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股东绝对主权主义到相对主权主义公司治理的困境及出路郭富青

从股东绝对主权主义到相对主权主义是公司作为一种资本制度的必然选择,股东大会权力的缩小,董事会权力的扩大,发挥经营者在业务经营管理领域的专长,是实现公司灵活、高效经营,增强公司活力的客观需要。然而,股东主权相对主义却遇到了新的困境:法律上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在公司权力实际运作中,配置给了大股东或经营者,而应享有主权的广大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均无法对实际控制公司的大股东和经营者实施有效的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的必由之路是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

地名资源商业化开发的法律秩序研究

我国是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地名凝结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承载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巨大的商业开发价值。地名商业标志化实质上是将公共物品的某些要素变为私人物品,是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公权的私权化。这有助于创造商机,开拓市场,实现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增强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实力。但是,地名资源的商业开发必须尊重社会公共利益,依法有秩序、公平地进行,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的生产经营环境。

西方国家合作社公司化趋向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回应

面对传统合作社制度存在的内在缺陷,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以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新一代合作社表现出明显的公司化发展倾向。我国新兴的农民专业股份式合作社与之类似,也呈现出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趋向。对这些一反传统合作社制度的现象应视为合作社制度的创新,它不是合作社的终结,而是对传统合作社的发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立法顺应了合作社组织形式发展的潮流,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论公司债权人对未出资股东及利害关系人的求偿权

公司债权人有权要求未出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在公司法改采认缴资本制后,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这种求偿权只有当公司已经丧失偿付能力且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时,才得以触发。它的实现有赖于公司债权人拥有知情权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是法定保证责任,司法解释将其设定为一次性责任存在着疏漏;未出资股东的利害关系人承担的则是以资本充实责任为基础的连带责任,此种责任在我国立法上既失之过窄,又失之过严。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请求权具有比较优势,待时机成熟应将其上升为公司法层面的制度。

论股权善意取得的依据与法律适用

股票善意取得以持有股票的权利推定效力为逻辑前提,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善意取得则以工商登记的公信力为逻辑前提,二者均以实现交易安全为价值追求。然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以登记为公示方式,发生无权处分股权及善意取得的几率有限。隐名出资形成的名义股东处分其名下的股权属于有权处分,缺乏适用善意取得的前提。股权毕竟不同于物权,在适用物权法第106条关于物权善意取得的三个要件时,必须考虑其特殊性。

论我国商法体系的建构技术

当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典的内部规范逐渐解体,商事单行法却生机勃勃,已经成为商事立法发展的世界性潮流。无论是采用"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体例的国家,其商法体系发展的现状,均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模板。因此,在商法体系的建构技术上,我国必须超越外国传统模式,制定《商法通则》上承《民法典》下统商事单行法。我国商事单行法只有始终如一地贯彻《商法通则》所确认的价值理念,才能形成一个形散而神不散,健全的商法体系。为此,必须制定立法和修改规划,消除体系中的矛盾、冲突和不和谐因素,做好商事单行法的汇编工作,使实质意义上的商法体系同样具备可综览性。

论商法类推适用的依据、范围和正当性

类推适用与类推解释是可以并存的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是一种补充法律漏洞的司法审判制度,后者属于运用类比推理的法律解释方法。商法类推适用应具有一般法上和特别法上的依据,其并非适用于商法的所有领域。商法类推适用的正当性取决于法官严格遵守适用条件,恰当地运用裁量权,符合法律价值判断。

股份公司设置特别股的法律透视

特别股是普通股之外股份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 ,实质上是股权平等原则的例外。股份有限公司设置特别股的动机和目的往往多种多样 ,它不仅丰富了股份的类型 ,使公司股权多样化、复杂化 ;而且也为公司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它不仅有助于公司内部实现灵活的权力配置 ,而且可以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有时它也可能成为阻止公司变革、发展的障碍。

论法权形态异化的本质及其法律矫治

应然的法权关系中存在着"权利"与"权力"两种法权形态。权利反映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对称、互惠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力来自于法律,是凝结在法律中的人民权利,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权力本应从属并服务于权利。法权形态的异化导致权力权利化、权利权力化,形成权力与权利功能的二律背反,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权力及权力异化的途径是明确权力和权利的边界,加快民主法治的进程,建立法权关系的制约机制。

公司秘书与公司治理

公司秘书是公司经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秘书不仅是公司治理的守门人 ,而且在公司与其成员之间 ,公司内部各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协调中发挥着桥梁作用。我国公司中的秘书仍然囿于传统的观念 ,其地位和职责远未法律化 ,抑制了其在公司治理中应有的作用。因此 ,需要从立法的高度对公司秘书进行角色定位 。

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探析

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既可以通过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作出有利于自身,但对其他股东不利的决定;也可以利用直接或间接任免高级经营者的人事权,支配经营者在面对收购时是否采取行动上,优先考虑其利益,漠视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将目标公司置于被掠夺、蚕食的境地,少数股东则沦为被压榨、排挤的对象。为了公平地维护和实现公司、少数股东的利益,就必须使前者对后者承担诚信义务。虽然控股股东与董事的诚信义务在内容上均由忠实义务和谨慎注意义务构成,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在不同的收购类型和各种具体的反收购行动中,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的内容也各有所侧重。

论公司实际控制权:性质·渊源·法律导向

公司实际控制人虽然没有法律的授权但却在事实上拥有支配和操纵公司经营活动的权力。这种权力属于事实权力,起源于股份所有与表决权分离、人力资本优势、市场支配地位等因素,并有其深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公司事实权力虽然对法权配置具有某种弥补作用,但是往往导致公司运作偏离公司法的预期,造成公司法权配置功能失灵、异化,损害公司及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的导向应当是发挥趋利避害功能。一方面,在公司自制空间内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法权抑制、消除其负面影响,确保公司治理沿着法律的轨道运行。

论商事登记制度的若干法律问题——兼论我国商事登记的改革与完善

商事登记是商事主体设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法律事实。商事登记是反映商事主体信用基础和信用状况的法律形式。商事登记在性质上具有私法兼公法的二重性。我国企业的设立应由许可主义向准则主义转变 ,才能简化登记程序 ,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商事登记不同于营业许可。我国立法必须抛弃越权原则 ,经营范围的登记不再具有限制企业权利能力的效力。

外观主义思维模式与商事裁判方法

外观主义蕴含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它不以意思表示为中心,也无须以事实真相为依归,而是以外观事实为基点,在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思维范示中,思路向本人和第三人两端延伸,力求对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责关系进行事实、法律和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然而,我国一些商事裁判在涉及该法理及规范时,因误解仍然混杂着探求行为人真意、事实真相的审理活动,致使其功能减损或被排除适用。因此,有待反思和拨乱反正。

论现代合作社组织运作的法律机制——我国现代合作社的重塑

合作社是弱势经营者为改善自身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状况,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自愿联合经营的社团法人。其特征是在保留社员独立经营的前提下,通过合作社的联合经营增强社员独立经营的能力,从而构成独特的双层经营体制。欧洲传统的合作社因存在内在制度的缺陷而缺乏效率,从而引发美国新一代合作社在实用主义“进化论”的指导下进行制度创新。新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有借鉴西方先进的合作理论并与我国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进行制度创新,依法规范运作,才能成为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有效组织形式。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评析

合作社法是规定各种合作社的设立、组织、活动和解散以及社员权利义务等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的合作社立法比较滞后,理论研究也甚为薄弱。为此,本刊特约部分国内知名经济法学者、专家,就合作社法的产生与流变,以及我国合作社立法活动中的困惑等方面展开理论探讨,研究各类合作社法的共性、探索合作社的机制个性。

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时的公司债权人求偿路径

股东出资是一项约定与法定复合而成的义务。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又遇到公司丧失清偿能力时,对公司属于违约行为,对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则构成侵权。债权人有三条救济路径:代位求偿、越过公司直接求偿和通过否认公司人格求偿。在这三种救济方式中,股东承担责任的性质、范围,股东享有的抗辩权以及债权人债权实现难易程度均存在差异。相对而言,越过公司直接要求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路径,更加具有优势。

公司法权形态二元配置的法理解析

公司法权形态的配置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呈现出极其明显的"权利"与"权力"配置的二元构造。公司中的股权和债权是股东、债权人与公司平等主体之间,按照横向的路径进行配置的权利,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公司中的权力无论是公法性质的权力或是私法性质的权力,其配置均是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纵向分配,但是政府对公司的监管权与公司的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二者在配置的目的上却截然不同。合理、有效的公司权利与权力配置必须基于法权各自的本质属性和法律原则,确保投资者和公司的利益实现,建立权利、权力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分权制衡的治理结构,防止权利与权力的双向异化,尽量缩小、消除法权配置与实态配置之间的距离和偏差,体现公平、安全和效益法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