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的展开及实现

糖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之一,不仅是人们日常消费的必需品,而且是食品加工业和其他多种工业产品制造的原材料。新中国成立后,糖品的生产原料取之于农业,生产过程隶属于轻工业,生产所获资金多用于支持重工业发展。由此可见,糖品生产是一个连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重要经济活动,由其而形成的制糖工业,因建设周期较短、资金周转较快、获利较多等优势,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大后方酒精糖料问题

酒精糖料问题是指酒精厂方在进购酒精原料糖品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糖品原料不足、糖商与厂商之间的纷争、政府平价之难、开放红糖之争、红糖进购之困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概括起来,前期以糖蜜问题为主,后期以红糖问题为主。该问题从1939年11月糖蜜价格暴涨起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涉及到经济部、财政部、军政部、交通司、川康区食糖专卖局、资源委员会、液体燃料委员会、四联总处等多个部委,其中专卖局及资委会与其关系尤为密切,同时二者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该问题。

四川沱江流域近代糖业史研究综述——兼论糖业史研究的资料问题

沱江流域糖业史研究,无论是在研究领域的拓展方面还是在糖业史料的挖掘方面,均已达到了一个相对高度,成为了中国糖业史及手工行业史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不过,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时期沱江流域糖业发展的原貌,并服务当下该区域糖业文化的打造,还应进一步探讨酒精糖料、糖业与相关行业的关系、糖业融资、蔗糖纠纷等相关问题,深入挖掘地方文献及口述史资料等史料。

论中国糖业经济的“明清变革”

明末至清中期是中国糖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革时期,可以称之为"明清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专业化":甘蔗从名贵植物发展到普通经济作物,甘蔗种植呈专业化发展趋势;(二)"扁平化":手工制糖经验得到系统总结,制糖技术达到了发展峰值,并日益"程式化""去技能化";(三)"庶民化":糖品消费呈大扩张趋势,日常生活用糖以及以节令用糖、社交用糖为代表的民俗用糖日渐普遍化,糖品从漫长的稀有品(药品、贡品)、奢侈品时代转入普通生活品、生活必须品时代;(四)"全球化":制糖技术及糖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这一时期中国的甘蔗种植、制糖技术、糖品消费和糖品外贸等方面在东亚甚至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东亚糖业大国。与18-19世纪西方甘蔗种植园经济相比,中国糖业经济的这些革命性变革是内生性的,是中国糖业经济自唐宋以来长期积累性发展的结果。中国糖业经济发展的"明清变革",上承宋元的中国制糖业初始探索,下启近代中国糖业经济的规模发展,聚焦于此,能为分析、理解1800年前后中国与西方分流的论争提供新的案例与探讨思路。

抗战时期自贡井盐业场商融资问题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自贡井盐业迎来第二个黄金发展时期,盐斤产量有所增加,制盐技术有所改进,场商融资活动也与战前大不相同:其一,破陈规履新约,金融业介入场商全部生产活动;其二,融资活动透露着浓厚的官方主导色彩;其三,国家行库是盐业放款的主要力量,抵押贷款是主要融资方式;其四,场商增产贷款活动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而呈日益频繁、急迫的趋势。战时场商的融资活动,一方面反映出井盐业与金融业的关系日益密切,但是这种密切关系是靠借贷来维系的,并非通过市场股票融资或金融业投资而形成的,二者是债务人及债权人之间关系,而非经营者与投资者之间关系;另一方面,寓扶持于救济之中,战时国家行库放款在维持井盐业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改良制盐技术贷款,希望借此推动井盐业向前健康发展,尽管最终效果不甚理想。

抗战时期中国动力燃料问题再研究——以桐油车研制为中心的考察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是个贫油国家,汽油的需求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动力燃料问题立即凸显出来。国民政府在采取外国进口、发掘新油矿、制造汽油替代品等措施保障汽油供给的同时,也转换解决路径制造新型汽车以适应中国现有的普通油料。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在德制柴油汽车的基础上,着手研制桐油车、桐油引擎及其零部件。1940年2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研制桐油引擎成功,同年11月起开始批量生产桐油车。桐油车、桐油引擎及其零部件供给国民政府军政部交通司各战区交通处、财政部、盐务总局、资委会、运务处、重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等军事交通机关使用。不可否认,在原料匮乏、借贷经营等因素影响下,桐油车在战时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远无法与使用酒精的汽车相比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桐油车研制及使用,一改之前一直强调的"燃料—汽车"思路为"汽车—燃料"路径,既在前方国防抗战及后方交通运输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经济惯性”与“政策承续”: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糖业极度繁荣的原因新释

辛亥革命前后,在其他重要产糖区糖业均出现不同程度衰退的情况下,四川糖业却出现了极度繁荣的发展局面。其极度繁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重庆开埠后川省土货的区域外市场扩大,市场的拉力驱动着省内各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增加,农业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各经济作物专作区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张力增强,推动了川省经济持续向前发展;二是政府禁烟之政所带来的利好承续以及扶持糖业发展政策的连贯性。通过对糖业繁荣背后原因的探析,不难发现经济发展不一定跟政治变动有关,其发展也好、停滞也好,都有其特殊而又复杂的原因,而未必都归于政治大事变。在糖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惯性及政策利好的承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糖业融资与近代金融资本市场——以近代四川业糖者融资问题为中心

在近代四川糖业区域化、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融资问题成为业糖者从事糖业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近代川省业糖者融资活动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抗日战争以前,蔗农多通过"卖预货"及"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生活;制运糖商多属殷实,贷入资本不多,如需融资,多依赖于商业资本,较少与金融业发生关系,但这也不否认其与传统金融业(钱庄、票号、当铺)发生联系,即比期借款及异地划汇。之后,国家合作社贷款增加了蔗农融资渠道,制运糖商与近代金融业的关系日渐密切,业糖者经营活动严重依赖近代金融业的资金贷放。在业糖者融资过程中,商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资本是糖品向外运销的驱动力,促进了糖品生产价值的实现,但并未干预糖业生产组织形态;近代金融业的发展密切了其与糖业的关系,但二者的关系却相当复杂,应予以动态地、全面地分析。

抗战时期自贡井盐业运商融资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行盐制度从战前的商运、商销演变为官收、官运(招商代运)、商销,随之,金融资本大量注入盐运活动。在此形势下,自贡井盐业盐运商的融资活动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盐儎起场押汇、到岸转押借;盐儎承兑汇票贴现及重贴现;国有银行及银团资本注资盐运等三个方面上。从盐运商的融资活动来看,战时国家银行资本成为盐业金融的主体,盐运商融资活动中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同时,盐业资本出现了多重资本交织、融合的现象。

资源调查与对日战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地区桐油业调查资料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桐油业调查活动,是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社会经济调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调查活动之一。这些调查活动所形成的一批桐油业调查资料,是了解和研究此阶段西南地区桐油业发展状况、桐油统制、易货贸易及区域经济发展等内容的重要史料依据。这批调查资料呈现出如下特点：主次兼及,主要集中于四川产桐地区,兼及云贵等省产桐地区;规模庞大,参与主体广泛,调查内容涉及桐油业的产制运销等各个领域;时代急需,调查活动具有较强的目的性,战前该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应对桐油业危机及维持其国际竞争而展开,战时其主要目的则是增加桐油产量,维持国际债信,厚植抗战经济力量。开展桐油业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活动,既有益于梳理桐油业的发展历史,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研究个案,也可为特产系列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的展开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欧洲甜菜糖业与东亚糖业经济发展(1747~1937年)

1747年,德国化学家马葛富发现甜菜根含有5%~7%的糖分,此为欧洲甜菜糖业的肇始。1830年,制糖甜菜育种成功,其根含糖分20%左右,欧洲甜菜糖业迅速崛起。1914年,甜菜糖品产量已达世界糖品产量的44.5%,抢占了传统甘蔗糖品近一半的市场份额。不可否认,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比如,德国甜菜糖品进入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远东市场,与英属香港精制糖品展开激烈竞争等;但是,“甘菜二糖”并非“相生相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竞争性发展局面。爪哇糖品的欧洲市场份额被甜菜糖品所侵占后,进而转向东亚市场,推动了东亚(英属香港、日本)机器制糖业的崛起;东亚(日本北海道、日殖朝鲜半岛、中国东北)甜菜糖业快速发展起来,形成了“甘菜二糖”二元糖业格局。

抗战时期川省区域市镇经济间的协作及联动

抗战时期,川省区域市镇经济如自贡盐业、内江糖业、南充丝业、万县油业、夹江纸业、荣隆布业等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出现了如盐煤共荣、咸甜相融、酒糖共生、油糖互通等的不同市镇经济体间协作及联动的经济现象,呈现出一个"内生"、"拉动"、"传动"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市镇经济发展图景。

战时后方私立大学的生活样态及生存逻辑——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为例(1938—1946)

全面抗战爆发后,失去了"基地"武昌的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俨然成为战时高校中的"孤儿"之一,1938年底依靠湖北旅渝同乡会的帮助而寄居"宽不上二丈的米市街"。在重庆南岸复校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在"无序"中困苦备尝,乞怜平价商品、举债银行度日、公演募捐,其艰难维持的窘状无疑成为战时后方私立大学生活样态的一个缩影。在"无序"情况下,学校依然按照"有章"规范来施教育人,仍维持三学院七学系的学科体系及商学办学特色,并积极接收借读生及宣传抗战,同时,亦努力加入"国家队",主动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训,但是,限于其体量过小及国家教育经费有限等因素,学校由私立转为国立的努力未能成功。"无序"与"有章"并存,在"私立"与"国立"之间挣扎,成为战时后方私立大学的生存逻辑。

抗战时期后方金融市场的隐忧及暗流——基于川省手工业融资活动的考察

抗战时期,在后方金融市场上,一些具有微观、潜在、持续等特征的＂隐性＂问题,如借贷观念与贷款手续之间的繁简之困、季节性用款与放贷速度之间的时间之争、贷不足用的经常性存在等,使得战时后方金融市场内部隐忧重重、暗流涌动。这些＂隐性＂问题,与后方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及金融网的构建,以及一些具有宏观、显著、急剧等特征的＂显性＂问题,如游资、金融投机、通货膨胀等,一起构成了战时后方金融市场的多维图景。

略论近代四川沱江流域糖业经营方式

近代以来,四川沱江流域的甘蔗种植呈扩大趋势,既加快了区域经济商品化及工业化的进程,也进一步引起了糖业经营方式的区域性变动。蔗农家庭经营存在着三种形态:单一农业经营、自种自榨自经营、合作社经营。这三种经营形态分别代表了该地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的变化、农业与手工业的重新组合及生产的合作化等几个发展方向。生产方式多元化成为糖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一方面传统家庭副业性质的制糖方式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手工工场性质制糖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土糖房、机制糖厂及小型改良糖厂等多种生产力形式并存;前者是以手工制糖技术的专业化及蔗农的贫困化为基础的,后者是以机器制糖业对手工制糖业的依赖为前提的。

试论四川沱江流域的糖品流动(1900-1949)

1900-1949年间,在沱江流域糖品流动过程中,既有期货及现货交易形式的并存,又有"蔗糖评价制度"及"食糖专卖政策"的制度安排。从销售区域及比例来看,该流域糖品主要供给区域外市场,且以川省市场为主。就糖品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及政府对糖品流动干预所产生的后果而言,这一时期的蔗糖经济呈现出发展与危机并存的"悖论型"增长模式:发展的一面是糖品不仅与其他商品形成对流,优化了区域贸易格局,而且在其流动过程中也刺激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进步;危机的一面是销售格局的不利影响持续扩大以及抗战时期政府对糖品交易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蔗农与糖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蔗乡社会处于失序状态。

“匠心独运”---评《工匠革命:制造业的精神与文化变迁》

从近代到当代再到整个历史时期,汇通了古今中国的制造历史;从中国到东亚再到欧美,融合了中西制造活动的研究;从工业制造到工业文化再到工匠精神,将制造历史与工业文化成长完美结合起来。青年学者严鹏推出了一批工业史与工业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于2018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工业史(1815-2015)》一书为认识中国工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背景;2019年出版的基于了解工业文化基础知识的通俗读本《工业文化基础》,进一步普及了工业文化的相关知识。在前期厚实的研究积累基础上,他于2021年推出了系统阐释制造业的精神与工业文化变迁的标志性著作---《工匠革命:制造业的精神与文化变迁》(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以下引该书仅注页码)。与以往成果不同,该书系手工业史专家彭南生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及资料整理研究”(项目号:14ZDB047)的阶段性成果,对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的手工业命运进行了理论探讨。

百年中国制糖工业的现代转型

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100余年间,中国糖业经济经历了出口导向、进口淹灌、自主生产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制糖工业曲折向前发展:19世纪下半叶,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手工技术达到巅峰,但是并未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而采用机器制糖技术,反观之,以中国精糖制造公司、太古车糖公司为代表的英资香港机器制糖工业则开东亚机器制糖风气之先。

"精洁化":近代中国洋糖消费的兴起

19世纪中期以降,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以及多样洋货品种的批量涌入,中国城乡民众的消费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消费洋糖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类。近代中国消费洋糖,是一种兼具"实用性"与"现代性"的消费行为,究其兴起原因不外乎质优价廉洋糖的批量涌入中国市场,但是,它并不单纯是一个关涉中外贸易、行业生产等内容的经济行为,而且也是一种蕴含着新消费理念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洋糖消费兴起的过程中,"土洋之争"及"复兴糖业"遂成近代中国糖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晚清政府、北京政府、^(1)南京国民政府均在不同程度上致力于中国机器制糖业的发展。这一消费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中国糖品消费的第二次转向,它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又在中国乃至东亚糖业经济中引发一系列至深且巨的影响。比如,其与东亚地区进口糖税税则调整、东亚糖业经济格局变动等方面均密切相关。

循名责实:近代中国糖品名称衍化及规制

近代以来,在长距离贸易大规模展开、西方科技涌入及批量洋糖进口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糖品名称经历了从自然颜色判定、产地分类到学理归属及“号数”“温数”分类的衍化。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糖品名称,国民政府在便利税收和保护国糖发展的双重考量下,自1930年检政实施之初就率先厘定糖品检验标准,进而统一、简化糖品名称以符合时代的需求。在糖品名称的规制过程中,新的糖品认知体系逐渐被建构起来。新知识体系的建构既是中外科技文明交流融合的内生成果之一,又是中国走向近代化国家的外显标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