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诊疗现状及展望

对于大多数壶腹部、胰头及十二指肠肿瘤患者而言,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ancreatoduodenectomy,PD)是根治性手术的唯一选择。自从Whipple在1935年首次报道PD以来,PD就以其高难度著称:一方面,胰腺位于中上腹部和季肋区,作为一个腹膜后器官,它处于胃和腹膜后面,位置较深,不利于手术操作;另一方面,PD需要切除的范围相当大,除了胰头以外,还要将部分胃、十二指肠、部分空肠、胆总管、胆囊等一并切除;最后,胰腺手术需涉及到很多重要的腹部大血管,若肿瘤累及重要血管,甚至需行血管切除重建术,这使得术中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大大增加。

胰腺肿瘤的微创治疗

早在20世纪60年代,腹腔镜技术已应用于胰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中。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腹腔镜技术不断发展,腹腔镜器械也不断进展和优化,为腹腔镜手术奠定了基础,提高了胰腺良恶性肿瘤的诊断及手术治疗的有效率,并减少了手术创伤。

不同人群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分布的比较

目的研究上海地区部分汉族健康人群的细胞因子基因调节区或启动子区的多态性分布情况。方法随机选取上海地区60名汉族健康成人为研究对象,分别取外周静脉血2 mL,加入400μL 5%EDTA抗凝,抽提DNA;采用序列特异性引物聚合酶链反应(PCR-SSP)法,对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白细胞介素(IL)、干扰素-γ(IFN-γ)等细胞因子进行基因调节区或启动子区多态性分析。本组检测结果与采用同种方法测定的两组人群数据(文献报道)进行比较。结果三组人群IL-10的基因多态性分布差异不显著;TNF-α、TGF-β1、IL-6和IFN-γ的基因多态性分布,三组之间差异非常明显。结论不同人群的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分布存在差异。

原发性脾脏良性肿瘤的诊治

为探讨原发性脾脏良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对策 ,笔者回顾性分析 1 4例原发性脾脏良性肿瘤的临床资料。原发性脾脏良性肿瘤临床表现无特异性 ,影像学检查多表现为脾实质内单发或多发的实性或囊性结节。脾脏切除术疗效好。提示原发性脾脏良性肿瘤的诊断关键在于提高警惕 ;影像学检查是原发性脾脏良性肿瘤的主要诊断手段 ;治疗首选脾切除。

机器人胰腺中段切除手术要点

上世纪末,机器人手术首次被应用于临床,20余年来经历了蓬勃的发展,应用范围已涵盖普外科、胸外科、妇科、泌尿外科等几乎所有外科相关科室,其安全性和可行性已得到充分验证^([1])。胰腺外科手术,作为普外科中的难点,一直是外科医师挑战自己的平台,而其中,胰腺中段切除术因其术后胰瘘风险高,并发症总发生率高,残余胰体尾在对胰腺功能的保留的价值上存在争议,一直是胰腺外科领域讨论的热点术式之一^([2-4])。

原发性脾脏良性肿瘤的诊断与治疗

目的 探讨原发性脾脏良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对策。方法 回顾性分析 2 7例原发性脾脏良性肿瘤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和疗效。 2 6例患者行B超检查 ,其中 2 3例行CT检查 ,2例行MRI检查。 2 4例作脾脏切除术。结果 原发性脾脏良性肿瘤临床表现无特异性 ,仅 16例有非特异性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多表现为脾实质内单发或多发的实性或囊性结节 ,B超定位诊断率为 10 0 % ,CT、MRI对良性脾脏肿瘤的定性诊断率为 90 %以上 ,尤其适用于脾脏血管瘤和囊肿的诊断。脾脏切除术疗效好。结论 原发性脾脏良性肿瘤的诊断关键在于提高警惕 ,并选用合适的影像学检查以确诊。

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与器官移植

细胞因子与器官移植的排斥和感染密切相关,而细胞因子的分泌受其基因多态性的影响。本文就几种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与器官移植排斥和感染的关系进行综述。

胆管细胞癌酪氨酸激酶激活及其磷酸化酶分布

目的:探讨胆管细胞癌组织酪氨酸磷酸化信号通路变化及相关分子情况,以寻找新的治疗靶点。方法:免疫亲和、LC-MS/MS分析识辨胆管癌病人(n=23)750多种不同蛋白质中1 000多个酪氨酸磷酸化位点。结果:胆管细胞癌在DDR1、EPHA2、EGFR和ROS1表现最高水平酪氨酸激酶磷酸化,高表达DDR1、EPHA2、ROS1酪氨酸激酶活性(n=18,78%),低表达或不表达RTK活性(n=5,22%);癌旁组织EGFR、AXL、EPHB4和PDGFRA表现出最高水平酪氨酸磷酸化;肿瘤组织和癌旁组织磷酸化蛋白种类分布类似。结论:胆管细胞癌组织中酪氨酸激酶激活,DDR1、EPHA2、EGFR和ROS1酪氨酸激酶活性比癌旁组织高表达,可能致胆管细胞癌的发生。

受体细胞因子TGF-β1和TNF-α的基因多态性与肝移植急性生物学排斥的关系

目的:研究受体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的基因调节区或启动子区基因多态性分布与肝移植急性生物学排斥的关系。方法:取63例肝移植病人和60例正常人外周静脉血2mL,加入400μL5%EDTA抗凝,用QIAamp DNA Blood Midi Kit抽提DNA。应用美国One-Lambda公司提供的细胞因子基因型检测盒,采用序列特异性引物聚合酶链反应(PCR-SSP)法,行细胞因子基因调节区或启动子区多态性分析。结果:病人年龄、性别、Child分级、手术方式、肝脏原发疾病、血型不配对与急性生物学排斥无明显关系。TNF-α高表达型与低表达型的比例在排斥组中明显高于非排斥组(10/15vs5/33,P=0.016),排斥组中受体TNF-α高表达/受体TGF-β1高表达组合对其他表达形式的比例(9/16)显著高于非排斥组(4/34),P=0.015。结论:受体TNF-α高表达/受体TGF-β1高表达可能是急性生物学排斥反应的危险因素。

腹腔镜肝脏手术腹壁入路方式的可变性——trocar和切口位置的选择

20世纪末出现了腹腔镜技术,由于肝脏解剖特殊性,最初腹腔镜肝脏手术被认为是危险或不可能完成的。1991年Reich等[1]完成第1例腹腔镜肝切除手术以来,随着微创技术不断发展和经验积累,大多数专科医师已能熟练完成基本腹腔镜肝脏切除术。由于肝脏位于腹腔顶部,部分位于腹膜以外,

机器人辅助前正中入路肝尾状叶肿瘤切除

目的:探讨机器人辅助前正中入路肝尾状叶肿瘤切除的手术技术及临床应用,提出微创肝脏手术的新入路。方法:分析2012年11月我院于机器人手术系统(da Vinci S)辅助下完成的1例前正中入路肝尾状叶肿瘤切除术,术前CT血管造影图像建立肝脏3D模型,确定经肝正中裂前入路行尾状叶肿瘤切除的手术方案。结果:病人男性,78岁。完全机器人辅助顺利完成手术。完整切除肿瘤。手术时间360 min,术中出血300 mL,无术中、术后输血。术后病理为肝细胞癌。未发生术后并发症,术后28天出院,随访至今1年余,恢复良好。结论:肝正中裂前入路可提高肝尾状叶肿瘤的手术切除率,保留更多的正常肝组织。在精确的术前评估后,机器人手术系统下肝尾状叶肿瘤切除术安全、可行。

极重度肥胖病人行减重及代谢手术的围手术期处理

肥胖是一种疾病状态,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日常生活行为方式的演变,肥胖的患病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断升高[1-2]。肥胖影响日常生活质量,甚至引起包括2型糖尿病等在内的诸多严重并发症,正日趋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外科手术是治疗肥胖及其相关并发症的首选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3]。1953年,世界第一例减重手术实施,开始只用于治疗单纯性病态肥胖。后来,

肝内门体支架分流治疗门脉高压症11例

食管曲张静脉破裂出血是门静脉高压症中对生命最具威胁的并发症。目前仍缺乏一种合适的有效治疗手段。经颈内静脉肝内门体支架分流(transju-

含缬酪肽蛋白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含缬酪肽蛋白（valosin-containing protein，VCP）在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中的表达与其临床病理特点及复发的关系。方法运用RT—PCR、荧光定量PCR检测HCC组织70例、正常无肝硬化肝组织70例中VCPmRNA的表达水平，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HCC组织30例、正常无肝硬化肝组织25例中VCP的蛋白表达情况，并结合HCC患者的临床病理因素及复发情况进行分析。结果HCC患者的组织标本中VCPmRNA表达量显著高于正常无肝硬化肝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CC组织中VCP的蛋白表达阳性率（76．7％）显著高于正常无肝硬化肝组织（25．0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CC组织VCP的表达与门静脉癌栓、肿瘤大小和复发相关（P〈0．05）。结论HCC组织中VCP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无肝硬化肝组织，其表达与肿瘤大小、门静脉癌栓及复发关系密切。

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腹膜后肿瘤切除术的初步经验--附1例报告

目的探讨应用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行后腹膜肿瘤切除术的安全性及手术效果。方法通过使用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系统行经腹入路的复杂腹膜后肿瘤切除术。患者为56岁女性,高血压病史5年,CT提示腹膜后6 cm左右类圆形肿块,血供丰富,肿瘤紧邻胰腺钩突和十二指肠后方,位于腹主动脉及下腔静脉之间,并压迫下腔静脉。结果手术取得成功,无中转开腹,无重要脏器、血管损伤。手术时间240 min,出血量约200 ml,术中血压平稳。术后恢复顺利,无并发症,于术后11天出院。病理为腹膜后副神经节瘤。结论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系统能安全有效地进行腹腔内深在位置或大血管旁的腹膜后肿瘤的手术治疗。

原位肝移术植中逆行灌注对早期移植肝功能的影响

目的初步探讨原位肝移植术中肝脏逆行灌注对移植肝早期肝功能的影响。方法31例原位肝移植病例随机分为逆行灌注组和非逆行灌注组。逆行灌注组在吻合门静脉前先开放下腔静脉或肝静脉,然后吻合门静脉。非逆行灌注组中按常规方法首先开放门静脉。于移植术当日及术后1、3、5、7 d分别检测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和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结果逆行灌注组的复温缺血时间(RW IT)显著短于非逆行灌注组(P<0.05),其手术后当日的血清AST、ALT和术后第1天的ALT水平均显著低于非逆行灌注组(P<0.01);术后第1天两组的血清AST水平及第3、5、7天血清AST、ALT水平均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RW IT缩短有利于减轻肝脏复温缺血损伤;逆行灌注可显著减轻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改善移植肝早期肝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