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理论与实践逻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深刻的时代价值、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回答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世界历史总问题和时代变革总问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扎根于深厚历史文化土壤,开辟了国际关系新思路,拓展了世界历史新路径,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释了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必然要求,确立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平台,明确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重要路径,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前进方向。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空间——赵可金教授访谈

区域国别学是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的一级学科,是关于一国对其外部世界学术知识体系的总和。事实上,区域国别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只不过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之下分散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世界历史和外国语言文学等众多学科之中。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知识和实践的发展,都要求将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单独的一级学科,承担起中国与世界关系相关的知识建构、文化阐释、咨政建言和社会服务功能。从学科内涵来看,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融合多学科资源、致力于自主构建域外知识体系的学问。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底蕴的国家,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应具有自身特色。建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需要借鉴既有的文明主义、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范式,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方法,努力建设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每个学校都应立足自身优势学科基础,创造性地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方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

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自由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传统。自由主义溯源于欧洲,进入美国本土后经过实用主义精神的改造,逐渐生成了美国式自由主义;进入美国外交政策过程后,受到了外交政策理念中的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逐渐被意识形态化为美国式的所谓自由民主大战略。美国外交政策中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实主义等政策理念的目标是一致的,都致力于推进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输出事业,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只是在优先次序、行为方式以及具体政策手段上存在差别。就自由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而言,自由主义者设定的政策偏好为中美关系设置了人权、社会制度以及开放经济体制等三个矛盾区,也创造了注重多边合作和支持中国加入国际体制等两个机遇区。因此,如何平衡两个方面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中国对美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外交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提出中国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中国领导人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看作是中国实力提升后所必须承担的大国责任。中国只承担与自身国力及国情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无意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地区冲突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为重点,集中表现在为解决中东地区热点问题提供的"中国方案",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的"中国倡议"。从传统及现实的角度分析,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将成为中国外交转型的方向。它改变了中国外交的行为方式,使中国外交更加遵守国际规则、融入国际社会;更加自主、自信,更多独立提出解决方案;也催生了国内其他职能部门承担相应对外交往使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美国公共外交的兴起

“9·11”事件发生之后 ,公共外交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越来越多的着眼于公共外交的学术著述和政策计划先后推出。其实 ,美国的公共外交并不是一个新事物 ,早在冷战期间就作为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考察公共外交概念、特征以及外交价值的基础上 ,认为公共外交是2 1世纪外交理念转型的一个趋向 。

军事同盟及其生命力问题

军事同盟是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军事同盟同均势、集体安全一样,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尽管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维持同盟生命力的条件和资源在国际社会中十分短缺,军事同盟仍然不失为寻求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工具。但是,同盟的生命力需要一定的条件,由于中国目前尚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中国不宜确定同盟战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与理论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今世界性质和发展方向所作出的思考和解答,是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理论和制度,站在全人类命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种构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华文明智慧的创造性发展。"一带一路"就是一条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的伟大实践。

全球意识形态大变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变化,表现为自由主义走衰,社会主义温和化以及形形色色的带有反建制倾向的右翼保守主义升温。21世纪意识形态政治呈现出的转变由三股社会经济力量联合推动而成,包括工人阶级放弃革命,使得"告别革命"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主流理念;中产阶级遭遇"集体下沉",焦虑与挫折感不断累积,成为社会震荡的源头;而原本处于政治生活边缘位置的新兴群体则在极力反精英、反主流的同时,持续释放来自草根层、非主流和建制外的强烈不满情绪。问题的实质是世界政治从利益政治走向了认同政治。在国际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寻求人类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致力于打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壁垒,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确立人类共同价值,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价值指南。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直面诸多挑战,真正走出一条聚同化异、包容开放的文明对话之路。

“一带一路”的中国方略研究

"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下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种新的战略性倡议,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产物。该倡议的提出,是中国领导人与国内外舆论互动回应的结果,从最初作为对外政策的倡议,逐渐转变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大战略,"一带一路"的具体内容也有一些重要调整。从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来看,关于中国为什么推广这一倡议的战略思维还存在很大争议,尚未取得共识。从"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资源以及战略路径和方法来看,"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中国寻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载体,其战略思维是努力做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其核心是中国要学习做建设性领导者,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

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核心价值是突破人类发展困境的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一带一路＂这一倡议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汇合的共同落脚点是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中国外交3.0版: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新走向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国际安全压力和国内发展压力均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对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一系列战略原则和思维形成了严峻挑战,要求推动中国外交转型,在更宽视野和更高平台上把握中国和平发展的方向。中共十八大对中国外交进行了重新规划,中国外交在心态、姿态、理念及行为上,正从"被动应对内外挑战"的压力型外交向"主动进行布局谋势"的动力型外交转变。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外交将呈现为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外交、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外交的3.0版外交,步入了负责任大国外交的新时代。

中国城市外交的若干理论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活跃的行为体,城市的外交职能也得以不断完善,城市外交成为一种新兴的外交形式。中国城市外交的兴起,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它既是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产物,又是权力下放赋予城市涉外自主权和外交能力的内在要求。此外,中国的城市外交既与传统的国家总体外交有密切关系,同时又有新的内涵,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从城市的角度更好地处理跨国关系。中国城市外交的关键问题是制度设计,需要培育城市精神、建立健全外交体制和运行机制。另外,中国城市外交应该将立法、明责、制略、建制、保障等几个方面作为工作重点。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城市外交的后来者,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深入,城市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外交是一种高度敏感的政治性事务,城市在参与外交事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遵守相应的外交规则、规范和惯例,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构建成熟的城市外交制度。

美国智库运作机制及其对中国智库的借鉴

思想库（ThinkTank），辽称智库（BrainTank）、“思想工厂”（ThinkFactory）、“外脑”（OutsideBrain）、“智囊团”（BrainTrust）、“咨洵公司”（Consultant Cooperation）或“情报研究中心”（Intelligence Research Center）等等。不管采取何种名称，智库泛指储备知识和提供思想的“仓库”，它是美国政治中一支有卉巨大影响力的力量。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从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出发,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受到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实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先后经历了从天下秩序到国际秩序的变化,正在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秩序转型。这一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在继续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正在实现从改制向改制与创制并重的方向转型。其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成为中国新秩序观的两个支柱。中国的新秩序观并非是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而是在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通过改制和创制两条路径推动现有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的这一新秩序观将对中国外交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世界秩序的未来。

中国崛起与对外战略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中国提前进入崛起冲刺期。在崛起冲刺阶段,中国需要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战略,以支撑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后的国家利益格局。迄今为止,中国在大战略上的犹豫不决已经开始呈现出负面效应。如果不能尽快实现战略调整,最终将会伤及中国崛起的基本趋势。从战略界的讨论来看,围绕着中国战略调整存在着不同设想,所有这些设想都没有从全局上把握中国战略调整的方向。为此,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抓住时机,抓紧制定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权力杠杆

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是，大多数文化学人不愿意主动做下里巴人式的世俗文化，普通百姓缺乏应有的共享文化盛宴的机会。

政党外交及其运行机制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从1679年英国出现托利党和辉格党这类近代意义上的政党以来，到20世纪初，世界多数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政党。据统计，到21世纪初，全世界有影响的政党大约有5790个，较冷战时期增加了35％以上。

东北亚的未来与中国的角色

东北亚地区正在从一个两极对抗的格局向一个区域经济合作与多样化社会文化认同并存的区域合作网络转型。因此,中国需要对自身在东北亚地区的角色实现再平衡,通过平衡实力与规则、平衡竞争与合作,努力做一个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裁判员,而非一个基于实力的地区领导者,推动建立基于互联网和创新的东北亚共同体。

中国周边外交战略重在立威增信

新时期,中国要把经略周边放到提升中国战略信誉和权威认同上,放到构建地缘网络,在牢牢把握地区共同利益基础上,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基础设施的联通和发展规划的对接,将重心放在经营功能网络、经济网络、社会网络和制度网络上,运用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资源,构建中国周边外交新高地。

理论驱动与大国崛起——美国的经验

一个国家的崛起,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特别是理论的发展完善程度,对于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崛起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最初,美国对崛起的理论准备,是紧紧围绕美国面临的现实政策问题而展开的。围绕"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美国提出了与国内政治哲学相一致的国际政治哲学,确立了推动建立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新美利坚帝国外交大战略,形成了一个内部充满竞争又有机统一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尤其是美国战略界关于国际管制模式的现实主义理论设计,以摩根索、凯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战略家敢于直面美国国际政治现实,从美国大战略的高度为美国规划未来,为美国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美国将理论研究纳入制度化轨道,先后建立了公共智库制度、情报制度和政策顾问制度,为美国理论的战略与政策转化提供了可靠的支点。因此,美国的经验在于一个大国崛起,必须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确立一个内在价值和外在制度相一致的大战略理论及其制度体系,使之成为世界强国的理论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