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移相的高精度脉宽测量系统及其FPGA实现

采用XILINX公司的SpartanII系列FPGA芯片设计了一种基于数字移相技术的高精度脉宽测量系统,同时给出了系统的仿真结果和精度分析。与通常的脉冲计数法相比,该系统的最大测量误差减小到原来的34.2%。

论互联网法院在线诉讼“异步审理”模式

在线庭审在空间维度上使庭审从实体物理空间转换到虚拟网络空间,在线诉讼异步审理则在时间维度上改变了传统诉讼活动的实现样态。在“异步审理”模式下,法官与当事人诉讼活动的“非同步”性,使其诉讼信息交流方式呈现“离散”状态,诉讼时间线的延长使各审理环节失去紧密联系,法官心证的形成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因其非同步性的审理外观,异步审理呈现出“书面外观+口头内在”的特征。但是,法官仍然需要亲历诉讼两造“留言式”的互动争讼,并以当事人主张的证据和争辩作为裁判形成的基础,因而其并未背离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的基本精神。异步审理的特殊审理形态及其与传统同步审理的运行差异,决定了在对其规则构建时应当设置必要限度。

论刑事合规不起诉中的检察建议——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81号指导性案例为视角

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在办理企业犯罪案件中自发探索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其中,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在刑事合规不起诉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拟对涉罪企业做不起诉处理时,基于对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的调查和评估,就如何推动企业合规经营所提出的检察建议。它既为涉罪企业开展合规建设提供了参考和指引,也是检察机关在后期考察涉罪企业合规改进状况进而决定是否不起诉的重要依据。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与检察机关在刑事合规案件中提出的量刑建议、检察意见存在本质区别,也承载着有别于传统检察建议的制度功能。从我国刑事合规的实践探索来看,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存在具体指向型和概括引导型、检察建议前置型和检察建议后置型等不同模式,其各自适用条件、运行机制、法律效果等并不相同。为了保障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过程的正当性和内容的科学性,应建立企业犯罪案件的社会调查、合规听证等配套制度。

电子数据网络在线提取规则反思与重构

网络在线提取成为远程目标系统中电子数据取证的重要方式。电子数据则是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中使用计算机、手机等电子设备在虚拟网络空间留下的痕迹,对于电子数据的收集自然也需要借助于相应电子数据提取技术。应将电子数据网络在线提取定性为侦查技术而不是侦查措施。这种定性主要基于电子数据自身性质和取证规则融贯性之考量。按照电子数据是否承载相应权益及其承载权益的重要程度而将其区分为强制性侦查或任意性侦查,当然,强制性侦查和任意性侦查在特定情况下存在转化关系。应协调境内电子数据网络在线提取与境外电子数据网络在线提取的规则体系,实现电子数据网络在线提取境内与境外的平等保护。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下的侦诉关系

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中的传统侦诉关系呈现出"横向业务分离、纵向组织一体"的明分暗合态势,这一态势对我国反腐败治理具有消极影响。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在本质上属于刑事侦查权,应受到刑事诉讼法的规制和调整。将原由检察院承担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给监察委员会,带来了职务犯罪侦诉关系的重大变革,职务犯罪侦查权与公诉权在诉讼功能上的同向性决定了两者的配合关系,诉讼阶段的顺承性决定了两者的主辅关系,职能定位上的分离性决定了两者的双向监督关系。

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及其实现机制

自愿性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居以核心地位,它是维护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得以存续的正当基础及其防范错案的重要途径。认罪认罚自愿性通常包括认识明知性、评估理智性和选择自由性三个要素。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客体是通过证据所建构的法律事实,它是被告人对控诉方指控事实犯罪和提出量刑建议的有效回应和承认。认识的明知性需要被告人较为清晰地知悉控诉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及证据材料。评估的理智性要求被告人具有辨别是非、利害关系以及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能够有效评估认罪认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选择的自由性要求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的问题上可以自由选择认罪认罚抑或不认罪认罚甚至还可以保持沉默,被告人选择时应免受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的外在干涉,可以根据其自由意志抉择。为实现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充分保障,有必要确立被追诉人阅卷制度、强制辩护制度、侵害自愿性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和认罪自愿性的多重审查机制。

论电子数据与刑事诉讼变革：以“快播案”为视角

电子数据是网络信息时代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之王",它既不属实物证据也不属言词证据,而是具有独立地位的"第三类证据"。传统刑事诉讼规则是以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收集使用为基础来设置,它们能够对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收集和使用进行有效规制。电子数据的存在形态和取证模式与传统证据存在较大差异,其收集和使用对传统刑事诉讼规则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在电子数据收集和使用中,存在第三方存储电子数据的常态化与刑事诉讼权利保障的特定化、电子数据存储介质数据的海量性与刑事证据收集的特定性、电子数据所处互联网络空间的交互性与刑事侦查行为的类型化、电子数据及其存储介质的技术性与刑事证据的合法性等矛盾。因此,有必要以电子数据收集和使用为基础对现有部分刑事诉讼规则进行变革。

论电子数据收集中的权利保障

电子数据作为网络信息时代的“证据之王”,其可能承载着财产权、隐私权、通信自由权等传统基本权利的新形态,也可能承载着数据管理权、数据支配权、数据被遗忘权等智慧社会中的第四代人权。这就会带来电子数据取证中权利干预形态的变化,从而对现有刑事诉讼制度带来冲击和挑战。我国现有制度对电子数据所承载的数据性基本权利及其取证中权利干预的新形态缺乏应有重视,由此可能引发电子数据取证的权利保障不足和合宪性危机问题。因此,有必要以基本权利为基点对电子数据取证行为作类型化区分,对电子数据取证中强制性侦查措施进行合宪性调整,建立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

环境权法律属性分析——以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视角

我国司法实务部门自生自发开展的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环境权理论研究和探讨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环境犯罪刑事和解在理论基础、被害人确定、赔偿范围等方面不可避免涉及环境权问题。"环境权利说"、"环境法益说"和"环境义务说"三种理论在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的运用各有利弊,但"环境权利说"更能有效适应我国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以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视角,区分抽象环境权和具体环境权,从主体、客体、内容和性质等方面反思、重构环境权理论。

论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基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证明对象的重叠性、行政程序的先行性、程序运行的保障性决定了行政执法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由于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对行政机关未予明确、转化的行政执法证据种类模糊、审查判断程序缺失等问题,导致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存在较大争议和困惑。有必要对行政机关作扩大解释,将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具有双重属性的办案执法部门等纳入行政机关。证据种类并不是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关键因素,影响其证据能力的关键因素是行政执法程序。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行政执法证据,不仅包括物证、书证、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还应包括勘验笔录、现场笔录、鉴定意见以及当事人达成合意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言词证据。需明确行政执法证据转化的司法审查标准和方式,以确保其具有相应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论初查中收集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

《电子数据规定》第6条承认了初查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但其仅能解释为初查中可以采取任意性侦查而非强制性侦查措施收集电子数据。强制性侦查和任意性侦查的区分标准主要在于侦查行为是否干预或侵害被调查人的重要权益。电子数据自身所具有的虚拟性、可复制性等特征,导致其取证模式、取证行为与传统实物证据存在较大差异,由此衍生了诸如网络远程勘验、网络在线提取等新型取证行为,这些取证行为并不都属于任意性侦查而允许在初查中使用。基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要求,初查电子数据在转化为定案依据之前,须经法定调查程序审查认定。在证据调查之中,应按“重大权益干预”标准对初查电子数据取证行为类型和性质予以实质审查。

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的法律本质与适用边界

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在网络信息时代的司法程序中得到越来越普遍使用,我国各地司法机关自发开展了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的实践探索。区块链存证通过分布式记账、数字签名、共识机制等信息技术,来保障入链电子数据的形式真实性和同一性,其在法律本质上属于电子数据的技术性鉴真方法。"区块链电子数据"和"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它们在数据生成、存储节点、真实性程度等方面存在重大区别。证据保管链和存证区块链都是电子数据的鉴真方法,但区块链存证主要通过算法和程序来防止电子数据被篡改,在技术层面实现了电子数据自我鉴真。作为技术性鉴真方法,区块链存证仅能保障入链电子数据的形式真实性,但不能保障电子数据的实质真实性和入链之前电子数据的真实性,且无法为电子数据合法性提供背书,在电子数据"一体收集"模式中适用也具有局限性。

论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及其限定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将被告人上诉分为“违约性上诉”和“救济性上诉”:前者是被告人借由上诉来寻求生效控辩合意预期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后者是被告人因一审裁判实体或程序错误而通过提出上诉寻求救济。救济性上诉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有其必要性与正当性;违约性上诉不仅助长被告人投机心理,而且不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高诉讼效率的立法目的。对违约性上诉的限定主要有“效力维持型”和“利益收回型”两种模式。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之下,“效力维持”模式并不具有可行性。我国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自生自发探索“利益收回”的限定模式,主要是借由检察院抗诉并经二审改判收回被告人在认罪认罚中所获从宽利益;为防止“利益收回”模式中的回应性抗诉在司法实践中演变为报复性抗诉,应当对其设置必要程序限制。

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权利保障

近年来,我国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频发,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这种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等四机关联合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依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由于犯罪人与被害人所处地位、立场不同,二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诉求更多表现为对立和冲突,《意见》就蕴含了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与正当程序的价值冲突,集中体现在程序的参与性与被害人侵害恢复、程序的对等性与被害人法律援助、程序的公开性与被害人隐私保护等方面。基于利益权衡原则,《意见》在程序层面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在场、法律援助、隐私保护、获得告知等保护制度,在实体层面规定了民事赔偿、禁止令、司法救助等救济制度,在被害人保护与正当程序的价值冲突中选择了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但《意见》在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上也存在诸多不足,包括精神康复治疗费用不能涵盖性侵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全部精神损害,由法院予以被害人司法救助有悖于其中立性和独立性,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和案件范围较小。因此,需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对未成年被害人赔偿范围,实现对被害人由司法救助转为国家救助,扩展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和诉讼阶段。

电子数据真实性审查规则的反思与完善

为解决《新刑诉法解释》电子数据审查认定规则中的原始存储介质规则与“去原始存储介质化”的冲突、科学技术规则与“技术鸿沟”的障碍、“真实性转合法性”规则与“数据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有必要适当扩大电子数据取证中无须收集原始存储介质的法定事由,在能够有效保障电子数据完整性的情况下,可不必扣押其原始存储介质;将技术调查官制度引入电子数据审查认定之中,来辅助法官解决电子数据审查认定中的技术问题;扩大“有专门知识的人”制度适用范围,赋予当事人在电子数据质证中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权利;对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电子数据违法取证行为,需要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调整和适用范围,以彰显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规则的独立价值。

在线诉讼的中国模式与未来发展

电子诉讼系统平台是在线诉讼活动得以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我国在线诉讼实践探索中存在“统一系统平台模式”和“多元系统平台模式”之争。《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在线诉讼的“当事人同意”原则,为在线诉讼适用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当事人同意”不宜界定为当事人授权同意,它本质上是在线诉讼中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在线诉讼的“同等法律效力”原则,它通过简约立法方式赋予在线诉讼活动相应法律效力,让我国在线诉讼活动不再面临无法可依的问题。为解决原生型在线诉讼行为的合法性危机,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在线诉讼程序法,将我国在线诉讼实践探索的成功经验予以法律化和制度化。

论刑事简易程序扩大适用的困境与出路

2012年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但其运行效果未达预期。实践中存在简易程序平均适用率无显著上升,部分地区适用率与案件数量成反比,个别地区甚至存在"数量多零适用"的问题。上述问题主要源于,出庭工作量剧增制约了检察机关简易程序建议权的行使,法院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持谨慎态度,被告人不享有简易程序选择权,无法申请启动简易程序。因此,有必要协调案件移送机制,优化公诉人出庭模式;简化简易程序办案机制,真正实现案件"繁简分流";赋予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建立简易程序诉权启动机制。

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出路——基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合适成年人在场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最佳利益。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存在立法目的模糊、合适成年人范围混乱、程序性制裁阙如等问题。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缺乏程序性制裁措施,导致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刚性不足;合适成年人替代制度模糊,导致其实践运行混乱;合适成年人在场权属不清,存在对未成年人二次侵害的风险。可通过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明确合适成年人在场权属于未成年人,理顺合适成年人之间的位阶关系,确立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程序性制裁。

论污染环境罪犯罪主体 司法认定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东北三省209 个案例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东北三省209份污染环境罪刑事裁判文书实证分析可知:在环境犯罪治理中存在“追究自然人犯罪多,追究单位犯罪少”的现象;司法机关在追诉某些单位涉嫌环境犯罪时存在以“追诉自然人犯罪”来替代“追诉单位犯罪”的现象。这种选择性追诉会导致环境犯罪治理的法网“厉而不严”和刑罚适用“结构性失衡”,从而损害环境犯罪治理效果和司法机关权威性。上述现象主要缘于检察机关在环境犯罪追诉中受到“克制主义”的影响,污染环境单位犯罪中部分要件事实取证和证明难度较大,以及指控污染环境单位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烦琐。因此,有必要在环境犯罪刑事案件中引入协商性司法机制,建立污染环境单位犯罪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推定机制,并且健全和优化被告单位诉讼代表制度。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下认罪的界定

犯罪构成理论直接影响被告人认罪的界定。由于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与德日层次性犯罪构成理论下,成立犯罪的基本要素具有同一性,对犯罪行为的价值判断具有同向性,使得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下对认罪的界定存在相通之处。但犯罪基本要素的结构性差异,使得对认罪的界定也存在重大差异,而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自身的特点也影响着我国被告人认罪程序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