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基于进口贸易的视角

文章基于2012—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调整样本期以及将“宽带中国”政策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进口贸易是数字经济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空间效应显著,其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对城市出口韧性的影响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正塑造着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中国出口贸易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并保持出口韧性提供了机遇。采用2009—2021年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对城市出口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显著增强了城市出口韧性。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成本节约、创新促进和人力资本积累三个渠道提升城市出口韧性。再次,人工智能技术对出口韧性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地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跨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水平的提升有助于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对出口韧性的促进作用。最后,人工智能技术对城市出口韧性的强化效应在不同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人工智能技术对非资源城市、低物质资本城市、高人力资本城市和信息基础设施较好城市出口韧性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对交通基础设施较好城市出口韧性的促进作用较小。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区域风险共担机制等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促进长三角经济双循环实证分析———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水平的视角

数字经济与地区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为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基于2011—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内国际双循的促进效应呈非线性特征,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创新水平促进地区国内国际双循环。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宽带中国”示范点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双循环起到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各地区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字技术研发应用,持续培养创新能力,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数字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捕获——基于要素组合视角分析

本文基于2016版WIOT数据库,分析数字化对制造业价值捕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从要素组合角度探寻人力资本与数字化匹配程度在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价值捕获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从整体上看,数字化可以促进制造业价值捕获;(2)从数字化来源看,国内数字化对制造业价值捕获的积极作用大于国外数字化;(3)分产业来看,数字化对低技术产业的价值捕获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对高技术产业的价值捕获影响不显著;(4)人力资本偏离数字化程度在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价值捕获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科技遏制导向对中国创新发展构成威胁吗?--基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事实与验证

美国近年来对华秉持科技封锁战略、依据出口管制条例(EAR),对我国相关高科技公司实体及相关产业进行技术封锁,企图抑制我国创新发展。本文根据EAR公布的实体清单构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变时点DID(time-varying DID)模型研究美国科技封锁事件对我国创新产出的实际影响,并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处理效应异质性等稳健性问题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美国科技封锁战略短期内抑制我国创新产出,但长期内相关技术封锁措施对我国创新产出起倒逼促进作用。其次,科技遏制将通过技术距离提升、产出效应下降及贸易效应削减方式,对我国创新产出产生不利影响。结合目前的中国实际,我国需坚持创新发展战略目标毫不动摇,同时积极利用国际合作机制,与世界各国探讨建立国际社会新型经贸规则的可能性,多方面应对美国技术封锁事件对我国创新发展的影响。

数字服务出口能助推全球价值链攀升吗?——基于跨国面板的分析

基于43个国家2005—2018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GMM)实证研究数字服务出口能否提高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结果发现:数字服务出口显著助推全球价值链攀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服务出口可以通过“研发效应”和“结构效应”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表明,发达国家由于数字服务出口规模大,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大于发展中国家;信息通信、金融保险和视听文娱部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正向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中国应夯实数字服务产业基础,做大做强数字服务贸易,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

数字经济能够推动通信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吗?——基于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视角的研究

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渗透应用于经济社会各产业领域,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贸易也呈现出网络化、数据化等新特征,数字经济对促进通信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阐述了中国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构建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从成本节约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两条路径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贸易规模和质量的影响,并从实证角度验证数字经济对中国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能够影响FDI区位选择吗?

选用中国2004—2019年30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构建指标测度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水平,通过莫兰指数刻画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性,并利用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都具有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外资进入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周边相邻地区外资流入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异质性分析得出,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要比东部更显著。研究结论对鼓励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合理高质量地吸引和使用外资,建立更开放的新型经济体提供了实证依据。

数字经济助力产业升级的逻辑——基于合肥市服务外包视角的实证

本文以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为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对于产业的促进作用。利用产业高级化指标以及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作为安徽省产业升级的衡量标准,并通过熵值法计算出安徽省各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利用工具变量等方法消除数据本身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论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服务外包产业及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其次,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本身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于GDP高速增长区域而言促进更加显著。最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人才集聚以及产业集聚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

依托数字经济实现中国芯片进口替代的机理与启示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进口国,需求旺盛但芯片自给率低,需要通过突破技术封锁实现芯片进口替代,提高芯片自给率。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24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混合效应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高端芯业进口替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成中国芯片进口替代的现实基础;数字经济能够加速实现芯片进口替代,促进中国芯片自给,高端芯片在中国的自给率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而提高;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中国高端芯片实现进口替代,但政府的科研经费支出会因“放管服”的错位而助长企业养成依赖财政、不思进取的习惯,客观上导致对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隐形掣肘。基于此,本文提出政策建议,中国在芯片国际贸易中应以“技术互换”模式替代单边引进,力求争取短期内先进芯片技术进口的主动权;在合作模式上,以“协议替代竞争”模式缓解出口国对中国芯片进口限制;政府应加大资金扶持并完善配套政策,并企业应组建高素质人才团队,为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最终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高端芯片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机制与实证检验

我国制造业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工智能为我国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带来新的机遇。2004—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显示: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直接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并且可以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两个方面间接提高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对中高低端制造业均可以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对中低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大的促进效应;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该效应暂未显现。基于此,我国应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动制造业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布局,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

人才安居、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人才安居城市和创新型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人才安居、技术创新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选取2010—2017年中国62个人才安居和创新型双试点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双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双试点城市具有协同作用,助推产业结构整体化和高级化,且先成为创新型城市再成为人才安居城市的产业升级效果更好;(2)政策工具效果表明,保障型政策在中、高力度下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型政策持续推动产业升级,发展型政策与产业升级呈边际递减的正向关系;(3)双试点城市对关联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的U型空间溢出效应。据此,应关注政策间的协同效应,探索建设以人为本的创新型城市,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动态调整实施力度,引导创新资源均衡分布。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基于Chaney(2008)的贸易引力模型,本文选取2005-2019年我国对43个贸易伙伴的服务出口数据,考察贸易伙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伙伴TPU上升显著抑制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且对集约边际的抑制效应更大。贸易伙伴TPU上升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具有时变性,短期内,对二元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长期内,对集约边际的抑制效应不显著,而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货物出口负向调节贸易伙伴TPU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抑制效应,即弱化了前者对后者的抑制效应。贸易伙伴TPU上升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技术含量越高的服务行业其出口二元边际受到的抑制效应越小。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人才政策与出口企业创新

以沪深非金融类A股上市出口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创新投入、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三个维度,研究人才政策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抑制出口企业创新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显著抑制出口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2)人才政策显著弱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数量带来的负向影响。(3)进一步分析发现,人才政策与出口企业创新投入及创新数量呈倒“U”型关系;高力度下人才政策的调节效果最优,人才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显著的联动作用。研究结论可为落实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借鉴。

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淮河流域的实证

基于2011—2020年淮河流域2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讨科技创新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贸易开放和产业结构升级是科技创新释放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发现区域科技创新对领近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负向空间溢出的特点。因此,应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聚焦科技创新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淮河流域2011—202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淮河流域24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统计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为正向显著,间接效应为负向显著。这意味着本地区数字经济的提高不仅促进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对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应当提升数字经济能力,强化区域内产业链建设;全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破区域发展壁垒限制;加大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数字与经济一体化。

安徽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实现路径与措施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安徽省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先后印发《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行动方案(2022-2024年)》,明确提出打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上海自贸区经验对促进长江经济带贸易便利化的启示

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现状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在内的九个省和上海、重庆两个直辖市均在其流域内,总体上覆盖大约205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全国的四成。改革开放以来,该区域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逐渐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和活力所在。

数字贸易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实证研究——基于长三角样本的分析

本文构建数字贸易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依托长三角2005~2020年的数据,分析数字贸易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渠道。结果发现,数字贸易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渠道检验显示,数字贸易通过技术进步间接作用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为评估数字贸易对长三角制造业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为长三角制造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民工荒假象的经济学分析——基于熊启泉先生观点的悖论

劳动力成本上升尽管给岗位劳动力供给带来短缺,但这种短缺作为一般规律,并不必然导致某些领域肯定短缺特定阶层的劳动者,例如民工;且在现实中,由于民工存在着对企业状态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屡次上当受骗迫使民工的谨慎心态加重,进而造成民工荒假象。这种假象其实是由许多矛盾包括岗位准入与岗位引力、劳动力供给总量与有效供给、产业趋势与人的素质、教育模式与经济结构、公平与效益、岗位与身份等一系列结构错位所形成的一种似是而非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