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邶风·燕燕》“错简说”考辨

在古籍研究中,对是否存在错简问题一定要慎之又慎,不仅因其对正确解读文本关系重大,且求证极难。《燕燕》的前三章并不能独立成诗,它与末章是一脉贯通、前呼后应、不容分割的艺术生命体,合则神完意足,离则彼此俱残。根本不存在"误合"、"错简"的问题。

论文学的超越意识与执着精神

超越意识亦称宇宙意识.要求作家从宇宙本体高度俯视世界,不执着是非善恶的差别,蔑视文学的功利性。陆机、司空图、严羽为代表,其艺术的着眼点常在自然世界。执着精神即精英意识、参与意识,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白居易是其代表.强调文学功利性,对是非善恶也是执着的.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都是执着的.超越意识源于道家与佛家的世界观,而执着精神源于儒家的世界观.作者认为,当前当务之急是提倡执着精神,使文学更好地为社会、人生服务。

韩柳明道之文的不同理性品格

韩愈“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使他的思想资源十分有限,对问题的思考也只能在传统儒学的体制内进行,因而他的道论难以超越先儒思想的局限;而柳宗元以儒为主、兼收并蓄的思想主张,实质上是要构建一种新的儒学体系,这也是他一系列闪光思想的源头活水。韩愈的保守意识还使他对儒学典籍缺乏怀疑,对其中的材料往往不加辨析,直接用作立论的依据,在逻辑上也存在诸多疏漏;而柳宗元要挑战传统儒学,就必须确保论据的真实可靠和论证过程的无懈可击。倘从理性品格的角度进行评判,柳文是远在韩文之上的。

再论走出司马迁天人思想研究的误区

鉴于《史记·天官书》正文部分与论赞部分之间在天人观上的对立，导致了对司马迁天人思想评价严重失当，笔者曾于《走出司马迁天人思想研究的误区》一文中提出一个假说，本文就这一问题依据《太史公自序》和《天官书》作了进一步的探究。文章认为，《天官书》的正文并不代表司马迁的天人思想，它只代表官方的天人思想，《天官书》论赞部分才代表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深刻认识。同时提出，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是一元的，并无自相矛盾之处，也不存在天道观与人道观的二元对立或神秘思维与理性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矛盾冲突；

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评价

柳宗元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与佛教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使在佛学文章中,他亦从未对佛教的有神论表示过妥协,因而,指责柳宗元佞佛,根据是不充分的。柳宗元的思想是以荀氏之儒为主体,兼收并蓄的开放体系,“统合儒释”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与韩愈都以振兴儒学为己任,但韩认为儒学的危机主要来自佛、道的冲击,故主张排佛、老;柳则认为危机主要来自儒学的神学化和自身的封闭性,故在批判这种神学化的同时,还主张援百家之长以济儒。“统合儒释”的实质就是援佛济儒。思想史的发展证明,柳宗元的主张是进步的。

古代作家的“心战”及其价值选择

心战，即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人头脑中的矛盾冲突。古代作家的心战，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作者分身和直抒胸臆。心战通常是在人生逆境时发生的，心战的过程既是价值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作家人格精神的严峻考验。道家和佛家否定价值选择，不但在逻辑上是悖论，在实践上也是作法自毙，其目的是在全生远祸。因而同样是人格精神的体现。价值选择不仅决定着作家的人生道路。

儒家思想与山水文学

本文首先对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表述进行了辩析,认为它不是强调仁者与知者在欣赏山水时的不同选择,而主要是强调审美主体的主导作用,然后从比德意识,善善恶恶意识,爱国爱民的忧患童识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儒家思想对山水文学的积极影响。最后,又将儒家山水观与佛道二家山水观加以比较,认为儒家强调主体意识,而佛道二家财强调本体意识,因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山水文学,在艺术境界上,往往表现为有我之境,而佛道二家的山水文学则往往表现为无我之境。在价值取向上,儒家以为国谋为追求的最高境界,而佛道二家则是为身谋的。

走出司马迁天人思想研究的误区

对司马迁的天人思想研究，一直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毫不怀疑地把《天官书》正文当作司马迁思想；一是认为他接受了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思想，宣扬了“天人感应”神学．本文认为，《天官书》正文乃司马迁之前的史官所作的天象记录，《天官书》的论赞才代表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作为一代文化巨人，司马迁是站在时代的巅峰上雄视千古的。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思想家像他那样对“天人”问题给予如此强烈的关注和进行过如此深刻的思考。说他宣扬了“天人感应”的神学，或说他受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都是不公正的。

异名同谓与正言若反——《老子》道论中若干命题的再讨论

“有"与“无”是异名同谓,同属形而上的层面,只是认识上的差别,并不存在空间上蕴涵与被蕴涵的关系,也不存在前后相续的时间次序。“正言若反”是老子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其目的是以言去言,最终消解差别,使人领悟不可言说的道。说它显示出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在未弄清作者本意的情况下,人为拔高的结果。

“李白不屑科举说”考辨

隋朝开始推行科举制度 ,从而打破了魏晋以来取士制度中的门阀垄断 ,世庶界限相对淡化了。但同时隋朝也规定了“工商之家 ,不得仕进”的禁令 ,对工商之家还是采取歧视性政策。而“唐制 ,取士之科 ,多由隋旧”,四民本末的界限仍然是严格的。唐代科举制度虽为寒士打开了仕进的大门 ,但这扇大门对工商之家来说是仍然紧闭着的。根据范传正披露的情况 ,李白无法提供足以证明他非工商之家的谱牒户籍等材料 ,以备户部集阅 ,而户部也不可能存有李白家族的原始档案材料是确凿无疑的。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恰恰使李白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和儒家经学的羁绊 ,从而走进充分发展个性自由的广阔空间。

评虚静说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即虚静说和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作为对立面的虚静说,在某种意义上,又给发愤著书说以重要的补充,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但近年来,批评界出现一种偏颇,似乎认为文学距离社会生活愈远就愈好,不少论者甚至把虚静视为文学创作至关重要的前题,而完全无视其对文学创作影响的消极作用,这就必然影响对虚静说评价的准确性。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虚静说发展的源流。

拆句省文——《周易》爻辞中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

拆句省文是《周易》爻辞中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认识这一现象,对于解开一些看似死结的疑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否卦六二"包承"、六三"包羞"就是恒卦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拆句省文。颐卦六四"颠颐"、六五"拂经"也是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的拆句省文。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这几条爻辞进行重新解读。

“西园雅集”的真伪及其文化意蕴

西园雅集是元文人文艺集会活动综合的、艺术的、概括的反映;元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李公麟作过《西园雅集图》;米芾《西园雅集图记》属后人伪作;"西园雅集"是元文人处于党争中,追求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的体现,也是他们崇尚清旷的审美意识的体现。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试论司马迁的学术整合思想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能以或道或儒一家标准去规范。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司马谈的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精神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对此前的学术思想一视同仁 ,兼收并蓄 ,进行了不同于董仲舒、班固的学术整合 ,达到时代的最高水平。

《老》学史上的一桩疑案及其引发的若干问题

高亨《老子正诂》一书在对《老子》二章的解读中留下了一桩疑案,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高亨认为,"是以"二字"疑后人所加";陈鼓应认为,"是以"后面文句"疑为错简",高亨和陈鼓应都是因持守二章"文意截然不相联"的判断而怀疑《老子》文本有误。在"错简说"不能成立时,倘仍坚持二章"文意截然不相联"的判断,此疑案就从《老子》版本是否有误转化成老子思想是否严密的问题了。因此有必要对其重新展开讨论,以使这桩疑案有个明确的了结。

正始文学与后正始文学

以高平陵事件为分界的正始时期和后正始时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因此,在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正始文学和后正始文学,不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以何晏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其成就虽比不上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也比不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后正始文学,但它在文学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并对两晋文坛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有些影响可能是负面的。

《周易》卦爻辞本事考索——朝聘

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其所记朝聘实例,是中国最早的朝聘记录,极具史学价值。其中坤卦与蹇卦、需卦与观卦两相呼应,呈现出周在建国过程中聘使友邦与方国来朝的历史。考索这四卦卦爻辞之本事,梳理朝聘制度对周初外交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易经》之“孚”字新考

"孚"涉及《易经》核心理念,是训诂难点、热点,历来聚讼纷纭。基于历史本事,结合先秦典籍,据古训,考异文,排除"孚"为"俘虏""返回"诸义,论证"诚信"义为"孚"在《易经》中真意。

言意之辨——从哲学到文学的多层面考察

中国诗论中的“言意之辩”历来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文章认为，言意之辨源于哲学上言能否明道的问题，老庄与孔孟对此问题的看法所以相悖，乃是由于其道论属于不同的层面。基于同样的原因，魏晋玄学内部对此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认识。魏晋时期，在文学理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言尽意论。文学史上第一流的大作家都认为言可尽意，故他们创作的主体风格是沉著痛快。唯“神韵派”持言不尽意之说，故推崇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追求言外之意、文外之旨。

解读《周易·乾卦》——以西周建国史为视野

援史证易可揭开一些学者将《周易》研究神秘化的外纱。从西周建国史角度,结合上古相关元典解读《周易》,周初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可在各卦爻辞中得以反映,《周易》实以占筮形式呈现了西周建国史,《乾卦》指齐太公姜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