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政策的治理化与地方实践的“运动化”——以2007—2012年的司法改革为例

当常规的司法资源不足以应对高发的社会矛盾、而维稳又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时,司法政策就会从法治化偏向治理化。而在治理化逻辑的主导下,地方司法实践就很容易出现"运动化"现象。这说明运动式思维以及支持运动发生的社会结构条件还依然存在。如果这种运动思维及支持运动发展的社会结构条件不能得到彻底改变,那么司法政策的治理化和地方实践的"运动化"就有可能还会出现。

论我国法律体系构建的误区

反思与检视我国现有法律体系的建构,是实现我国法律体系建构目标的必然步骤。迄今为止,我国法律体系的建构一直以法律规范体系为对象,陷入了"倚重立法、轻视司法"的误区。这个误区产生的原因在于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一直把法律体系理解为法律规范体系,而根本的原因在于对法律的理解过于狭隘。

法律体系的重释——兼对我国既有法律体系理论的初步反思

法律体系是指在一个区域(国家或者地区)内的能系统存在和运行的法律整体。对法律体系的认识往往取决于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是在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之间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立法司法而达成妥协,进而整合统一成的法律整体。欲认识法律体系概念,必须探讨法律体系的特征。法律体系具有规范性、客观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等特征。在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研究的教条化倾向等值得我们反思之处。

公共权力的法学阐释

因为公共权力本身容易导致腐败的特性,对公共权力给予必要的限制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要想对公共权力的限制能够有的放矢和真实有效,就必须对公共权力概念本身给予解析,显现其构成要素。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在法律上,公共权力首先表现为强制力;其次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是一种不能被抛弃的权利;最后公共权力的内核是一种易异化的法律义务。而造成公共权力腐败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核心要素是一种易异化的法律义务。

论法官的裁判文书风险规避策略

在当下,法官的审判行为可能面临包括政法传统、社会实质性的法律需求和求利式的诉讼策略等方面的压力和风险。作为受压者的法官,利用既有的体制来规避风险和排解压力就成为当然之选。然而这并非是唯一规避风险之方法,通过案例分析、调研与访谈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会充分利用本身所掌握的司法技术规避审判所面临或者带来的诸多风险。作为案件审理结果载体的裁判文书是法官集中发挥司法技术优势,规避审判风险的重要方式、方法与领域。法官以裁判文书规避审判风险遵循慎言等原则,辅之以证据裁剪等规避风险的技术或技术群。

地方治理视野中的地方立法

地方是地方治理的主体。地方治理不但要求地方必须拥有立法权,而且拥有的立法权必须相对固定。否则,地方的立法就可能仅仅是中央立法的粗糙"复制品"而无法满足地方治理的规则需求。除了拥有相对固定的立法权外,要想地方立法主体能够制定出契合地方治理所需要的法规,还必须要将立法功能分解配置给内部的科层化、专业化的工作组织。同时通过外在的民主结构和权力制约原理祛除立法的科层化倾向来保证立法的民主性。

论案件质量评估制度的功能预期与超负

目前我国所建立的案件质量评估制度,旨在以量化的方式对整体司法活动进行考核、汇总与引导,其涵盖当前技术水平、认知水平进步所带来的福利,目的是促使审判管理实现科学化、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转型。但在现有条件下,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却无法实现设计者的主观意图,制度设计的失误与指标治理的困境阻碍了制度预期的"指挥棒"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案件质量评估制度根本就没有能力满足社会的此种功能需求,功能互惠结构中的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受到结构的宰制而失去了功能自主,反而产生出强化司法行政化的隐性功能。

论司法调解制度的功能超负

司法调解是党和国家一直倚重,并充分地发挥其功能的纠纷解决与政治合法性生产的制度。但是,面对新的社会现实,该制度功能逐渐萎缩,已不能应付大量的形态各异的纠纷。司法决策的惯性心理赋予其超出本身能力的预期。这种预期一方面基于对司法调解制度功能的盲目信任,另一方面因为司法调解运用知识的匮乏。近年来,并不理想的司法调解实践说明司法政策的确立必须符合司法制度本身的逻辑。司法调解制度的科学定位应立基于其功能限度。

论影响法律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的三个因素

课程设置合理与否决定了法律职业教育的目标能否得到实现。因此,为了实现法律职业教育的目标,必须对法律职业教育课程的设置进行论证,考察影响法律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的因素。必须考虑的因素有以下三个:培养目标、对法律的理解和教育的规律。其中,应当注重考虑法律自身所具有的特质与内在规定性。

我国法律创制与司法适用衔接机制的重塑

法律规范是司法审判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和依据,立法应当充分满足司法的规则需求。但我国法律体系一方面无法为法院提供充足的审判依据,另一方面又对法院自行制定的司法规则缺乏实际规制,因而造成了法律的创制与适用之间的断裂。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该问题的产生是由于立法组织在投入活动上的缺陷、司法组织在达标与合法性之间的平衡,以及立法、司法组织在功能重合下的结构趋同所导致的配合失灵。因此,为了破解困境,既需要利用新兴技术来完善立法组织建设、畅通立法投入活动,也需要立法机关在尊重法院达标需求的基础上对司法规则进行类型化治理,重塑我国法律创制与司法适用之间的动态衔接机制。

立法权的策略配置与回归——一个组织角度的探索

为了给改革开放与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提供基本的规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立法权授予或委托给适宜于承担立法任务的相关机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内部组织结构不断得以健全和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逐渐缩限立法授权,以期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和增强立法权的科学化。但是在实践进程中,立法组织的科层化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在立法权回归的过程中应当进行新的制度化建构——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立法民主机制来消解立法组织科层化及其负面影响。

再论“权利本位”

权利本位理论自从问世以来即获得广泛的认可,但也备受质疑。权利本位理论中的权利主要是作为"类"存在的普通的民众个体的权利。因此,权利本位理论是为个体权利保障而构建的理论。权利本位理论不仅包含普通民众或者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包含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造成权利话语恶果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权利本位理论,而在于没有适格的人或者说是没有恰当权利文化的人。权利本位理论与实践并非脱节,而且与刚性维权没有必然性的关联。

论法律职业伦理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的选择

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是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要环节,缺少法律职业伦理的法律人无法承担法治建设的使命。虽然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并不能保证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化,却是法律职业伦理内化的必要途径。法律职业伦理在课程内容上,要讲授法律职业伦理诸多知识和理论,不限于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在课程设计上,除了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还应该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的法学专业课程。

论权利义务之间的转换

法律权利转变为法律义务和法律义务转变为法律权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法律发展常态,也是社会转型的微观显现。研究权利义务之间的转换既可以充分认识人类社会的转型,同时也可以为在一定社会情境下将何种行为确认为权利义务提供理论基础。因此,需要对权利义务之间转换的原因、表现以及限制等问题进行研究。

立法权回收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及其悖反

以大数据与算法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立法领域,人工智能能够解决诸多立法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受制于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的中国立法,将立法功能性地授予出去以实现立法功能。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立法领域中的应用使得立法权回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是立法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相结合,完全可能对立法的民主性与民主政治空间造成压制,甚至可能扭曲、挤压与撕裂真实的社会生活。所以,立法权的回收必须被赋予良好的制度化构造--以民主机制来遏制与破解大数据、人工智能立法应用的反民主倾向。

法律体系理论的比较分析

法律体系理论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和认识法律规范、法律本质的必然选择。在国内对法律体系理论的研究和在西方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法律体系的探讨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作为方法的法律体系与作为概念的法律体系;作为逻辑存在的法律体系与作为客观实体的法律体系;法律体系的同一性与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法律体系理论与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建构——以法律体系理论的有用与无用为分析起点

目前我国学界存在关于法律体系理论有用和无用的争论。此次争论是一个人为制造且较为混乱的争论,但是却揭示了我国法律体系建构中出现的问题——缺少理论。根据实践与理论之间关系的内在规定性,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构建应当有法律体系理论的参与。我国法律体系建构中缺少理论的原因在于对实践与理论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惟实践主义倾向。

私人侦探:法律制度的催生品

私人侦探是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私人侦探的存在具有正当性。在我国,既有的法律制度催生了私人侦探,同时也间接地承认了私人侦探的合法性。

权利与婚姻家庭堡垒

现实生活中的人,在法律上表现为抽象的权利义务综合体。权利是人的象征和判断人是否存在的参照点。它一般不随个人所在时空域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可是,现在个人一旦进入婚姻家庭中,其权利就可以任意被侵害。作为个人权利保护者的公共权力机关对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也爱莫能助。婚姻家庭已经成为个人权利被任意践踏和侵害的堡垒。这有观念和制度上的原因。要想对处在婚姻家庭这个时空域中的个人权利给予保护,必须以权利为突破口和手段。

法律义务冲突的类型研究

类型化研究是人类认识和理解事物的重要方法,对于科学研究亦然。对于法律义务冲突的研究同样需要类型化研究方法的运用。目前,可以通过对法律义务冲突的四种分类来加深对法律义务冲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