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道德审判的伦理困境及其化解

网络道德审判这种频发而影响广泛的社会现象面临着亟待化解的伦理困境。一方面,网络道德审判作为道德舆论的一种形式,是道德表现、维持自身的必要机制,因而具有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因为受制于网络媒介的特点,网络道德审判在执行道德评价功能时倾向于做出过于严厉的道德评价,容易转变为惩罚性的语言暴力;在执行道德惩罚功能时倾向于进行直接而不是间接的道德惩罚,难以控制惩罚的强度,容易沦为公开羞辱和其他僭越法律惩罚的侵权行为。可行的对策,一方面应该区分网络道德审判与网络暴力,摒弃对前者的一味否定;另一方面,应该以“网络道德批判”的概念澄清和改造“网络道德审判”,同时限制其适用范围,规范其语言表述,抑制其惩罚的冲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探析

马克思在批判了黑格尔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这些理论散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中,并成为马克思论证私有财产的本质、异化劳动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作为一本零散的笔记的集合,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以一贯制的逻辑理路,在三本笔记中,人的本质分别被概括为"自然存在物""类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这三种不同的表述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理论的矛盾和逻辑的混乱,相反,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这是马克思坚持从具体的、感性的、直观的人出发,而不是像黑格尔一样从纯粹抽象的观念出发来考察人的本质的必然结果。

摩尔论“善”

摩尔认为"什么是善?"是伦理学的首要问题,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善是一种不可定义的、独特的性质。在他看来,"善"是单纯的概念,因而不可分析,也就不可定义;"善"既不是自然性质,也不是形而上学性质,因而是独特的。摩尔进而认为,一旦把"善"定义为某种自然性质或形而上学性质,就犯了自然主义谬误,这一谬误可以由未决问题论证揭示出来。在这一系列论证中,摩尔开创性地使用了逻辑分析、概念分析、语言分析和心理分析等方法,但是因为这些方法的不成熟,摩尔在使用中也出现了错误和混乱。

托马斯·斯坎伦的反休谟主义动机理论

休谟主义动机理论主张动机由欲望和信念构成的组合产生。斯坎伦的动机理论为休谟主义动机理论提供了一种替代,该理论认为动机的来源不是欲望,而是理由判断。斯坎伦对欲望的分析表明广义欲望中包含的被激发的欲望是激发的结果而不是起点,常识意义上欲望又蕴含着理由判断,而理由判断才是动机的来源。事实上,斯坎伦的这一理论并不否认动机由认知因素和非认知因素共同产生,但却拓宽了对信念这种认知因素的理解,重划了这两种因素的边界,并对这两种因素的作用次序进行了重置,这才是斯坎伦真正反对休谟主义动机理论的地方。斯坎伦的反休谟主义动机理论把规范性内置于动机中,这正好与基于欲望的理由理论和理由的内在主义这两种规范理论将动机内置于规范性的努力相反。

“是-应当”问题与现代道德哲学——对安斯库姆《现代道德哲学》的一种解读

休谟提出的"是-应当"问题在安斯库姆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安斯库姆反对休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显白的事实"从"是"中推出"应当"。但她接受休谟的动机理论,而这一理论给她的推导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回应这一挑战,安斯库姆不自觉地引入了关于动机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分。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从"是"中可以推出日常意义上的"应当"而推不出道德意义上的"应当"。这使得她最终主张抛弃道德意义上的"应当"而回到日常意义上的"应当",回到德性伦理学中的概念上来。

荀子伦理思想中的元伦理学境域——以牟宗三“大本不立”的批评为中心

荀子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牟宗三继承自宋儒的“大本不立”的批评,而“大本”的确立是一个元伦理学层面的问题。牟宗三的批评实际上由荀子的礼义之统是外在的、荀子礼义之统的根基是自然主义的和自然主义无法确立价值这三个命题构成。其中前两个命题是有说服力的,而第三个命题与“自然主义谬误”有着深层的联系,在元伦理学层面是值得怀疑的,自然主义并不必然导致荀子的“大本不立”。

托马斯·斯坎伦的理由观念

理由已经成为当今元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关于这一主题,斯坎伦持一种基础主义、认知主义和实在主义的观点。斯坎伦把理由定义为有利于某事的考虑,其本质是一种规范关系。他以理由基础主义反对还原论自然主义,认为理由和理由判断不能被还原为自然事实和对自然事实的判断;以理由认知主义反对表达主义,认为理由判断是关于规范真理的信念,具有确定的真值。其理由实在主义又不同于摩尔式的非自然主义,认为理由判断的主题是某种独立于主体但不外在于主体的"存在"。斯坎伦的理由观念要面对形而上学诘难、认识论诘难和实践论诘难。斯坎伦通过"理性行动者"这一概念回应实践论诘难,通过"域"和其中的"标准"来回应形而上学诘难和认识论诘难。在回应这些问题的同时,斯坎伦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形而上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