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史诗与文明交流互鉴专题

主持人语:在中国,除了藏族《格萨(斯)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以及蒙古族《江格尔》等三大史诗,南方很多民族至今流传着非常古老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伊玛堪》等古老史诗则在东北的赫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民族中广泛流传,而内蒙古和新疆各民族有着上百部的中短篇史诗依然活态传承,古老史诗流传的地域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我国传承史诗的民族多属跨境民族,我国的史诗传统自然与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蒙古的史诗传统有着密切联系。

“家乡民俗学”众人谈

安德明:“家乡民俗学”最初成形于近二十年前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那次网络会议形成了许多有创新性的话题和研究方向。我最初的思考,是想概括中国现当代民俗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大量研究者均以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为调查研究对象的情况,并试图从一个新视角来反思和探讨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同时,参照国际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总结中国民俗学史上的家乡研究潮流并结合自己在家乡进行田野研究的经验,探讨民俗学的家乡研究在学术史上的表现及其优劣得失等问题。

《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研究

蒙汉文学关系的研究,第一手资料的跨语言比较和考证是关键。对古代蒙古文小说《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与明代戏曲《葵花记》进行逐字逐句的跨语言比较,证明《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就是明代戏曲《葵花记》完整的蒙古文译本。蒙古人主要翻译了《葵花记》的对白部分,省略了词曲,并在结尾部分增加了佛教本生故事内容,从而把戏曲《葵花记》转换成了小说。

论游牧文明在东方文化史上的作用

人类自身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促使历史研究从以往的文明之间差异的研究转向文明之间联系的研究,互动的世界体系的研究成为研究游牧文明的重要范式和思路。通过提出"游牧文明带"的概念,肯定了在东方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交叉和交流中各个历史时期游牧文明带起到的传播文化和连接文明的重要作用。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也创造出各自丰富多彩的文明,构成了东方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游牧文明自身的环境和条件去考察游牧民族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比例和关系。由于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方式,游牧文明创造的物质文化没有定居文明丰富并难以保存下来,但是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依然丰富多彩,应当充分认识和开发。

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诗词翻译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诗词翻译体现了与以往蒙古文学诗歌翻译不同的观点。哈斯宝把《红楼梦》诗词看作与小说叙事情节紧密相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一般的修饰成分来翻译。在蒙古文学翻译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更多的处理方法是省略不译。而哈斯宝却把《红楼梦》的诗词看作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认真对待,精心翻译了原著中的多数诗词,而且结合自己对《红楼梦》作品精神的理解特别是对宝黛爱情的深刻把握,对诗词的翻译做了有思想、有思考的艺术加工,从而达到"信达雅"的诗歌翻译新境界。同时,哈斯宝的翻译也体现了他对《红楼梦》精神的透彻理解,仅仅根据哈斯宝的回批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要想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哈斯宝的评点思想,《新译红楼梦》的全文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

《蛮三旺》与格萨尔史诗

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记载的"西藏神话"《蛮三旺》被学者们认为是藏地流传的关羽传说。对《蛮三旺》的叙事结构、情节母题和《格萨尔》史诗进行比较研究,会得出《蛮三旺》不是关公的传说,而是格萨尔降魔救妻的史诗故事的结论。

汉族戏曲故事在蒙古族民间的口头流传——以《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口头传播为例

古代蒙古文学史上一直未能确定翻译底本的小说《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就是明代戏曲《葵花记》完整的蒙古文译本。《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很多口头故事。这些口头故事中,蒙古族民众基于本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运用蒙古民间故事的传统母题和结构重新编织娜仁格日勒的口头故事的时候,不仅在故事情节上推旧出新,而且按照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对原来戏曲故事的叙事主题和"割骨疗亲"、秀才赶考等题材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文化过滤。笔者还通过本文的具体研究提出,民间文学也可以为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旁证。

论哈斯宝翻译《红楼梦》的减法和加法——减少的人物和加长的时间

清代蒙古族文人哈斯宝把120回《红楼梦》节译成40回,题名为《新译红楼梦》,并撰写了回批,在红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哈斯宝在翻译《红楼梦》的实践中采取了两个独特的翻译策略:一方面删减了大量人物,删减了大量人物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在每一个细节的翻译和衔接的过程中把时间放慢,用加长时间、增加动作、细化细节的方法把因为减少人物及其行为而被省略、被缩短的时间补回来,从而保证了翻译小说中的时间按照原著的节奏自然推进,也保证了人物情节和叙事时间的平衡。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抄本初探——简论蒙古国国立图书馆藏本的价值

哈斯宝翻译的《新译红楼梦》在国内外收藏有6个抄本,通过对各抄本之间相同内容逐字逐句的比较,可以分成两组,这两组分别转抄自两个稍有区别的底本。蒙古国国立图书馆藏本存在严重的抄漏和抄错现象,但是对于研究哈斯宝翻译《红楼梦》并修改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

蒙古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与民俗志写作的反思

本文根据民俗学田野调查和民俗志写作的学术规范要求,对蒙古族民俗学进行了学术批评和学科意识的反思,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工作和民俗志写作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意义。

东蒙古本子故事表演中的汉族说书赋赞和戏曲影响——以护背旗、虎头靴、绣龙蟒袍为例

蒙古本子故事的表演传统是在蒙古英雄史诗口头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但在形成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汉族说书口头传统和戏曲表演传统的影响。蒙古本子故事表演文本的英雄整装披甲母题的程式化诗歌段落或者套语和汉族说书赋赞之间具有对应的关联,并且和汉族戏曲表演传统之间潜在着一种发生学关系。汉族戏曲艺术形象为东蒙古本子故事说唱艺人提供了借助想象和塑造中原王朝英雄形象——中原王朝历史主体的模式。而汉族说书口头传统是蒙古本子故事表演传统和汉族戏曲表演传统之间产生关联的重要中介。

民间文学的学科定位与东方民间文学

东方民间文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在教育部研究生招生目录中虽然目前只有北京大学设置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亚非语言文学二级学科所辖东方民间文学博士生招生方向。

东方民间文学与东方文学

东方文学的整体是由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构成的。东方民间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是所有民族文学的母体,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部民间文学作品和一部作家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民间文学传统或者口头传统与一个民族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共同构成了东方民间文学的实质内容,是东方民间文学作品描述和理论探讨的基础。目前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状况还基本处于"一国民间文学"的阶段,各国的研究状况很不平衡。研究东方民间文学要关注民间文学的口头传统。重复和程式化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东方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既要吸收和继承东方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还要吸收民间文学界的理论成果,并以东方各国一国民间文学研究为基础,逐步建构东方民间文学的理论结构和体系。

论印度《鹦鹉的故事》在中国各民族中的传播

《鹦鹉故事七十则》(?ukasaptati)是古代印度的梵语故事集。主要内容是:一个商人外出经商,妻子想在丈夫背后出去和情人约会,一只聪明的鹦鹉给她讲了70个故事,从而保住了女主人的贞节。《鹦鹉的故事》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连环串插式结构,鹦鹉讲的70个故事,和古代印度的同类故事集《五卷书》、《僵死鬼的故事》和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一样,深受东西方各国人民的喜爱。《鹦鹉的故事》很早就传播到中国各民族中,不过传播的途径和来源不尽相同。本文主要讨论印度的《鹦鹉的故事》在中国各民族中翻译和传播的情况。

《乌古斯汗传》与蒙古族感光受孕神话

通过古代回鹘文记录的史诗《乌古斯汗传》与伊斯兰教史学著作和蒙古文史书中记录的神话文本的比较,讨论了古代蒙古族建国神话。《元朝秘史》开篇的有关"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渡腾汲思而来"的记录并不具备神话叙事的要素,也不能构成一般意义上的建国神话。而相比之下,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神话在不同宗教语境的历史叙事中一直都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并在成吉思汗王统谱系中起着核心的关键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古代蒙古的建国神话或者王权神话是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神话,并且与早期的蒙古—突厥先民的长生天信仰有直接关系。本文的结论从建国神话的角度更加学理性地回答了蒙古族有没有狼图腾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蒙古比较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笔者首先回顾了蒙古比较文学研究在改革开放30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也批评了蒙古比较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其次,从完善蒙古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培养多语种人才促进蒙古比较文学跨语言研究等四个方面对蒙古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建议。

评《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

法国藏学家石泰安(R．A．Stein)的博士论文《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自1959年发表以来以其知识的渊博和方法的新颖著称，至今还没有第二部研究格萨尔的著作在深度和广度上能够超过它。但是，格萨尔的故乡中国的西藏直到1994年才有了耿升先生的中译本。在此之前，国内学人对石泰安这部著作的评价，是不够全面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评介该著，以理解石泰安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促进国内格萨尔学的研究。

民族古籍翻译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有文字的各兄弟民族的先人在历史上创作了大量的历史、科学、宗教、文学和其他各种文字作品,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民族文字文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民族文字文献不仅记载了各兄弟民族繁荣昌盛的历史足迹和历经苦难的蹉跎岁月,也记录下了各兄弟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几千年来互相交往、交流、交融的光辉历史,因此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的文献资料价值。传承、挖掘和整理、研究民族文字文献,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是我们今天民族研究工作者的重要任务,而各种民族文字文献的翻译和阐释是其中重中之重的工作重点,更是民族翻译工作者的核心任务。如何认识民族文字文献的内涵和价值、如何把民族文字文献准确地翻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乃至国际交流重要语言文字,促进民族文字文献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是我们翻译工作的重点课题。各兄弟民族的翻译家们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化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翻译成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的实践中,产生和积累了丰富的翻译思想、翻译经验及翻译理论等,这些宝藏对我们今后的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期组织的一组多民族古籍文献翻译的学术论文就是从这样的角度选取民族古籍的翻译问题和代表性翻译文献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专题探讨的。

天鹅处女型故事与萨满教

文章主要探讨"天鹅处女型"故事类型为何被布里亚特蒙古人当作族源传说的原因。文章认为人与动物婚配的异类婚故事在一些民族中被提升为建国神话或族源传说,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故事类型满足了建国神话和族源传说叙述模式的需要。而包括布里亚特蒙古人在内的北方古代民族的萨满教可以将异类婚故事中的动物配偶纳入到自己的神灵体系当中,从而在部落祖先和天神之间建立血缘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