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文化的伦理建构

在全球化时代,视觉文化转向、价值观多元化等趋势将中国电影文化不断推向未知与尴尬的境地。因此,中国电影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伦理的引导与规训。在“三大体系”建设的时代呼声中,中国电影文化应以传统伦理为基底,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价值观念,沿着电影文化的生成肌理,通过思想文化层面的共同体美学价值理念传续、叙事文化层面“手段善”与“目的善”的统一、镜头文化层面的诗性镜头建构,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中国电影文化伦理价值体系的建构,助力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的生产。

人工智能算法时代电影伦理学的新变与再诠释

中国电影伦理学在人工智能算法时代面临着新挑战,如算法对电影创作的重塑、受众的转变和学科视点的移置等影响,同时人工智能算法影像制作所带来的媒介记忆“失真”风险等不容忽视。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或将促使“半人”社会的到来,届时,电影伦理的生产、接受、本体亦将面临着三重新变。此外,业已患上人工智能“疾病”的电影影像,需要借助作为电影“文化病理学”的电影伦理学进行审思,并通过构建一种电影“算法-伦理”的知识体系形成有效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不断建构和完善面向未来的中国电影伦理学。

公文传播与社会治理:历史回溯、现实命题及实践路径

从发生学的视角看,公文传播和社会治理相互依存。公文是社会治理的工具,公文传播是实施社会治理的过程。没有公文和公文传播,社会无法有效治理。进入媒介社会,公文传播必将承担更多、更复杂的社会治理议题,公文传播将成为推动社会治理规范、科学、文明化发展的必需工具和必要手段。

公文传播:从传播行为到一门交叉学科的诞生

公文有着悠久的历史,公文的传播从先秦开始伴随朝代的演进而不断走向成熟,直至发展到如今电子信息时代的电子公文。随着计算机网络的不断演进,公文传阅系统在政府系统、企业得到广泛应用。国内公文传播的学术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由于公文学术地位不高,学科发展受限,公文写作与传播的研究难以跟上时代步伐。从公文传播史、公文传播的“学术化”进路与公文传播的“学科化”型构三方面,结合自身对该领域的研究与发现,对公文传播学的学术发展进行深入剖析,旨在为公文传播学的学术进路奠定深厚基石。

生态地缘主义视域下中国乡村电影的物质伦理辨识

乡村是自然社会化过渡的原初形态,中国乡村地区生产并汇聚着广泛的物质形态。由于物质所具有的活力质性,在生态地缘主义的视域下,不同地域的物质都有着源自地形的差异面貌,这种物象在视觉差异中强化着物质文化及伦理意涵的地缘属性,同时,地域物质的主动施事能力也塑造了不同的乡村电影叙事。乡村电影中的食物、建筑等都积聚着深厚的物质伦理思想。但随着工业化发展、市场经济蔓延,我国乡村地区及乡村电影中的物象表征日益趋同、辨识属性日渐消解,继而造成了物质伦理和人际伦理的式微表现。在美善统一的伦理呼唤中,当下乡村电影亟须重建带有地缘辨识属性的物质伦理。

乡村伦理观照与民族精神搏击——影片《八角笼中》的现代性叙事

《八角笼中》作为继《我不是药神》之后,国产电影中又一部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史论价值的社会伦理片,其围绕“八角笼”空间展开的影像叙事极具现代性内涵。无论是在空间叙事层面对当代社会空间正义和非正义的辩证性思考,还是在道德伦理观念层面对当代乡村伦理的关照和“人”的现代性突围的书写,以及在文化价值层面对君子伦理观念的挖掘和传统民族精神的彰显,都呈现出导演希望从现代社会充满道德理想的个体身上,挖掘传统民族精神内涵和现代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实现对社会正义理念的价值追寻。

物性凸显与他者伦理转向——从抖音短视频的“面容”呈现说开来

“面容”是列维纳斯用来指称“我—他”伦理关系的表征,也是其“他者伦理”思想的入口,但其在进入媒介场域后,却遭遇了物质化的掩盖与伦理指称的转向。在抖音短视频中,特效贴片黏合的脸导致人面容多义性的隐没,趋同的吸引装置改变了人与人和谐真诚的交往伦理,进而演化为物化个体间的展演伦理。而抖音界面的显现,也以崇高的声音权利与平滑的内容接替遮蔽了用户自身的理性,干预了用户的他者性,将“我—他”伦理转换为“我—它”伦理。特效贴片及数字界面因思想意志的缺失,透显出对他者责任心的淡漠,以致列维纳斯的伦理理想遭遇现代性危机。因此,从他者伦理视角考察抖音的“面容”呈现,可以发现,一种物质性的“面容”德性亟须建立,用户的理性权利也亟待归还。

中国式科幻电影的伦理立场

自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上映以来,中国开启了科幻电影蓬勃发展的元年。不同于西方科幻电影,中国式科幻电影不仅将中国式审美情感与伦理立场纳入科技幻想当中,而且凝聚着中国的民族想象与文化记忆。在科技景观的背后进行着深刻的伦理思辨,用独特的中国方式书写着宇宙存亡、人类灾难的故事,同时也表达出人类全体共通的情感和伦理价值观。中国式科幻电影展现宏大宇宙题材的同时,注重在其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观念。电影中常常呈现家国情怀,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彰显出中国人对于守护家园和延续人类文明的渴望。

自反·符号·伦理:影片《八角笼中》的文本解读

《八角笼中》以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了边远乡村孤守儿童的生存现实,关注了边缘群体和底层群众的生活困境。影片是一部极具导演王宝强个人风格的影片,他的生命经验、情感逻辑对影片的主题表达、人物的形象塑造具有深刻影响,影片叙事集中体现了他的关照底层、为底层言说的伦理范式。

电影伦理学与中国电影伦理学派

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伦理批评模式,开启了我国以伦理批评为主要方式的电影伦理研究之路。历经电影伦理的社会批评、电影本体的伦理批评、电影伦理的多元化批评等阶段,直至2017年,中国电影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开启了电影伦理的系统化研究之路。它涵盖电影伦理史、电影伦理批评、电影伦理理论等多方位学术探索,成为我国电影研究的重大突破,旨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电影伦理学学科话语体系,构建具有民族性标识和特色的中国电影伦理学派,从而丰富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内涵,为中国电影提供伦理滋养。

《过昭关》:乡土文化的柔性表达

在公路片的类型框架下,电影《过昭关》对乡土生活进行了搬演,同时通过去戏剧化的创作理念对矛盾和冲突进行表达,最终展现出真实的、未被遮蔽的乡村文化图景。《过昭关》描绘了一幅宁静质朴的乡村图景,并将乡土文化柔性地展现给大众,为中国乡村电影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思考。

影片《八角笼中》人物形象的儒家人伦精神透视

2023年暑期档电影《八角笼中》在票房上的成功,离不开导演在进行人物塑造时对角色倾注的人伦精神。由王宝强饰演的主角向腾辉在影片中呈现出三重身份:父亲、师父以及底层边缘人。作为父亲,向腾辉弥补了孤儿们缺少的家庭伦理关照;作为师父,向腾辉对失学儿童们实现了师道关怀;作为底层边缘人,向腾辉跨越金钱、身份和舆论三重困境达成自我实现。影片在种种激烈的戏剧冲突出表露出“以人为中心”的儒家人伦精神内核,实现了现实关照与伦理价值的共同表达。

《不止不休》:社会伦理视域下的疾病叙事

疾病在电影作品中逐渐超越单纯的生理性症状,开始朝向社会症候、文化内涵和伦理表征等多维层面蔓延扩展,形成了多种意义解读。电影《不止不休》对乙肝病患群体的现实境况与精神困境进行了真实客观的描绘,对疾病背后的隐喻和围困进行了人文表达,通过温暖的情感力量完成对伦理与美德的询唤,引导社会大众在疾病叙事视野下对社会议题进行伦理性审思。

电影工业美学的伦理命题

电影工业美学作为当前国内被广泛提及的一个重要的电影美学观念,在电影伦理学层面,探讨与其相关的伦理命题,对于增益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发挥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因此,基于生产伦理、技术伦理和传播伦理三个范畴,围绕着从“手段善”到“道德善”的生产伦理诉求、警惕技术性影像制造“极度体验”的消费陷阱以及在传播层面尊重“为己利他”的市场经济道德原则三个主题,对电影工业体系中存在的伦理规范与伦理失范进行了相应的伦理思考,最终力求在整体意义上构建出电影工业伦理的价值观念。

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渝东北乡土伦理叙事——论长篇小说《黄泥巴小街》

在立足地域文化和乡土伦理叙事两个学术概念基础上,对长篇小说《黄泥巴小街》从底层叙事、家庭叙事和创伤叙事等方面给予了评论分析。首先,文章从一条小街所展示的渝东北乡土伦理世界,以善恶归一、正邪博弈并借助方言的张力和农耕文明的乡村道德文化背景,窥见社会底层的悲欢;其次,通过描写乡土文化语境下家庭的聚散来关注人的生存境遇、道路抉择、矛盾纷争、私人恩怨和儿女私情等亲情伦理;最后,通过人物的悲剧、人物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见证了当代中国精神的变迁和身体“症候”,以创伤性成长故事叙写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乡土人生。《黄泥巴小街》是近年来重庆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小说描写的渝东北黄泥巴小街,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地标,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伦理视角下新中国教育电影师生关系嬗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风向、经济体制、思想文化等客观因素的变动对教育教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师生关系不再是不容辩驳的“上”与“下”的层级关系,而呈现出复杂的动态变化。作为对现实生活的映照,“教育电影”有着清晰而完整的发展脉络。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部教育电影的梳理,从伦理视角对其中的师生关系进行了审视与反思,总结出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电影中师生关系的不同样态,并指出我国教育电影同质化、苦情化、二元化的创作倾向。

全媒体时代的公文传播与社会治理

在公文传播学的学科视阈下,媒介信息传播的高效性,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交互性以及传播效果的有效性,让公文传播的形式与公文写作方式等产生重大变革。公文传播为政府和社会各阶层提供了表达利益和相互交流的条件,是政府与社会对话的重要桥梁。政府作为管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威主体,借助公文这一重要政治信息核心要素和推行政令的工具,通过公文传播进行社会治理,以实现引导社会正面舆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并塑造积极的政府形象。在面对诸多困境与挑战的新形势下,公文传播对新时代社会治理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与巨大价值。

媒介化社会语境下公文传播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

新媒介的层出不穷,让信息化、数字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代名词。在此媒介化社会的背景下,利用新媒介如微信等进行公文传播从而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已成为乡村地区村组干部日常工作的新方式。本研究以被评为“四川省乡村治理示范村”的会理市三元村为对象,以其乡村微信群中疫情防控信息的公文传播现象为例,发现公文传播对乡村治理在高效传达、权力说服、集体行动三方面所具有的利弊和影响,并讨论未来公文传播过程中更有效进行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

学术转型与学派建设双重视域下的电影伦理学

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转型在艰难环境中不断推进。整体而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经过三个阶段,分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引进西学和自主探索;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科学与民主旗帜的高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四个自信”背景下立足中国、转向本土理论资源的探索。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奋斗下,中国的学术研究逐渐走上科学化、系统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电影也在学术转型和学派建设的浪潮中不断结出新的学术硕果。电影伦理学是在新时代学术转型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适应文化自信和民族复兴这一历史趋向的一个新兴交叉学科,是中国电影学派体系建构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社会变迁视域下新世纪中国乡村电影的伦理叙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是新世纪中国乡村电影取材的现实基础,大量新世纪中国乡村电影本着现实主义精神,采用伦理化叙事策略讲述道德故事。新世纪中国乡村电影在表现乡村社会问题时,以道德代偿策略化解乡村家庭人伦义务缺失问题。新世纪中国乡村电影展现了乡村权力伦理转换期权力行使者与农民身份认知的纠结状态。新世纪中国乡村电影还塑造为人民服务的乡村基层干部形象与农民致富英雄形象,将共同富裕的道德追求作为电影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