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的回顾与展望:一个基于研究文献的分析

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是新时代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对既有文献的系统分析发现,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已实现对公共服务标准化内涵与战略价值较系统的澄清与定位,并展开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实践。整体而言,近十年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取得了较可观的成效,但当前也面临着理论、技术与制度层面的困境,需要在强化理论探索、提升标准质量和完善监督机制等层面进行更多尝试。为更好地助推中国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实践,未来相关研究应重点关注建立更具公共精神的公共服务标准化理论框架、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服务标准化政策评估体系以及重视质性与量化研究的结合等相关主题。

标准化赋能我国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作用机制、主要挑战与实施路径

标准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化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充分理解标准化对城市治理体系的作用机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准化逻辑。研究发现,标准化赋能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主体的民主化,过程的法治化、精细化和数智化,目标的人本化。当前标准化赋能我国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面临着标准化理论与城市治理内容的内在冲突,在实践中体现于执行困境、监管困境和公众参与困境。因此,需要强化标准化赋能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立法保障与引领作用,建构并优化多元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和社会自主共治模式,建立健全基于弹性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提高标准数智化建设水平,完善技术伦理制衡和监督机制。

风险社会视阈下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面对阶层分化和信息技术的冲击,理解公众风险感知的阶层差异是网络时代提升我国风险防范和治理水平的重要前提。从客观社会阶层的视角切入,利用2020年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社会阶层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信任、互联网使用情况在其中发挥的中介、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在二者之间具有遮掩效应;互联网使用情况负向调节社会阶层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弥合阶层鸿沟、形成风险应对合力的同时,也应改善地方政府形象、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监管,以此合理引导公众风险感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与行动策略——以T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为例

社会政策的执行情境往往是发散的,相互竞争的。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价值导向,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足够的公共福祉,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开发了一个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以湖北省T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创建过程为案例,考察地方政府在社会政策执行中的多重逻辑竞争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社会政策的地方执行面临着多重制度逻辑,制度压力与行动情境张力下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是地方政府策略性地执行社会政策的制度基础,关键行动者的认知图式是政策执行的微观基础,制度与行动者的不断互动使得情境性自主成为地方政府短期或长期应对冲突的行为策略。本研究为理解社会政策的执行过程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将更为动态的制度环境与基层行为模式结合起来,阐明并揭示了“为什么政策执行会采取这样的形式”,推进了政策执行研究的微观基础。

基层治理现代化: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研究——基于三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比较分析

在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关系到公民文化权益和文化福利。已有研究成果中,相关学者基于不同领域对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进行了初步探索。遗憾的是,不仅研究成果停留在理论论证层面,而且实证研究深入不足,缺乏比较分析例证。鉴于此,本文选取石门二路社区、打浦桥社区和魏唐社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访谈法和文献资料收集,从资源配置社会化、文化服务社会化、管理运作社会化和监督评估社会化四个维度去剖析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实践经验。经过比较分析发现,基层社区在社会化参与、专业化运营和群众性评议具有共同之处,在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输送、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具有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参与主体社会化、参与机制社会化和监管评估社会化的技术路径,以期为探索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提供模式借鉴和路径启示。

复合治理、发生机制与创新策略: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的个案分析

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与社区功能日趋丰富的背景下,传统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治理模式是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而复合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供给过程中形成合作互动关系,在合作互动中实现有效供给。在公共文化服务利益主体多元化、需求多样化、服务功能及主体多元化与制度环境建构等因素作用下,通过组织性质重塑、主体间关系重构、内容与形式重组等自主创新策略的运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形成了具有复合治理特征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南湖模式"。该模式为当前我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中国公共政策评估:回顾与展望

公共政策评估的健全与优化对于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公共政策评估目前仍处于引进、消化西方国家理论方法阶段,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显得十分不成熟。本文考查和回顾了中国公共政策评估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现状,并对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建构的现状与走向:一个文献计量分析的视角

为总结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建构情况,把握未来发展趋势,对2007—2016年间,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两大代表性期刊《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刊录文章进行抽样分析和评估。评估基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三个维度,探析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建构的总体概况,并讨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研究认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应进一步扎根中国现实、立足时代和国际前沿,确立研究核心命题;应借助已有研究平台,打造若干具有竞争力的公共管理学科共同体;同时,还应加强对研究者群体方法论训练,促进学科研究的规范化。

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效果评价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在C城区与A县两个具有较强代表性的省级示范区域入户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效果的评价呈现出社区(村)——街道(乡镇)——区(县)三级机构逐级递减趋势;同时,C城区与A县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效果评价也存在明显差异,并且A县在绝大部分文化服务效果评价上都高于C城区。这些公共文化服务效果评价方面的区域差异与层级倒挂现象与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强度、参与情况、需求征集制度和评价监督机制建立实施情况基本一致。

先驱者利润与地方公共服务创新逻辑——选择性激励机制的构建

由于缺乏经济利润诱发的竞争刺激,"政治企业家"的选择性激励机制构建对于公共服务创新是相对更为重要的。"先驱者利润"驱动的创新机制有四个关键要素,即创新型企业家、"企业家利润机会"、可供企业家支配资源的存在、以及良好的创新产权保护制度。未来的国家政治机制设计,一要明确政治晋升作为"先驱者利润"的激励机制,以强化竞争刺激;二要调整官员绩效考核标准,加快实现从"经济绩效"到"社会绩效"指标的转移,以实现激励与政治目标的统一;三要通过制度化的中央巡视制度和居民主观评价及时认定已发生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行为,并将之与地方官员职务晋升相挂钩,以有效保护政治创新产权。

中国公共部门文化创新的特征、成效与阻力——基于“文化部创新奖”的多案例分析

通过对四届"文化部创新奖"的文本分析,研究发现:(1)东部地区的文化创新远多于中西部地区,省级和地市级远高于区县级、乡镇级和村社级;(2)创新内容方面,工艺创意与科技创新最多,其次是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相对较少;(3)文化创新主体方面,事业单位最多,其次是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创新最少;(4)从文化创新的合作性来看,单一组织独立完成的最多,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次之,公私部门之间合作的最少。与此同时,公共文化领域创新日趋活跃,但动力不足,仍需要通过多种途径鼓励和推动文化创新积极性;创新的可持续性和成果的实用性仍有待加强。

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构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多维指标,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发生率,对其文化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并对其不同文化类型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作用机制显示,促进收入水平与认知能力的提升、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是互联网使用推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重要影响机制。因此,积极推进“互联网+文化消费”模式对于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协同治理: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个案研究

作为一种多元共治的制度安排,协同治理模式能够协调各主要行动者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形成一种以实现共同利益为目的的协同关系结构,现已广泛运用于公共管理实践。文章以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为研究对象,分析社区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如何与其他行动者建立起协同关系,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共同提升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能。为了揭示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协同治理模式的形成逻辑,基于个案研究方法,文章通过分析武汉市南湖街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协同关系,指出协同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可供选择的模式,也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备择治理结构。建立协同治理机制的核心环节在于构建各类社会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制度化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应从制度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保持良性互动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协同治理模式,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

中国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构成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是政府执行行为维持、运作与演变的内在力量源泉。当今西方公共管理主流理论有关政府行为动力机制的核心理论前提是所谓"自利经济人"假设,政府工作人员一切公务行为的唯一动机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不构成政府执行行为的动机前提。本文实证分析表明,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执行行为已经形成了以"公共性价值取向"价值因子为导向与核心,以"公共性利益因素"、"机关外部动力因素"、"制度因素"等三类政府执行行为影响因素为主要内外影响因子,密切相关、内在稳定的一个主流动力机制功能体系。不过,这一体系并没有完全排斥个体性利益与价值追求。中国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的生成逻辑——基于制度环境三维度理论框架的分析

政策执行会出现阻滞已经成为学术界'共识',已有研究大多从政策特性、政府官员能力和素质,尤其是从基层自由裁量、微观层面的制度分析等视角研究政策执行阻滞,却很少从制度环境视角系统地研究制度对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的影响与塑造。本文借鉴制度环境三维度理论框架,旨在从制度环境视角更整体地揭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面对的是由规制、规范以及认知诸维度所构成的复杂制度环境,而且在不同制度维度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生成逻辑。更重要的是,研究表明各制度维度对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生成的影响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在相互结合影响下为其提供稳定且重复再生的生成环境,并由此促成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固化。

大部制视角下地方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及其挑战

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将构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从大部制视角来看,这一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分散于党政文化职能部门的不同文化管理职能以及作为这些职能载体的机构之间的有效整合,可以称为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我国地方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初始创新与试点推动两个时期,目前处于普遍推动阶段。经验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着一些重要困难与挑战。

中国省级政府移动政务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移动政务已经成为电子政务重要的发展方向。鉴于其在提高服务效率、满足个性化需求、扩大公共参与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我国省级政府先后开展移动政务建设,但各省移动政务服务水平呈现出明显差距。为了对我国31个省份的移动政务服务APP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基于TOE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三方面入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生成了4种高服务水平路径,分别为“组织-环境”驱动型、“技术-环境”驱动型、“组织”主导驱动型和综合驱动型,加深了对实现高水平移动政务可行路径的认识。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省级政府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寻找可行路径、优化本省“技术-组织-环境”条件以发挥联动作用等建议,以期对各省提升移动政务服务水平、缩小省际发展差距有所启示。

制度变迁视角下中国制度改革研究: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具体的制度改革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外部环境,以及由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层面的基本规则所构成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和影响。在具体的改革组织场域中,改革的成败也取决于场域结构、场域中的改革制度安排以及场域中改革行动者的策略性行为。对中国制度改革进行全面研究,应聚焦制度改革过程,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及其制度变迁理论,创新性地结合组织场域理论及其多层次制度过程分析框架,建构一个包括社会环境、组织场域与行动者分析多层次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借助这一分析框架,可以从某一结构维度深入探讨中国制度改革背后的制度逻辑,也可以整体关注制度改革过程中结构与行为的复杂互动,探析影响制度改革的一般性因果机制,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制度改革提出可供参考的路径。

中国"放管服"改革研究的进展与前瞻

"放管服"改革是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改革进展和表现形式.国内外有关中国"放管服"改革实践的理论研究起步很晚,但已经在相关概念与构成内容的理论阐述、改革过程发展演化与内在逻辑、改革实践问题与规范对策、改革实践环节或领域相关主题、地方改革实践及其成效评估等方面取得了迅速进展.相关主题研究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征,但总体上方兴未艾,也展现出了较为明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发展趋势.

“政策工具—价值链”视角下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研究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