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皇后生年辨疑

宋真宗皇后刘氏生年,在宋代史籍中有太祖开宝二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两说。因史书记载刘氏“在襁褓而孤”,故通过辨析刘氏之父刘通卒年、刘氏“年十五入襄邸”的具体年份,考知其当生于太平兴国三年下半年或四年初,于淳化四年或五年“入襄邸”,其明道二年崩时享年五十五岁或五十六岁,而非《宋史·后妃传》所称之六十五岁。宋代官史中涉及刘皇后生年诸记载之紊乱、抵牾的原因,可能为讳饰刘皇后初嫁龚美时曾有生育之事。

谁增“权”字:宋仁宗继位初年丁谓、王曾政争发覆

乾兴元年真宗驾崩,在起草“遗诏”时,是否于命刘太后“处分军国事”上增一“权”字,《宋史》两处记载截然相反,《王曾传》称王曾坚持添入“权”字,而《丁谓传》却云是丁谓“增以‘权’字”。据当时诸记载,可知《王曾传》的说法源自王曾之弟王皞,但其说法并未为北宋中期编纂《仁宗实录》《两朝国史》的史官所认可。本文通过辨析王曾、丁谓究竟谁欲于“遗诏”增一“权”字,揭示仁宗即位初年,王曾、丁谓政争之起因、过程以及其隐藏于文献记载背后之隐衷。

宋仁宗朝进奏院案中若干疑点探析

北宋仁宗庆历四年的“进奏院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颇多,然如进奏院会宴具体在何时、与会官员人数、李定被拒与会的原因、大兴狱事之御史官员等情况中仍存有若干疑问,故就此据史料再予辨析,并进而讨论进奏院狱与庆历新政废罢之关系。

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北宋神宗时文彦博所云“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今学界一般认为其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也有认为此语当解释作“(天子)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者。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

契丹族在公元960年建立辽朝以前,大致还处于原始的部落联盟时代。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随着其势力逐渐扩展到长城南北汉民居住区,契丹人开始接触并逐渐接受了汉族文明。此后又随其汉化加深,汉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学在辽境内传播日广,辽朝的学校教育、科举考试等制度也随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发展完善,构成辽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特色。由此,辽朝的教育发展,根据辽代儒学在不同阶段的传播特点,大致可划分为初始(辽初-983年)、发展(983-1055年)和兴盛(1055-辽亡)三个时期。

道统之传:南宋南剑州书院与闽学的传播

南宋时的南剑州,为继承道南之理学道统,以先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为郡人或出生于此郡为因缘,陆续建立起数所书院,对延平四先生进行崇祀,并通过书院这一场域传播闽学,构建儒家道统精神空间。其中,位于州治剑浦的延平书院最具典型性。结合对延平书院的分析,延平知州利用地域因缘,通过聚集朱子门人前来讲学,刊刻闽学著作,将修习朱熹著作列入学规等多重方式,承续朱熹所宣扬的道统,从而使延平书院成为闽学在东南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综合性的理学传播策略,在南宋书院复兴运动中具有代表性,亦为闽学传播得以成功推展的主要原因。

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对此,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亦有深刻认识。范纯仁在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对于宋人论"朋党",今日研究者大都关注于欧阳修等论说,而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故本文即对此辨述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晋王有仁心”说辨析——兼及宋初“斧声烛影”事件若干疑问之考证

对于与宋初的"斧声烛影"事件密切相关的"晋王有仁心"之"神言",当今研究者大多视作荒诞无稽之语而不予讨论,或将其视作太宗为篡位而进行的舆论准备。但"晋王有仁心"一说实为掩饰"斧声烛影"之真相、以证明太宗继位符合"天命"而产生,且此说出现于真宗朝,与真宗继位前后的诡谲政局密切相关。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为维护本朝天子之"圣明"形象以及皇位传承之"正统"性,又将《杨文公谈苑》中"太祖以其妖,将加诛"诸语删去,使造作于真宗时的"晋王有仁心"之语成为能证明太宗合法继位的一大证据。

朱熹与王淮交游考略

对于朱熹与丞相王淮之关系,因淳熙九年朱熹弹劾唐仲友及此后王淮反"道学"之事,故世人多着眼于两人间之交恶纷争,而对朱、王两人此前的密切交往却甚少关注。依据朱熹致王淮的书信以及相关史料,可以探考两人的交游始末。据朱熹《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朱、王初识于乾道四年,此后两人关系亦颇为融洽。直至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后,两人再无往来。

宋人书信传递方式与用时——以朱熹与师友门人往来书札为例

宋代私人书札的传递方式,大体可分为利用官府途径传递与通过民间途径传递两大类,而后者又大致可分为专人送递、托人转交两种方式。以朱熹与朝中公卿、师友故旧、乡亲门人等的往还书札为例,以探讨上述三种传递方式在私人书信传递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其不足,并据以讨论宋人完成传递所需用的时间以及私信传递中的泄密情况等问题。

宋徽宗即位日记事发覆

北宋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十二日),宋哲宗崩,宋徽宗继位。对于徽宗即位本末,《宋史·徽宗纪》所载颇简,且有异文,即在《徽宗纪赞》中称宰相章惇谓徽宗"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此后评议徽宗,多有据此语立论者。然此语并未见诸宋人文献,且据曾布《曾公遗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记载,载入宋"国史"的有关徽宗即位本末之记事,实是当时皇权、后权与相权三者反复博弈、妥协之产物,使得徽宗继位前后的朝廷权力斗争之真相因重重掩饰,而与当日事实相距颇远。至于"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一语,亦出于后世之"语增"而已。

蔡元定谪贬道州原因探析

南宋"庆元党禁"期间,理学家朱熹因遭劾而落职罢宫观,而其门人蔡元定却受到贬窜道州而死的重罚。对此中缘故,后世大多认定蔡元定只是因权臣韩侂胄为打击朱熹等人而受牵连,纯属"无辜被诬"。但据当时散见诸处之史料,尤其通过辨析朱熹在此前后之书信文字,可证蔡元定受此重罚,虽与当时政治大背景相关,然其直接原因,实在于蔡元定以风水之说主张迁移建阳县学至护国寺址一事,使得政敌们得以借口而窜责蔡元定。也因此重罚事牵涉风水之说,故朱熹、蔡元定及其后人、门生等道学中人皆不愿明言其间,遂使蔡元定贬窜道州之直接原因湮灭不彰。

宋代国子监刻书考论

宋代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机构,也是国家主要刻书机构,并兼有管理各地图书刻印之责。为满足其政治、思想统治,宋廷对国子监刻书之内容及其质量控制、机构设置及其管理、图书刻印发行出售等方面都订有颇为详备之制度,从而对当时各地州县官学大量印行图书,以及后世国子监刻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原因试探

欧阳修论史注重"义理",其所纂《新五代史》,自宋以来评价甚高,但亦因其未为后周大将韩通立传,而遭时人讥评,甚至被视作"第二等文字"。本文试对《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之确切原因作一探考。

赵德芳生母考——兼析宋朝官史失载赵德芳生母之原因

宋太祖赵匡胤有四子,其第四子即德芳。德芳之生母为谁,宋朝官修史书中皆未记载。本文即据相关史料,以考证德芳之生母实为王皇后,并据此辨析宋朝官史中失载德芳生母之原因乃宋太祖、太宗之皇位授受相关。

叶隆礼事迹考

根据明人徐伯龄《蟫精隽》所记的叶隆礼之子叶志信"自著墓志",并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可对《契丹国史》著者叶隆礼的生平仕宦事迹及其家族情况等进行考证。其中最主要的,是叶隆礼实卒于南宋灭亡前夕,并未入元,当今论著认为其于元代撰作《契丹国史》的说法乃属臆测误断。

明清时期舒城地区水旱灾害及其成因

明清时期舒城地区的自然灾害以水旱灾害为主,以后期多于前期、水旱灾害交替出现为特色,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除了气候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外,过度开垦山岭、无序修筑水坝、圩堰所造成的严重的水土流失、河道淤塞也是导致水旱灾害发生的重要方面。

两宋州县学官及其任用考核制度

两宋制定了详备的地方学校教育管理制度 ,内容包括学官、学职的建置、任用、考核和待遇 ,对地方学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也给予当时民间私立学校和后世地方教育以积极的影响。

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再考

北宋初期是古代行政区划由"道"制向"路"制转化的关键时期,但有关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的置废及其辖境的史料少且分散,甚至不多的史料中又时见矛盾、舛误之处,因此,治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史者对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的置废及其辖境变化问题颇有分歧。文章将目前能搜集到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史料进行了全面梳理与辨析,再次论证了自太平兴国六年至雍熙二年,长达四年期间,两浙东北路改称的两浙路并"兼总"两浙西南路之推断是不可靠的,而两浙东北路改两浙路的时间当在雍熙二年两浙西南路改为福建路的同时或相前后,并对宋初建、南剑、汀、常、润诸州的改属问题进行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