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案件的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

醉驾案件作为一种轻罪案件,需要有相应的特别程序与之配套。在醉驾案件中,不得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逮捕措施,而应尽可能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在认定行为人处于醉酒状态和在醉酒状态下驾车时,应遵循一定的证据规则。最高法院应通过细化量刑规则和发布指导性案例,来统一醉驾案件的量刑。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建立刑事处罚令程序来处理类似醉驾的轻罪案件。

基层检察机关检察官业绩考评机制的探索与实践——以烟台检察机关推动案件管理“四化”试点为例

通过立足于基层检察机关检察官业绩考评机制试点工作实践,探索检察工作参与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主要从案件管理部门管理、监督、服务、参谋职能角度出发,校准其在检察官业绩考评机制中的功能价值,推进检察官业绩考评机制应用试点工作制度化、专业化、规范化、信息化有效开展。

认罪认罚案件中罚金刑量刑建议的提出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三十三条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检察机关-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量刑建议包括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但是在量刑建议中对罚金刑往往只简单表述为“并处罚金”,与“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要求不相符合。笔者拟对罚金刑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适用问题进行研究。

抗战时期检察委员会制度的胶东实践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检察委员会制度是新中国检察委员会制度的源头。胶东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山东抗日民主政府要求,结合实际需求,率先开始了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实践探索。胶东区检察委员会的设置分为行政主任区检察委员会、专员区检察委员会、县检察委员会三级,包括检察官推选权、检察工作和审计机关的领导权、检举权等职权。胶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检察委员会制度,坚持把保障人权作为检察制度的首要任务,在职权行使上凸显监督检举职能,为检察委员会制度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但人员配备不足、立法相对较为粗糙、上下级之间关系不明确等抗战特殊环境下诸多因素也制约了检察委员会职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