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法研究的三重境界——车丕照教授访谈

本期访谈特邀清华大学法学院车丕照教授,访谈主题为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访谈中,车教授阐述了国际经济法研究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为"知其然"之境界,即知道何为国际经济法,可凭借分析归类方法来达此目的;第二重境界为"知其所以然"之境界,即理解国际经济法为何如此,可从国际经济关系出发理解国际经济法,树立国际经济法的整体观、本源观和发展观;第三重境界为"不以为然"之境界,即质疑现存国际经济法及其理论的正当性,但同时也应当提出和论证新的观点和理论。

涉外法治背景下的条约类型化分析——兼评《对外关系法》对我国条约制度的发展

涉外法治不能不重视条约工作。国家可通过条约的制定和实施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法治诉求,并以此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同时,国家可以在条约制定过程和条约实施及适用环节协调国内各相关国家机关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对条约的研究应从基础问题着手。条约类型化分析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条约和协定的区分意在划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缔约权,但如果条约与协定之间的界线不够清晰,行政机关就可能蚕食立法机关的权力。公法条约与私法条约的区分可以明确每种条约的适用主体,同时也决定了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方式。如果将适用界定为权利义务的评判依据的话,那么只有私法条约才可以在国内适用。在国际层面,难以划分各类条约的效力等级,但在一国之内,条约的效力等级是存在的。区分条约的效力等级不仅是解决条约冲突的必要条件,也是协调条约与国内法之间冲突的关键。当今的国家实践似乎正在推动条约经历“从契约到组织”的转变,但主权平等原则和缔约自由原则所决定的条约的属性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中国法院适用国际条约所涉若干基本概念辨析

国内法院适用国际条约是指法院以条约为依据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做出裁判。适用条约有别于援引条约和遵守条约。我国法院适用条约其实是法院适用私法条约,公法条约不宜在法院适用。法院适用条约应该有宪法或基本法的授权,条约可以规定其适用条件,但其自身不构成法院适用条约的依据。私法条约的解释既有条约解释,也有法律解释。由于法院适用的是私法规范,因此,法院对条约的解释实际上是法律解释,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条约解释。此外,法院在适用条约时应通盘考虑条约与法律的位阶,不应不加区分地适用“条约高于国内法”原则。

中国的法律大国地位问题

历史上,一个强大的国家通常也是一个法律大国。以往的法律大国一般都有自己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能对他国法律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并且能够引导国际法规则的创设。中国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备的法治体系,但对他国法律的影响比较有限,在主导国际法规则的创设方面也不及某些西方大国。然而,基于中国的国家性质、传统文化和法治特色,中国并不刻意追求对他国法律制度的影响,也没有单方主导国际法规则创设的意愿,因此,是否具有传统的法律大国的特征不足以评判中国是否已具备法律大国地位;而能否持续推进国内法治建设,以及能否在西方的制度打压下保持住自己的基本制度并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多种制度的共存应成为衡量中国是否具备法律大国地位的现实标准。

理论前沿 人民法治报刊资料摘要

科技新时代法学从《电子商务法》平台责任的内涵及其适用模式《电子商务法》所规定的平台责任,主要针对电商平台,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类型的平台,它们与电商平台既有相似性也有较大差别。将《电子商务法》上关于平台责任的规定,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平台,需要根据平台所从事的具体行为,所采用的商业模式,平台运行的技术特征,平台对于平台上的信息的控制力等因素,来决定其承担平台责任的合理边界。平台是一种新类型组织体,在确定平台责任边界的时候,需要遵循平台自身的逻辑,特别需要注意平台责任与相关联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别。

我们可以期待怎样的国际法治?

构建国际法治的现实基础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成员的"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国际法治只能是"国际法之治"。国际法治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建设一个更有秩序、更有效率和更加公平的国际社会。鉴于缺少中央权威的立法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秩序、效率和公平的内涵也都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国际法治的构建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是“逆全球化”还是在重塑全球规则?

美国近年来对某些多边安排的背离不应被认定为"逆全球化"。全球化是难以逆转的历史进程,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不可能反对全球化。美国不满的只是现行国际规则之下的全球化。在背离某些现行多边机制的同时,美国也在通过各种途径来重塑全球规则,包括美国法的输出、双边协定范本的推行以及区域性条约的影响力的扩展。对美国背离多边安排的同时重塑全球规则的策略应保持警觉,对我国将面临的制度上的挑战也应早作准备。

国际经济秩序“导向”分析

以"导向"为标准,国际经济秩序的演进过程可大体分为"实力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规则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公平价值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三个发展阶段。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实力导向的,虽然法律规则并非不起作用,但缺少约束国家行为的多边国际法规范。二战之后确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了规则导向,但这些规则依然是相关国家实力博弈的结果。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仍应以法律规则为支撑,但支撑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规则应体现公平价值。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将引导国际经济秩序逐步走向公平合理。

合同落空、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兼论我国相应立法的模式选择

合同落空与情势变更是分别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合同法中的重要制度。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不可抗力制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比之下，英美法中的广义合同落空原则更宜于理解和便于操作。我国在制订统一的合同法时，可考虑在合同效力部分并列规定履约不可行与合同目的落空制度，或并列规定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给付不能和情势变更制度；也可以通过制定完整的不可抗力制度来发挥上述制度的功效。

WTO对国际法的贡献与挑战

WTO对国际法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拓展了国际法的适用领域以及强化了对缔约方国内法的约束。虽然WTO对传统国际法基本原则没有任何实质性挑战,但还是在多边国际制度安排中能否包容不同经济制度、能否在维持互惠原则基础上更多地实现公平,以及是否允许社会精英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这三个方面做出一定探索。与此同时,WTO自身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区域安排的兴盛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新旧国际经济规则的冲突与交融过程中,要关注区域性协定的谈判及其影响。

条约解释的要义在于明确当事国的合意

尽管条约是国际法的渊源,但由于条约是国家之间的约定,因此,条约解释更近似契约解释而不是法律解释。契约解释与法律解释最大的不同在于契约解释要查明缔约双(各)方的共同意思。《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条约解释方法基本上体现出条约解释规则对当事国意思的看重。当今条约解释规则的缺陷在于没有明确不同的条约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从而导致条约解释过程的任意性和解释结果的不可预见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表述,应看作是对不同的条约解释方法排列出了适用顺序,这种顺序排列体现了对当事国意思的看重。只有确立条约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才可能将条约解释作为一种可实质性进行法律判断的意思表达,才能使当事国在权利受到不当解释的侵害时有机会寻求救济。

条约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适用——以当事人约定适用为前提

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当事人约定适用条约的现象十分常见。我国法院虽然会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但处理方式并不一致:有时法院会采用契约自由模式,将条约当作合同的内容;有时法院会采用意思自治模式,将条约当作准据法。虽然两种模式基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但都是对私法自治理念的坚持。从商事发展实践和立法动向来看,私法自治是符合国际商事发展的,因而法院应当尽可能尊重当事人对于条约适用的选择,并且应当优先将条约认定为准据法。在具体操作上,应当将条约区分为生效条约和未生效条约。如果当事人约定适用的是对我国已经生效的条约,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准据法;而如果当事人约定的是对我国未生效的条约,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合同的内容。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可适用性问题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当今调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重要公约。到目前为止,该公约的缔约国已有70多个国家。该公约的可适用性(applicability)问题,即一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在什么情况下适用该公约,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就某些相关问题做些澄清。

《民法典》颁行后国际条约与惯例在我国的适用

处理涉外民事关系不可避免地要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在《民法典》未明确规定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适用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在批准民商事条约时明确该条约在我国法院的适用,或由最高人民法院指示各级法院直接适用民商事条约;至于国际惯例的适用,应将《民法典》第10条中的“习惯”解释为包括国际惯例,从而可由法院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不仅包括其作为法律的适用,也包括由当事人将其内容并入合同而加以“适用”。基于对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属性的认定,我国民商事立法应与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保持一致,以便利我国承担的条约义务的履行;而对于国际惯例,我国民商事立法无需与其保持一致。在适用国际条约时,要考虑国际条约的效力等级而摒弃“条约优先适用”的简单判断;而国际惯例的适用则首先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在当事人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可作为法律的补充规则加以适用。

国际经济法中的识别问题

国际经济法中的识别问题不仅包括对法律事实的识别,也包括对相关的范畴和判断(法律理论)的识别。首先,国际经济法是一个"跨部门法",包含不同的"法域",因此存在法域的识别问题;第二,国际经济法是一个十分庞杂的规则体系,而我们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又十分有限,所以需要注意对法律关系的识别;第三,国际经济法是一个年轻的法律部门和学科,理论的不成熟经常引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这就要求我们十分注意概念的识别。要做好国际经济法中的识别工作,一要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二要坚持分析的方法,三要注意考察国外的经验。

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活动的法律规制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活动一直就好比是一把双刃剑 ,既有好的影响 ,也有相当大的负面作用。那么 ,如何对跨国公司活动实施有效而适度的法律规制 ,消除其不利影响 ,充分发挥其对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呢 ?本文首先分析东道国为什么要对跨国公司进行法律规制 ,然后抓住当前规制跨国公司活动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焦点问题 ,即反垄断、反倾销展开论述。由于垄断与倾销并非同一范畴的概念 ,因此本文侧重于从宏观层面谈反垄断的立法问题 ,而谈反倾销则侧重于从微观层面谈细节操作性问题。最后将结合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现状提出建议。

从国际法角度看我国物权法草案中的征收补偿标准

征收及补偿问题不仅是物权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法问题。我国物权法在规定征收及补偿问题时,须考虑国际社会的通常做法和我国政府对其他国家已做出的承诺。在征收补偿方面存在着国际法规则。投资协定的约束是确定的,而国际习惯法的约束则取决于各国的取舍。我国现行法律实质上未能明确征收补偿标准,而我国对外签署的投资协定则接受了“充分补偿”标准。物权法(草案)中的“合理补偿”标准并不合理。建议物权法在规定征收补偿标准时,以“充分补偿”为原则,以“另依特别规定”为补充。

转让共识——简析《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公约》

在商业交易中,债权人把获得债务人的金钱支付的权利转让给他人,不仅可以将产生坏帐的风险转移给他人,还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融通资金。如果应收款的转让不涉及任何国际因素,这种转让通常只会受到某个国家国内法的约束。但是,如果转让的是国际应收款——债权人(转让人)和债务人分处不同国家,或进行的是应收款的国际转让——债权人(转让人)和受让人分处不同国家,那么。

漫议政府与国家

人们经常会用“政府”来代替“国家”。当人们谈到国家有权如何、国家可以如何的时候，其实是想说政府具有某种权力。尽管国家与政府经常重叠在一起，但这却是需要加以区别的两个概念。国家是由领土、居民、政权组织和主权所构成的一个集合体，而政府只是国家的一部分，是国家的代表机构。广义的政府应包括一国的立法机关、

贸易、币制与政府管制——文若虚的跨国生意及之后的故事

文若虚是《初刻拍案惊奇》第一卷“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里的人物。据书中描写，文先生乃国（明）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州县人氏，曾家有万贯，但终究坐吃山空，于是便思量做些生意，却又屡做屡赔。某日，一些做国际贸易的近邻又要出海，文先生便提出要与他们一起去散散心。由于大家喜欢文先生的善于说笑，不仅免了他的旅费，还送他一两银子做盘缠。文先生用这一两银子买了一竹篓洞庭红橘子带上船，以备路上解渴。不知行了几日，商船抵达吉零国，同伴们都上岸联系各自的生意去了，只有文若虚留下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