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协同发展研究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两个“轮子”,也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引擎”,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两大重要支柱,而城乡融合发展正是这两大战略支柱的结合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耦合关系。从其内涵和互动关系可以看出,这两大战略都是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国民福利、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均衡协调和高水平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协同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和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追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同发展,既需要两大战略各自实现较高水平的发展,也需要两大战略在发展过程中的耦合协同实现和谐。因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需要依托式、吸收式、反哺式以及互惠式的发展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脉络、理论特质和实践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历史脉络、理论特质和实践基础。我们要完整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脉络,充分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不是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的翻版,也不是一些新兴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再版;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特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要全面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基础,只有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才能举旗定向,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产生巨大的实践伟力。

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遵循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制高点,明确提出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重大原则。这“六个坚持”重大原则深刻揭示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证、价值取向、内生动力、战略导向、法治保障、思想方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主动和战略自信,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根本遵循。

科技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机理、关键问题与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代表一种以创新为主导、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依托于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实现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科技金融通过驱动科技创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动力,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关键支撑,通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拓展空间。然而,科技金融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一些关键问题,包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与科技创新的高风险性、长期性、小体量等特质之间的矛盾,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产业创新竞争能力不足导致“科技—金融—产业”循环不畅,以及科技金融不断发展带来的监管挑战。对此,要加快弥补科技金融的短板,完善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强化风险防控与考核激励机制,完善科技金融监管体系,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营商环境;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科技金融的国际竞争力,构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家竞争优势。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及路径选择

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解决我国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数字经济作为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型经济驱动力,与新质生产力具有天然契合性。数据要素通过数据要素化、数据赋能化实现要素创新性配置;数字技术推动颠覆性创新、通用性创新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数字产业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孵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需要加强数据要素供给、推进数字技术创新、优化数字产业布局,以引动生产力跃迁,实现生产力结构的质变,促进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增长机理和实践路径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与活力源泉,而数字经济又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驱动力。乡村产业的均衡性增长是推动乡村产业生态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重塑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融合,推动城乡产业良性循环是均衡性增长机理的主要内容。目前我国乡村地区产业发展存在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足、产业流通有堵点、要素数字化进程缓慢、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打通产业循环堵点、增强要素数字化管理水平、创新数字治理模式,以释放数字红利,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驾驭资本:持续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为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资本天然具有无序扩张的倾向,会引发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必须对资本进行规范和引导。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发展壮大同样离不开资本的支持。深入理解和掌握资本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关键在于有效地控制和引导资本的流向,确保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正面效应。同时,应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确保资本运作在有序的框架内进行。只有始终立足驾驭资本之基,科学遵循驾驭资本之道,充分运用驾驭资本之典,努力践行驾驭资本之策,才能更好地驾驭资本,持续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赋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变革传统金融模式,以技术创新驱动为核心构建金融新质生产力,成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基于201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新质生产力如何影响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对于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二,资源配置效率在新质生产力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第三,新质生产力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提升具有区域异质性和非国有经济门槛效应。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议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树立全国统一发展的战略思维,持续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态思想研究综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著作,思想内涵极为丰富。虽然马克思没有在《手稿》中提出“生态”的概念,但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在全球化的今天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当前学术界对《手稿》中马克思生态思想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和解读,形成诸多共识,为丰富马克思生态思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马克思生态思想是指导人类摆脱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强大思想武器。

新质生产力赋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个层面构建新质生产力的评价体系,并基于对高质量发展内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解,建立金融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来研究新质生产力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第二,新质生产力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间接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第三,新质生产力对东部地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第四,新质生产力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存在非国有经济门槛效应。鉴于此,应坚持培育金融机构对新质生产力的“反哺”意识,围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加强和不断完善金融机构与新质生产力企业合作互助机制;树立全国统一发展的战略思维,基于新的生产力基础,加强和完善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互助体系;持续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国有企业在实现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应当将重点放在加强在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等领域发挥作用。

数字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与活力源泉,而数字经济又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发挥“一般性增长”和“均衡性增长”两大机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目前,我国乡村产业振兴在数字基建、技术供给、治理体系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仍需继续改进。因此,要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增强数字资源供给、创新数字治理模式,以释放数字红利,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和空间不平衡性研究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数字普惠金融面临的难题。本文从这一问题出发,选取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基尼系数和QAP分析等工具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空间不平衡程度及形成成因。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发展、传统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水平提升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干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老年抚养比则是阻碍因素;在地区发展平衡性方面,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区域总体发展差异缩小,但2016年后差异程度并未进一步下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和政府干预力度的差异是造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主要因素,金融开放程度、三级数字鸿沟以及市场与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则是次要因素。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重视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实现金融机构“线上+线下”的有机融合、聚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针对性化解多重数字鸿沟等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济效能、动力与空间差异--基于社会福利改进视角

本文通过使用SBM方向距离函数、空间面板回归和QAP分析,探究了2013—2021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济效能、动力和空间差异,并融合三者研究结果综合分析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改进。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安全范围内,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促进实体经济繁荣;经济发展、外商投资与对外投资增加以及金融科技的升级显著促进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使用能力和地方政府过度的财政干预则成为重要的阻碍因素;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差异主要受到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和政府财政干预力度的地区差异影响,金融开放程度、三级数字鸿沟以及市场与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则是次要影响因素。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普惠金融发展观,应注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优化内外部投资环境,减少政府过度财政干预,广泛发展金融科技。

我国中小企业信用互助的发展及其现实依据分析

本文对中小企业实行信用互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现实依据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必要性现实依据包括 :宏观层面上的担保型贷款的发展趋势 ;中观层面上的现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三重制度性缺损 ;微观层面上的自发互保的局限性和实践效果。可行性现实依据是指 :中小企业力量的壮大、中小企业集群、政府对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的扶持、我国的文化特征和中小企业间的社会特征分别为中小企业信用互助创造实力基础、组织条件、政策条件和氛围、文化条件与社会条件。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模型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效果。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制改革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以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机制、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城乡融合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通过战略设计、主体推进、政策落地等方式助力城乡治理融合;数据要素、平台经济通过推动城乡产业链对接、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要素匹配等方式助力城乡经济融合。现阶段数字经济在助力城乡融合时,仍然面临着二元数字鸿沟、产业发展乏力、数字共治失衡等困境,因此提出推动城乡数字基建网络一体化、探索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新生态、推进城乡政策均质与数字治理等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改善目前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应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要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

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分析及对策

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已经初步具备行业规模 ,它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此前提下 ,本文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做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文章分析了现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在结构、经营和功能上的三重制度性缺损 ,然后从政府包干和信用担保体系的上下游环节两个方面分析了上述缺陷的成因 。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均衡性机理与实践有效路径探讨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与活力源泉,而数字经济又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驱动力。乡村产业的均衡性发展是推动乡村产业生态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重塑产业结构、促进一二三产业跨界融合、推动城乡产业良性循环是均衡性机理的主要内容。目前我国乡村地区产业发展存在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足、产业流通堵点多、要素数字化进程缓慢、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打通产业循环堵点、增强要素数字化管理水平、创新数字治理模式,以释放数字红利,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世界双边自贸区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对策探讨

一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为生产销售的国际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电子商务、无纸贸易等新手段的运用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在这种条件下,WTO成员的关注焦点转向了双边自由贸易,其特点是两个经济体商签双边自贸协定(F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