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五千年:论中华文明的肇始及其连续性特征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最具特色,是唯一以国家为实体的五千年不断裂为其标志的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接续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以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这仅仅只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可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此前没有文字记载。文献史料的记载固然十分重要,但考古出土材料能够以实物证据展示出蕴含着中华文明产生若干重要的内涵,并与文献史料互为补充。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是认识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重要的方法论,也是梳理中华文明发展内在逻辑的可行之道。

“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笔谈)

考古学传入中国后经历了百年发展历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无论是中华文明探源、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的建构,还是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手段的发展、考古学与历史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等若干重大问题,都需要我们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具体的实践。本刊特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考古学学科评议组霍巍教授、赵宾福教授、陈洪海教授、韩建业教授、孙庆伟教授等五位成员围绕“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这个话题进行笔谈,以期引起更为广泛的对话与交流。

从三星堆考古看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

三星堆六个祭祀坑的考古新发现,带给世人有关三星堆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若干重大问题的新的思考。观察三星堆,需要从古蜀文明、三星堆与中原殷周文明的关系以及世界文明视野下的三星堆三个维度来开展。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三星堆文明诞生于中华大地,是古蜀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三星堆青铜器所反映的神灵祭祀场景,是殷商时期重祀好巫文化的典型反映。对三星堆器物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开展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从更为宏观的理论层面去分析比较三星堆所反映出来的文化观、宗教信仰、区域文明特色以及和世界上古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等问题,应当不仅仅是考古学所承担的任务,更需要多学科、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如此才能真正认识三星堆文明的独特价值和对世界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

太阳神鸟升起的地方:成都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是一个流金溢彩的地方,和四川广汉境内的三星堆遗址同为古蜀文明的“双子座”。如果我们打开一幅四川地图,可以看见在川西平原的东部坐落着成都这座千年古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就曾出现过距今4500年左右的宝墩古城等多座史前古城。

古蜀文明探源系列之十一:何以天府之国:成都石犀与李冰治水

2012年8月,为配合四川大剧院的修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院址所在地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该地块位于成都市天府广场东北侧,这一带曾属于秦汉以来大城的范围,明代时又处于蜀王府皇城的东南隅,历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遗址发现有战国至明清的文化遗存,类型包括灰坑、灰沟、城墙、角楼、道路、排水沟、房屋、水井、建筑台基等,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钱币、建筑材料等遗物。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于灰坑H99中的大型圆雕石犀形兽(下文简称“石犀”)。

中国考古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方面,中国考古发挥着重要作用,证实了中华文明延续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需要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的相互协同。内在是指这个标识体系的文化内涵及其核心要义;外在则是这个标识体系中最具客观显示度的呈现方式。这两者之间既要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统一性,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融入其中,又要展现时代性。为此,需要全面、深入地解读并传播中国考古学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在新时代的内涵与意义,有力发挥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突出作用。

论西藏带柄铜镜的东、西两系

西藏发现过多面青铜带柄铜镜,近年来也有新的传世品被发现。这些青铜镜的发现,反映了西藏在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与周边文化之间多方面的交流。总体上看,可将现有的西藏带柄铜镜分为东、西两系,在流行时代、流行地域上各有特点。青铜带柄镜在北方欧亚草原文化、南亚及中亚地区青铜时代遗存中也多有发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也曾流行过不同形制的带柄铜镜,其背后隐藏着不同族群之间在青藏高原通过“高原丝绸之路”流动与交往的历史背景,也是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之间远距离、跨区域互动的一个生动例证。

霍巍的岩画故事

T：旅游者在高原哪些地方更容易亲密接触到岩画？ 霍：岩画一般都刻在荒郊野外的岩石上面．多在人迹罕见的地方出现．所以一般的旅游者很难发现它．甚至有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知悉情况的人带路指点．既便是走到了岩画的跟前也不知道你眼前的岩石上面刻有岩画。要想在高原上与岩画亲密接触．最好是首先向当地的老百姓打听一些有关的情况，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线索．

基于联盟合作博弈的风电数据定价方法

为发挥风电数据价值并给企业带来额外收益,提出一种基于联盟合作博弈模型的风电数据定价方法。首先,提出一种考虑第三方监管的风电数据交易流程与风电数据定价思路。其次,通过数据交易获取邻近场站数据,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提高风电预测精度,从而在电力市场交易中降低不平衡成本,提高风电场整体发电利润,体现所交易数据的整体价值。然后,将数据交易前后产生的超额利润(即使用交易数据后的发电利润增加值),以联盟合作博弈的方式分配给数据售卖方作为交易数据的定价结果,实现数据价值的定量衡量。最后,考虑风电时空特性通过最大化数据价值确定数据交易对象,实现风电数据的合理定价。算例分析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提升风电预测精度、增加风场发电利润,并实现风电数据定价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从近年新见吐蕃金银器看青藏高原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一批精美的吐蕃时期金银制品陆续被发现。这些吐蕃金银器虽然形制、风格各异,但大都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窥见来自西藏本土、中原唐王朝、北方草原地区和青海吐谷浑民族的文化因素相互交融,是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与其周边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真实写照,为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进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供了考古学实证资料。

成都十二桥遗址

在四川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遗址当中,位于成都市区内的十二桥遗址(如图1所示)尤其引人注目。由于在这处遗址当中发现了大型的商周时期木结构建筑群,还发现了一批有别于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区同时期出土遗物的独具时代和地域特征的陶器,为建立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认识古蜀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从考古发现看“一带一路”视野下的高原丝绸之路

学术界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F·李希霍芬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本意是指汉代中国通向西方(这里所指的西方,主要是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古代印度)的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尽管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事实上早在19世纪初叶,以德国学者为主体的西方社会可能早于李希霍芬已经在广泛使用这样一个概念,但我们从“概念史”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学者将这个概念运用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确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

美国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历史进路、外部推力和典型经验

美国世界教育强国地位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城市化和国际化的交互影响是源动力,教育系统内部良性发展态势的形成是直接原因,把握历史机遇是“质变”的“催化剂”。纵观美国教育史可以发现,来自教育系统外部的危机、社会运动、法案、移民、协会、智库和私人基金会等力量对教育强国建设发挥了较大推动作用;而教育系统内部的全面保障教育公平、强化人才培养入口端和出口端、以精英化和国际化扩大教育优势等举措,推动了美国教育强国建设形成良好态势。

基于气候特征分析及改进XGBoost算法的中长期光伏电站发电量预测方法

光伏发电在能源结构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而提高光伏发电量预测的准确性成为当前研究的关键问题。针对中长期光伏发电量预测问题,提出一个综合利用气候预测数据的中长期光伏发电量预测方法。首先,在基于气候预测数据的发电量预测框架中,根据气候预测数据特点和预测周期划分多重子模型以充分利用气候预测数据信息。其次,在进行数据预处理后,通过对气候特征衍生与交叉、特征筛选和选择,充分挖掘气候特征的高价值信息。然后,采取一种两重多阶段超参数寻优策略,对极端梯度增强(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超参数进行调整以优化预测模型。最后,在真实光伏发电量数据上,以MAPE为标准评估预测水平,验证所提中长期光伏发电量预测方法的有效性。相关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光伏发电量预测精度。

试论中原文化对青藏高原文明进程的重大影响

青藏高原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这里生活着以羌族、藏族为主体的各个民族,他们的文化抉择与发展走向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国西南边疆的长期稳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青藏高原的文明进程当中,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强大的吸引力使得青藏高原各族也相应地产生了强烈的向心力,正是在这两股力量形成的合力之下,青藏高原文明的走向一直是向东发展,最终汇入中华文明体系之中。在青藏高原的文明进程中,史前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以及元朝以后,是最为重要的三个阶段,中原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在考古材料和文献史料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时代使命:霍巍教授访谈录

访问者(以下简称"访"):霍老师您好!很荣幸有机会向您采访。我们知道,您自从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考古系以来,已经在考古学界耕耘了四十余年,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在历史时期考古的领域,创获颇丰。而这四十年,中国考古学也发展得十分迅速,重大发现目不暇接,各项研究也都有所突破。那么在您看来,历史时期考古研究在这四十年间发展的如何?它目前在中国考古学的体系中。

太行山地区栓皮栎不同种源种子萌发及苗期生长特性

为研究太行山地区栓皮栎种源间的遗传变异,为栓皮栎新品种选育提供种质资源,对6个种源栓皮栎种子形态指标(千粒重、种长、种宽、种形指数)、萌发特性(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及当年生苗期生长性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种子形态指标和萌发特性在不同种源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栓皮栎良种选育具有很大地潜力。千粒重、种长、种宽、种形指数分别为:2897.53~5402.60 g、19.38~22.69 mm、15.97~19.51 mm、1.14~1.34;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苗高分别为:44.45~91.11%、16.67~45.55%、1.07~2.86、47.49~63.99 cm。利用模糊隶属函数对千粒重、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和苗高综合分析,种源种实品质依次为:河南林州>山西夏县>河南修武>天津蓟州>北京海淀>河北易县。

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原始文化——西藏考古新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初论

近二十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逐年增多,西藏高原原始文化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浓烈兴趣,并正在成为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和藏学等领域中一项意义重大的学术课题。过去,这片高原曾被某些人视为荒脊的、不适合远古人类居住的地区,而今种种谬误之说已被越来越多的科学事实所否定。由于过去工作的种种局限。

《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

1990年6月,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境内发现了一通额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碑铭.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首次为唐代王玄策使团出使印度,以及唐代中印交通中'吐蕃一泥婆罗道'的路线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材料.资料刊布之后[1],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此碑的内容及涉及到的若干重要问题作过认真的研究,发表过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意见.[2]

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西亚的古代交通——兼论西藏西部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唐朝贞观初年．松赞干布统一高原诸部．定都逻些(今拉萨)之后，吐蕃王朝正式成立并且迅速地走向强大。公元79世纪，吐蕃一方面向东发展，与中原的唐王朝发生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凭借征服象雄后的有利态蛰，以象雄旧地为基地，向西、向南发展其势力，先后与勃律、迦湿弥罗、吐火罗、于阗等中亚各地以及天竺、泥婆罗等南亚各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与交往，发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由此形成与这些国家或地区主要的一些交通路线。这些路线的开通．为佛教文化在吐蕃时期大规模地传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一批重要的考古材料，对此再作一些分析讨论，以就教于识者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