承和＂集体记忆＂。中央大学＂大学城＂计划体现出近代中国大学与城市的复杂关系。

基层公路管理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分析

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我国高速公路基本上已经普及到每个省市,高速公路企业快速发展壮大起来。在基层公路管理单位的管理工作中,要想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首先需要做好相关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此,文章针对当前公路管理部门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和相关的改进措施。

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为例

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建校,经费完全由江苏省截留的"国税"承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进行重新划分,直接影响中央大学教育经费的来源。各方围绕该校经费的来源和数额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博弈。直到1932年8月,中央大学经费完全由中央财政承担,学校完成教育经费层面上的"再国立化"。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的演变,透视出近代中国大学"国立"的政治经济蕴含,以及国民党治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框架中,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

20世纪20年代金陵大学的立案与改组

金陵大学是1910年由南京三所基督教书院合并创办的教会大学。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对金陵大学造成巨大挑战。该校的美国当局、南京校方和中国籍教师群体被动或主动做出各种回应,直至学校的治理结构完成根本性转变。20年代初,金陵大学在北京政府教育部完成"部分立案"。1926年,在五卅运动以及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强硬的立案政策的冲击下,金陵大学校内行政层开始改组。至1928年实现校董会设立、中国人出任校长和完成立案的全方位转变,金陵大学由此进入新时代。金陵大学回应立案以及内部改组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渐变过程,既体现了中国教会大学在此历史关头处理与中国政府之间关系的共性,又有其特殊的一面。

国家土地制度与区域民事习惯--以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崇明沙田为中心

"沙田"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形态,多位于沿海沿江地区。江苏崇明境内的沙田面积广大,且较为集中。自明清至民国,崇明县沙田的管理控制状况纷繁复杂,体现了国家对沙田土地制度和地方民事秩序的调整与改变,其总体趋势是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愈来愈强。沙田区域在明清时期为国家法律所承认的特殊民事行为,到民国时却显得越来越非法,但在实际操作中,而又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国家的许可或默认,逐渐成为一种潜在通行的民事习惯。民国政府对此民事习惯态度上的不够明确,表现出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机关施政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