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赋税史新论(笔谈)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英国赋税通史”的阶段性成果,各子课题负责人基于方法、视野的考量,根据笔谈论文的特点进行了选题,力求将自己新近的思考呈现给读者。笔谈主要对英国1610年的“大协议”、西欧绝对君主制时代的税收变革、新财政史学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的概念与理论、西欧现代税制的建立、西欧中古早期税制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有的问题国内学界还没有研究;有的问题国内外学界虽已有研究,但在作者看来,概念生成和理论建构还存在问题,于是介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体看来,笔谈的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希望能对英国乃至欧洲的赋税经济史、政治制度史、文化史的认识和研究有所助益。

英国中古poll tax辨析

英国中古时期的poll tax是面向全国民众征收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税项,国内出版物通常将之与古代中国的“人头税”对译,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差别,为避免引起误解,本文将之音译为普尔税。关于普尔税的征收,学术界大多结合瓦特·泰勒起义进行评价,基本持否定观点,但具体考察征收过程可见,其征收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中西中古社会税收逻辑比较研究

中西中古社会的税收各有自己的内在逻辑。逻辑过程以赋税基本理论为起点,通过制税、用税和审计等实践性环节,形成自己的体系。税权实体在中国只有一个,即皇权;在西欧则有两个,为某一权力集体和王权。中国制税无专门组织,制、征一体,由皇帝控制;西欧制税组织为一权力集体,征收与否一般取决于纳税人或权力集体的是否同意。税款支用在中国一般由皇权决定,皇室消费、官员俸禄、军费开支等主要由纳税人负担;在西欧主要由权力集体控制,纳税人主要负担战费,王室消费、官员俸禄则出自王室。审计机关在中国只有一套,审计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在西欧通常有两套,一由议会执掌,主要是保护国税收入,以免国王或王室挪作私用;一由国王控制,以保证王室财政的完整性。在赋税基本理论的制约下,通过上述实践性环节,中西中古社会的税收逻辑呈现出显著的必然性特征。

民族精神的传承与自觉——以英法德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为例

民族精神可以分解为若干要素。民族精神的延续与传承通常呈现出显著的时代性或阶段性特征,在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要素为主导。英法德美民族精神主要包括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科学等,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和开放、吸收、否定、纠正、扬弃和革新等特征;日、韩则大体属于中华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系统,近代以降,始受西方文化影响,虽也有自觉,但远不及英法德美。日本对二战期间制造的灾难拒不谢罪忏悔,韩国也不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凡此种种,都是自觉意识缺乏的表现。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同意”因子

宪政史著述理应给予必要的分类。其中,以史学方法撰写的宪政史可以称为"史学宪政史"。这里提出此一概念,意在表明用史学方法与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史之不同。史学宪政史的旨归是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档案资料、深研原著的基础上,阐明宪政史的研究对象,进而客观揭示或如实描述宪政发展过程,为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这种揭示或描述虽不能做到样样"至确",但心之所向,必孜孜以求,矢志不移。由此论及目前极为流行、可以归类经济学宪政史的戈登著《控制国家》,其中可见作者史学素养和历史意识的浅薄与匮乏。书中说:"18世纪中叶以前,‘民主’是一个具有否定意义的术语","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却被自己的历史学家所谴责,被诗人和艺术家所嘲弄,被哲学家所拒斥,真是极大的讽刺"。所谓"否定",当来自不同政见,但稍有历史知识者便应知晓,构成评价主体的恰恰是"肯定"的评判。难道可以将多数人认同的制度视为具有否定意义的术语吗?反过来,与民主对立或分立的制度也受到了其他政见的批判和否定。而在一个多元社会里,论争环境原本就是制度生存发展的常态,古代民主正是在与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的斗争中才得以发展壮大。事实上,古代雅典反对民主的知识精英并无几人,所以,上述言论恰恰反映了作者历史知识的不足。而假如他知道少数人持反对态度多数人居拥护立场,那就说明他还不懂史学规则,即不可以偏概全,以点废面,否则,必然诱导读者误解历史,而他本人,则无异于篡改历史。经济学宪政史自有它的特点,但既然研究历史,就应该具备一定的史学素养。这方面,作者显然还有些薄弱。由此再看作者的言论,便让人感到着实有点"无知者无畏"了。行文至此不妨作个假设,如果将这一论题交由历史学家去做,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模样。本栏所刊文章,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985工程"《西方宪政历程》(将由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课题组的部分成果,它们都试图选择一个新的视角,并努力展现史学宪政史的意蕴。

在王权与教权之间——论欧洲中古后期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及其体系

中古后期,基督教教会学者接受了古典时代和中古前期的思想遗产,在阐释和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理论。这些理论从珍重生命起始,以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为起点,由作为个体的人的基本权利立论,经"同意"或"共同同意"的路径,推至两个并立的权力顶端,形成了堪称完整的逻辑体系,在实践中形成了对王权和教权的限制与约束。会议至上主义运动是教会学者政治理论发展的产物,它限制了教权的集中,阻止了教皇专制主义的形成,但传统学术关于会议至上主义运动的定论和教皇专制主义的定性,都缺乏客观依据,有失公允。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实践,对后来的英国革命、欧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欧美近现代政治体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阶级分析理论起源新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阶级斗争话语在隐退多年之后又呈复归之势 ,此时探讨阶级分析理论的有关问题不仅具有学术意义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阶级分析理论的起源 ,已有的几种观点都值得商榷。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首创者”维科、阶级斗争的“天才发现者”圣西门以及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等人的理论都不是阶级分析理论之源。实际上 ,阶级分析理论早在古希腊业已提出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

谈雅典奴隶制民主政体创立问题的研究

关于雅典奴隶制民主政体的创立问题，国内外史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分别认为民主政体的创立者是梭伦、克利斯提尼或厄菲阿尔特。本文从史学史角度对这些观点的源流作了考察，并就其得失，以及目前研究中存在的方法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大多数论者因仅仅注意了梭伦政体中的民主因素而未重视其在整个政体中的比重，或因缺乏对梭伦、克利斯提尼改革内容的详细对比，主张梭伦或克利斯提尼创立了民主政体。有的论者则由于较多注意了民主化进程中纵向、横向的具体比较，提出了厄菲阿尔特创立民主政体的结论。对于这一论点。

由私有制形态看英国中古赋税基本理论

英国中古早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私有制基础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现实条件导致了“低度私有”的所有制形态。而“低度私有”又必然造成赋税基本理论少征直至杜绝土地税征收的重要特征。在“低度私有”的形态下 ,土地所有权因多层分割而变得模糊不清 ,从而使土地税的征收难以实施 ;相反 ,国民对动产以及人们习惯区分于动产的工商之入的所有却清晰且牢固 ,不存在土地关系中的分层与阻隔 ,所以征收是可能的 ,而赋税理论依据经济。

英国中世纪后期商业政策的转变

英国中世纪后期商业政策的转变顾銮斋１４世纪中叶之前，英国经济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生产的产品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要。生活资料如食品的供应缺乏保障。粮食产量不高，温彻斯特主教领地的庄园小麦、种子与产量之比为１：３．９。①这一比例大体代表英国小麦生产的平...

《西方文化艺术之源——希腊神话》评介

近读曲厚芳、于凤湘两位先生的《西方文化艺术之源——希腊神话》（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下称曲于读本），总体感觉是厚重而沉实，全面系统而又特色鲜明，理由有如下几点：

中西中古赋税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及其界定

中西中古社会都存在赋税基本理论。在中国,赋税基本理论派生了一些具体理论,如“量入为出”、“量出制入”等。但在西方,“量出制入”作为一种理论较中国晚成,这时还仅以理念的形式存在,但同样由赋税基本理论派生,同样制约政府的征税活动。基本理论是一种深层理论,具体理论则是一种表层理论,前者一般决定后者的性质,后者则表现或反映前者的特征。基本理论是专制的,具体理论也一般是专制的;基本理论具有民主性,具体理论也一般具有民主性。

由所有权形态看中英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的差异

中英中古早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私有制基础和土地所有制的现实条件导致了“低度私有”的所有权形态。而同为“低度私有”,对中国和英国赋税基本理论却造成了不同影响。在英国,在“低度私有”的形态下,土地所有权因多层分割而变得模糊不清,从而使土地税的征收难以实施;相反,国民对动产以及人们习惯区分于动产的工商之入的所有却清晰而且牢固,不存在土地关系中的分层与阻隔,所以征收是可能的。在中国,基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论,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这样,中英中古赋税基本理论依据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将它们设定为不同历史阶段赋税征收的主要项目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比较中认识“层累”理论的学术价值

“层累”理论是对上古记叙史学形成轨迹和发展规律的描述与揭示。当代西方学者、日本学者对上古 神话史学、宗教史学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理论。但它的意义不限于上古记叙史学的范围,还可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 用于神话史学与宗教史学研究,甚至用于认识史学或意识形态史学的研究。此外,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 这一理论的价值也应给予足够重视。

概说15世纪前后欧亚强国经济的兴衰

在15世纪前后经济转型过程中,欧亚经济强国曾处在大体相同的起点上,但后来,有的国家落伍了,有的国家成功了。而落伍和成功的原因或在于资源,或在于政策,或在于二者的综合作用。

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税权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税权经历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末叶、秦汉迄宋元以及明清两代三个阶段的变化。在第一、二阶段，政府主要致力于税收各项制度的创立。由于这些制度或属新创、或设置虽久却很粗拙，整体税制还不够缜密，且多有疏漏。这使中央税权的加强受到许多不良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赋税官员缙绅豪右和地方大户的营私舞弊。基于此，在税权变化的第三阶段，政府必然将税权加强的重心转移于税制的细部加工和整体完善。在这方面，政府主要通过税法、税吏和会计的改革与建设完成了税制简化归并、税制强化防弊两大类工作。至此，中国封建社会终于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赋税征用管理制度。

如何认识宪政讨论中纳粹上台与现代民主的关系?

学界很早即以纳粹党上台为典型事例论证现代民主的弊端,认为纳粹党和希特勒正是通过民主程序合法地窃取了国家权力,造成了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专政,扼杀了自由,并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灾难。迄今为止,这一结论经过近百年的转引,在中外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但稍加推究即可发现,它不仅隐含了许多错误预设,因而存在不周和讹误,而且在材料征引、逻辑分析等方面也都存在问题。按这一结论,现代民主是因为通过合法程序将国家权力交给了纳粹党和希特勒而具有严重弊端,所以,一旦证明结论与事实不相吻合甚至严重不符,那么,长期以来借以求证的一般民主的所谓弊端,也就丧失了立论的基础,而关于现代民主的一些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关于纳粹历史的解读,也就需要重新研究。

托克维尔的“多数”概念与“少数”心结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古思想家、启蒙思想家、美国联邦党人一脉学者的思路,讨论了美国民主中的"多数"与"少数"、"民主暴政"等问题,提出了"多数的无限权威"、"民主政体立法不稳定"等概念和结论。但这些研究缺乏应有的缜密和确当,有些论述恐只是逻辑推理而难以符合实际,有关历史资料的使用也缺乏严谨性或历史感,一些分析甚至似是而非。而由于深存贵族心结,作者的理论还带有感情色彩。我们的使命则应是在继承他的思想精华的同时,弥补不足,修正错误,以一种建设性的新型理论设计,推动当代政治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者对欧洲赋税财政史的研究

欧洲赋税财政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形成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已发表、出版多种著述,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概念,建构了一定理论。在学科体系上,除了开辟赋税财政史研究领域本身,还衍生了西方宪政史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科体系中世界历史重大事项的缺位与不足。在比较的意义上,为中国赋税财政史的研究提供了参照,中国史学者或将在参照系中思考本土赋税财政史的问题,从而获得新的认识。在现实层面上,则有经世致用的意义,可为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与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当然,这一方向还存在若干不足,这在以后的研究中将会逐渐得到弥补或改进。

关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些思考

一个国家的史学走向世界应主要指通过国外学者的翻译将史学著述推向世界,这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话语权状况等。据此可以认为,西方(包括美国)史学在工业化时期已在较大程度上走向世界。朝贡时代的中国史学也曾在较大程度上进入周边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认为是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的确有了很大提升,但似还不具备在较大程度上走向世界的条件。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些促进性工作,但关键还是通过自身的综合国力赢得他国的仰慕、接受和拥戴,使外国学者主动翻译中国史书。只要综合国力提升到某种高度,走向世界就必然水到渠成,这主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