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访谈: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与总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导师诸葛忆兵教授

题记：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电子资源的开发普及，古代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成果日益丰富。面对新时代新机遇，如何更好地对民族瑰宝进行发掘和推进，笔者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诸葛忆兵教授进行采访。诸葛教授结合自己数十年研究经验，畅谈切身体会，从学习方法、文史打通、研究立场、选题以及超越意识五个方面对古代文学研究进行阐述，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特此辑录，以飨读者。

诸葛忆兵教授访谈录

诸葛忆兵教授深耕宋代文史研究数十年,早期致力于宋词研究,后逐渐转向文学与历史结合,近年主要致力于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治学理念上,诸葛忆兵教授坚持从文本出发,用史料说话,按照史实本身来做研究。其研究对于摆脱固有观念,开创宋代文史研究的新天地,都具有启发意义。

诸葛忆兵一帆斋: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不久前我和一位朋友聊天,他正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说有一位诸葛忆兵教授,宋代词学讲得非常好。我说,那是我老乡啊!几天后,我便造访了诸葛忆兵教授的书房“一帆斋”。走进诸葛教授家,我听到了久违的乡音,虽然我们是用普通话交流,但温州人讲普通话,一听就是这个味儿。

论窦娥形象的内涵及《窦娥冤》的创作意图

窦娥是封建礼教的“孝子贤孙”,她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是女子“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和对长辈竭尽孝顺的孝道观。在窦娥的那个时代 ,出身于这样一个穷酸知识分子家庭 ,又是一位受社会压迫最深的弱女子 ,窦娥被毒害到拿泯灭人性的伦理道德规条要求自己 ,自觉地维护这些伦理规范 ,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是非常普通正常的。《窦娥冤》从传统的“贞节”、“孝道”等道德伦理规范角度出发 ,不认同蒙古人的现实统治 ,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对现实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批判 ,其中潜藏着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

洛蜀党争辨析

“洛蜀党争”是北宋元年间发生在政坛上的一场党派争逐。党争的缘起不仅仅是因为程颐和苏轼学术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原因是二人性格上的极大反差。其争逐的焦点不是政见的不同，而是各报私怨。然而，洛蜀二派各只有寥寥一二成员，甚至不成其为党派。相互攻击时指实某人为洛党或蜀党，多失实之处。“洛蜀党争”之所以被常常提及、夸大，与元政坛最大的一股政治势力朔党的操纵、利用有关。朔党为稳固权势，以党争为口实，打击双方，矛头主要指向苏轼。率直天真的苏轼和迂疏固执的程颐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元大臣的争权夺利是酿就北宋末年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论范仲淹“积极防御”的守边策略

北宋多年来贯彻实施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军事力量薄弱,边塞防卫松弛。范仲淹调任西北前线主帅后,为解决军需问题,要求建立“营田”制度;且适当招募当地壮丁,建立“土兵”制度;同时,精选将帅,精练士卒。范仲淹主张适当地发动局部进攻,进攻的目的是为了构筑起更好的防御体系,局部进攻应该成为“积极防御”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朝廷基本采用了其“积极防御”的防边思路,西北前线形势很快稳定下来,宋、夏双方终于达成和平协议。

论苏辙的奉使诗

苏辙元四年为贺辽国生辰使,出使途中,作《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在赴契丹途中苏辙充满了对异乡异族的陌生感,表现为对异族人情风俗与异域风光景色的拒斥和不接受,这是北宋“积弱”国势对时人心理状态影响的结果。到达契丹之后,苏辙对异族有了切身的了解与理解,对待异乡异族的情感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异乡的景物,态度变得平和,并推出“久安和好”的良好祝愿。苏辙出使途中与到达契丹之后的态度变化,昭示了民族交往的一条规则:需要客观、具体、深入地去了解“他者”,方能更加真实地把握对方,方能逐渐达到民族和平共处的理想境界。

论宋代后妃与朝政

后妃干政是中国古代中央政治体制运行的一种常见模式，它往往导致政局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宋代后妃与常人一样具有极强的权力欲，宋人也允许在特殊情况下，由母后垂帘听政。然宋代始终没有酿成后妃之祸，而是将后妃势力纳入良性运行轨道，成为皇权的有力补充，为历朝所罕见。这得力于宋人对后妃势力的有效抑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这种抑制，扩展到对付外戚势力。宋代皇室的平稳承继过渡。

论北宋使辽诗

北宋频繁派遣使臣前往辽国,部分使臣将出使期间的见闻与感受形诸歌咏。使臣们出使途中情绪往往恶劣,诗歌中表现为对于异乡的气候风景、异族的民俗风情的排斥不接受,愁苦落寞的意绪成为使辽诗的主旋律。他们在诗歌里要追究五代割让土地与北宋不能收回失地的原因,检讨现实的对辽政策。他们到达辽国之后,通过实际的接触,对待异乡异族的情感往往会有相当的转变。往往从拒斥转向适应,从陌生转向友好。他们或者将这种交往的过程与感受形诸文字,甚至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良好影响。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论宋人落第诗

科举考试是宋代绝大多数文人必须经历和体验的一个生活阶段,因此,与科举考试相关的诸多生活形态便成为宋诗描写和表现的一大主题。宋人落第诗或是落第者自抒胸臆,或是他人安慰劝解,诗歌渲染上一层悲苦气氛,富有艺术感染力,是种种写科举题材诗歌中最为出色的。宋人落第诗最常见的劝慰方式是以山水风景、春日风光等自然景色相慰藉,劝慰落第者览景遣情,排解愁绪。由此形成宋人落第诗的一种风貌:融情于景,蕴藉隽永。宋人落第诗大都择要叙说,点到为止,不发长篇议论,故多数落第诗篇幅短小。由此形成宋人落第诗的又一风貌:短小精悍,语意深长。宋人落第诗的风格,以凄怨和悲愤两种情调为主。总之,宋人落第诗摆脱了"议论、才学、文字"的窠臼,面目清新,含蓄淡约,其诗风类似唐诗。

畏天命 敬鬼神──论孔子的“天命”观和鬼神观

畏天命敬鬼神──论孔子的“天命”观和鬼神观诸葛忆兵天地、祖光、鬼神的崇拜和信仰，构成华夏先民宗教生活的主体，进而演为某些基本的哲学范畴。承天之佑、先祖有灵、鬼神赐福，是先民宗教活动的主要目的，也是他们生存价值之依据。这种先古宗教观，形成于生产力低下的...

李清照个性成因及其表现

文章认为，李清照鲜明的叛逆个性的形成，是因为她有着良好的早期教育、宽松自由的家庭环境和青年时期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而蔑视权贵、关切国事、晚年再嫁与离异以及敢于批评男性权威、于创作中独辟蹊径等。

《词综》编纂意图及其价值

《词综》编纂之意图，是为了推尊词体，使创作归于醇雅。编纂《词综》之际，朱彝尊内心的亡国隐痛虽然无法完全消除，但是，抗清意志已经渐渐淡漠。所以，《词综》的编纂，是为了宣扬自己宗尚南宋，以姜夔、张炎词风为正的创作主张。《词综》推尊南宋词，意在倡导南宋词的“辞微旨远”，达到救明词之弊的目的，尤其是廓清《草堂诗余》给明词带来的淫逸卑下、琐屑的弊病。《词综》扶持绝学、宏开宗派的功绩，在清代影响至深。从总体上评价，《词综》当然是功大于过，后人的评论也是褒多于贬。

论辛弃疾艳情词

辛弃疾直接描写艳情的词作仅58首,数量极少。其酒宴赠妓词,只是为了调笑娱乐,词风以玩笑戏谑为主。而且,辛弃疾艳情词极少用慢词填写,仅仅三四首而已,与其"英雄词"多用慢调的格局不同。然而,辛弃疾酒宴上有"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习惯,部分酒宴赠妓词也似有喻托。辛弃疾艳情词中离别相思之作有二十余首,能够将此类传统离别相思之作写得异常动人,且坚持俚俗浅白的风格,显然直接超越了南宋,回归北宋之浅俗率真。辛弃疾亦将北方故土作为思念的情人,部分别后相思之作喻托之意更加明显。辛弃疾寥寥几首与艳情关联的送别词,所呈现的依然是北宋柳永风貌。总之,辛弃疾对词的本体特征有深入的认识,且能够在创作中熟练地运用和表达。然其眷恋北方故土,热心仕进,一生以北伐为己任,所以,辛弃疾的各类题材艳情词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了喻托之意。正因为充分地把握了词体抒情的特殊功能,辛弃疾才能挥洒自如地创作英雄词。

辛派词人论略

“辛派词人”以辛词为榜样 ,有意识地学习苏轼 ,其词作具有共同的爱国思想倾向。“辛派词人”之形成 ,与辛弃疾巨大的人格魅力与歌词艺术魅力密切相关。他们的政治主张与实践活动、个性与表现等等诸多复杂因素 ,都融合到了歌词创作之中 ,形成独特的风貌。而且 ,“辛派词人”为了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共同选择了“以文为词”、议论纵横的表达方式。因此 ,“辛派词人”自然形成了豪迈奔放。

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

范仲淹与仁宗之交往,大致可以分成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截止于康定元年范仲淹出任西北军政要职之前。在仁宗未亲政之前,范仲淹直言上疏,要求太后还政于帝,给仁宗留下极好的印象,奠定了仁宗对范仲淹特殊信任和亲近之基础。仁宗亲政后,范仲淹即使两度遭受贬谪,都显示出仁宗对范仲淹的特殊眷顾。中期指范仲淹庆历年间出将入相之阶段。这一阶段,仁宗对范仲淹的信赖和好感臻至极点。范仲淹亦以守边之成就报效国家与帝王。仁宗求治心切,对范仲淹有特别的期待,由此迎来了范仲淹等之庆历新政。后期是新政失败后之阶段。对新政期待之失望,对范仲淹等"朋党"之猜忌,帝王独断专横品格之作祟,使仁宗疏离范仲淹,范仲淹最终被彻底排挤出政治中心。

朱熹科举观平议

朱熹对科举制发表过大量言论。朱熹前后,宋人对科举制的批评和建言集中在两个方面:否定科举制,要求恢复隋唐之前的推荐制,即所谓的“乡举里选”;要求变革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改诗赋为策论,为经义。朱熹首先从文人士大夫道德品质的自我修养和完善角度出发批评科举制,进而批评科场文章之刻意求新、胡乱拼凑、内容空洞,认为科举制对士人最大的毒害是“夺志”。朱熹本人是科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所以其又从谋生的角度肯定了科举制一定的合理性。朱熹认为士人和科举制必须有所调整或变革。其一,士人要更多读书;其二,士人要在科举制中保持独立思考;其三,科举制要有变革。《学校贡举私议》集中表达了朱熹对科举制的批评和建言。建言主要有三点:均解额,立德行之科,罢诗赋。朱熹对科举制所发表的大量批评,乃是宋人之共识;所提供的变革措施,既无新意也不可操作。

李清照前期行踪与词作评述

李清照的前期生活可细分为五个阶段:未婚少女时期、新婚汴京居住时期、青州夫妻屏居时期、独守空闺时期、随夫辗转各地时期。未婚前,李清照欣赏大自然美丽的风光,流露闺中寂寞情思以及对爱情的追求;新婚时,或写短暂别离的苦痛,或叙新婚夫妻的甜美;屏居青州时,创作相对平稳;赵明诚外出独守空闺时,离情别思汹涌而来,是前期创作的高峰期;随夫各地时,情绪略显低落或愤激,中年的家庭矛盾隐约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