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探讨

以沟通与协调为特征的"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是近年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过程中创建的一种新机制。它对于提高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效率和实现和谐司法具有积极意义。这一机制已经成为传统的权力关系——权力制衡机制的有益补充,也是回应处于世界各国民主宪政改良源流之中的"协调"机制的一种主动姿态。要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须遵守法治的原则,并恪守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国家权力运行在目的方面的要求,也需要增强来自体制内外的有效监督。

构建权利与权力的和谐关系——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务公开”的思考

和谐的权利与权力关系是和谐中国的基本关系之一,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活动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建设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党务公开",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党务公开"的制度建设及具体实践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文章从构建和谐权利与权力关系视角对如何探索"党务公开"建设提出了思考,对正确认识并践行党的建设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

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与要求

“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法治中国”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将“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确立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如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加明确了当前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与要求。

行政的发展与行政法的转型

随着公共行政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公行政的兴起 ,传统行政法在调整范围、调整主体及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面临巨大的压力。目前 ,行政法在方法论、调整范围及方式、公共法律责任、学科整合等问题上有了新的发展。

法治德治有效结合探析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法治、德治有效结合的契合点在于两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受传统体制及对现代化社会不当认识的影响,使法治、德治的结合往往会走入道德政治化与以法律包含道德的歧途。在法治、德治结合模式中应注重两者各自的特点和作用,尊重两者并使两者作用互相补充的结合才是有效的。

切实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勾画了宏伟蓝图,提出了战略安排和发展要求。＂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切实推进新时代的全面依法治国,应当立足新定位、

公共基础设施BT模式法律风险探析——以项目发起人为视角

由于法律法规的缺失,政府作为BT项目发起人可能面临着法律风险,政府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可能因此陷入违法境地并承担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也由此阻碍了BT模式的良性发展。以BT项目的发起为起点,分析政府作为BT项目发起人可能面临的四种法律风险,并就如何防范存在的法律风险提出相关建议。

论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在现代的公安行政管理中,公安机关享有大量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公安行政执法高质量的重要保证。“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要求公安执法者正确认识执法中“合法”与“合理”的关系,以合法原则为先;要求公安执法者在自由裁量权“度”的把握上应注重实现立法的目的、遵行公正公开原则的要求、考虑社会环境中正当的“情”与“理”。为保证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应加强公安行政立法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强化公安执法者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安执法监督体系。

行政垄断若干问题的思考

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形成的行政垄断是阻碍正常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当前对于行政垄断的学术研究与相关立法颇为不足。作者从法律角度对行政垄断作了较为周全的理论思考,在行政垄断的界定及其归责等问题上提出一些独立见解,并对反行政垄断问题作了相关思考。

海峡两岸行政诉讼制度若干问题比较——从司法权运行的视角

由于行政诉讼的发展历史及政权体制的不同,海峡两岸行政诉讼制度对司法权运行的规范有不小的差别。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体制及对行政审判组织构成的要求使其司法审查权的运行更为独立,审查权限更宽,而大陆强调人民法院对被告提供的合法性自证材料的审查,对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积极作用。比较并分析海峡两岸行政诉讼制度,有利于对完善大陆行政诉讼制度的思考与变革。

建设法治政府的几点认识——以我省行政争议的预防与化解为视角

顾越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之一，

论政府对企业发展的作用

政府对企业经营、发展的作用是经济学、行政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本文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初始阶段 ,政府对企业发展作用的内容。

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行动纲领

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要求，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当前的法治政府建设中明确思路、把准重点、有力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强调了法治中国建设，并专门对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出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明确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之一。四中全会确定的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容是对党的十八大要求的深入明晰，比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内容更加全面与具体。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回望历史的意义,总是指向未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深刻认识把握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汲取奋进力量,坚定不移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论刑事诉讼中办案机关的整体回避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明确的回避主体是具体办案的个人,并未要求具体办案机关整体的回避。确立办案机关的整体回避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的客观需要,更具有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的正当性。应将行使刑事司法权的办案机关纳入刑事回避的主体范围,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办案机关的整体回避予以适当规制。

保证责任的承担及免除

一保证合同设立的目的是保证主债的实现,它的有效需具备两方面条件:一为有效存在的特定的主债;二为其本身须具备一般合同有效之要件。这决定了保证合同除具有合同的共性之外,还有其特殊的个性,因此,保证责任的产生取决于被保证之合同(主合同)与保证合同(从合同)。这将出现三种情况:①在主合同与从合同都有效的情况下,由于主合同未被履行而产生的保证责任;②主合同有效而保证合同本身不具备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归于无效时,保证人应负的责任;③由于主合同的无效而导致从合同亦无效,此时所产生的责任。下面分而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