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C模式下短视频版权保护的困境及其纾解

UGC模式的盛行为用户参与短视频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同时也给短视频的版权保护带来了困境。从实践来看,短视频版权保护遭遇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版权界定存在争议、平台注意义务模糊、用户版权意识薄弱及侵权隐蔽维权困难等4个方面。为纾解短视频版权保护困境,促进短视频产业的健康发展,当下需要在区分短视频类型及细化合理使用标准的意义上明确短视频的版权界定标准;通过明确注意义务范围、完善内容审核机制来督促UGC平台履行短视频版权保护责任;针对不同的主体强化短视频版权保护意识;同时,还应重视技术赋能在UGC短视频版权保护中的作用。

指导性案例效力来源之反思与重释

不利性后果考量的利益心理在指导性案例效力来源的阐释上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这是一种混淆效力与实效的错误认识。基于制度权威论分析,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来源包括两种权力: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被授予审判权,该授权可以说明最高人民法院为何能够针对其自身制定有约束力的指导性案例;二是最高人民法院被授予审判监督权,该授权可以说明指导性案例为何针对下级法院具有垂直约束力。

网约车元规制:功能、合法性及其实践重塑

步入网约车时代,在乘客安全保障上,需要打破公法与私法对立的二元论思维,而通过元规制来实现政府监管部门与网约车平台公司的功能整合。元规制存在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的双重面向。置于网约车规制的语境来说,元规制的自我规制面向,旨在发挥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规制优势;而政府规制面向,则指向于防御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规制风险。元规制的实行并非是无根无据的,它的合法性基点在于,网约车平台公司对乘客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自我规制的合法性可以通过契约论来说明,而政府规制的合法性则能够藉由法律解释论得以证成。反观实践,就目前来看,政府监管部门在主导网约车元规制的过程中,在规制路径上,应当从运动式走向常态化;而在规制策略上,则需要在外在强制规制策略以外重视对内在激励机制的构建。

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类型——基于对“应当参照”误解的澄清

在用语上,从“借鉴”到“应当参照”的变化折射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经历了走强的过程。“应当参照”在语义逻辑上并不存在矛盾,其中,“应当”意味着适用指导性案例对于法官来说是一种强制性义务,“参照”则意味着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地位低于法律、法规等高位阶法源。在对误解做出澄清之际,为促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走向明确化和规范化,需要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类型进行清晰的界定。在法律义务的框架下,对效力类型的谱系进行多元化的建构,即将法律义务之效力划分为严格的约束力、宽松的约束力、可被废止的约束力、可被推翻或修正的约束力等四种类型。以此反观指导性案例可以发现,其效力类型并非单一,而是涵盖了前三种。

迈向精细化立法——地方“小切口”立法之困境及其纾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时代背景下,“小切口”立法成为落实精细化立法理念、提升立法质量的重要方式。当下,“小切口”立法模式在各地得到普遍应用,但由于缺乏立法经验,因此在实践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为有效纾解困境,在立法选题上,应注意相似事项的归类合并;在立法论证上,不仅应考虑必要性条件,还应兼顾可行性条件;在立法设计上,应根据法条数量的多少来决定采用何种体例结构,并在注重规则性条款应用的基础上从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方面着手实现规范的具体化、精确化。

习惯法源地位的合理性探寻--民法视野与内在视角

《民法总则》将习惯确立为新法源,使习惯突破个别场域的限制而成为贯通民事法律体系之经纬的规范。此时探寻习惯法源地位的合理性,有助于增强其可说明性,巩固习惯在民事法律体系中的合法性根基。从内在视角看,赋予习惯以法源地位,主要有三方面合理性:价值方面,通过赋予习惯以法源地位,可在法律体系内为个殊化的意义行为构筑安身立命居所;语义方面,在习惯的谱系内,诸多习惯具备源于内在化接受态度的规范性特征,故而拥有向法源转化的基础;司法方面,赋予习惯以法源地位是满足习惯群体对习惯可诉性之内在需求的当为之举。因此,法官依习惯裁判时,应考虑习惯自身的特性以及给习惯群体带来的影响。

论判例法的司法推理方法及其逻辑

司法推理是判例法从文本走向实践的必经程序。从类型上看,判例法涉及的司法推理方法主要包括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演绎推理三种。其中,归纳推理是判例法司法推理的基础,通过该推理方法,法官可以从先例中提炼出判决理由。在此基础上,法官需要进一步决定所提炼的判决理由是否可以适用后案,而这涉及运用类比推理方法或演绎推理方法。类比推理与演绎推理是两种不同的推理方法,无法相互取代。在区分上,如果从先例中提炼的判决理由具有涵摄的一般性,通过演绎推理则可以完成对后案的适用;如果从先例中提炼的判决理由不能完全涵摄后案,则需要考虑类比推理方法,具体操作方法为超越不同点去论证判决理由与后案之间存在的相似性。

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地位:从定性到比较

效力地位是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得到肯定之后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它既关涉指导性案例是否属于法源这一基础问题,还涉及指导性案例与其他法规范之司法适用的优先性问题。从法源概念来看,绝对的法源肯定论与否定论都过于武断。为契合学术及实践的现实状况,应在坚持获得立法承认之前提下允许语用论的存在。基于此,指导性案例在法源属性上便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进一步从具体层面比较分析,指导性案例不属于司法解释,且其效力地位要低于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虽然均是作为裁判理由而非裁判依据存在的,但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地位要高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端盖式滑动轴承绝缘工艺性分析

端盖式滑动轴承结构是大、中型交、直流电机的一种发展趋势,是电机减轻重量、缩小尺寸,使结构紧凑、体积缩小,是使我国大中型交直流电机产品系列更新换代,使我国电机制造工业赶上国际水平的有效措施之一。现在国外大多数的大中型交直流电机的生产厂,如:瑞士A B B公司、美国西屋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等,均以端盖式滑动轴承代替以往的座式轴承。为适应国际电机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引进项目的国产化。目前国内不少电机制造厂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试制工作。

中型电机机座的工艺分析及机械加工

对Y系列中型异步电动机的机座的工艺分析。介绍了在普通立车上加工机座的状况,进行理论分析,摸索出在普通立车上加工中型机座的新方法。解决了中型电机制造中的工艺难点。并阐述了以专用镗床替代立车的趋势。

人工智能语境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人工智能语境下劳动市场呈现出新景象,主要表现为用工形式灵活化、人机协作普遍化、劳动力替代转移等。尽管人工智能在提升劳动效率、降低劳动成本等方面功效显著,但其应用却给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滞后、劳动技能差异加剧贫富差距以及社会保障制度面临挑战等困境。为纾解这些困境,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需明确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加强劳动技能教育培训、完善和创新社会保障制度。

工作面掘进机机械系统总体设计及稳定性分析

掘进机是煤矿开采工作中的关键设备,在工作面的挖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让掘进机的工作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为了让掘进机的工作质量得到有效保证,需要对工作面掘进机的机械系统总体设计进行有效的探讨和分析,把握掘进机机械系统总体设计的方向和方式,同时需要对掘进机的工作稳定性进行有效的数据分析,这样才能够确保掘进机在工作过程中的质量和效率。

通过司法裁判的公共政策塑造:理论逻辑与实践方法

在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法治实践背景下,聚焦个案纠纷解决的传统范式已不足以展示司法裁判功能的全貌。基于效果最佳化的需要,司法裁判还承载着塑造公共政策的独特功能。从可能性来看,司法裁判塑造公共政策功能的发挥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即面向社会大众的公共性、辐射社会大众的权威性以及引导社会大众的规范性。司法裁判的功能扩张并非盲目的,而是基于对司法与社会交互背景下被动因素和能动因素的综合考量。为防止操作不当引发正义失衡和越法裁判的消极后果,需从方法上作出相应建构,以此对法官形成正确引导和合理约束。基于过程论视角分析,司法裁判塑造公共政策的方法由公共政策预测、公共政策选择和公共政策合法化三阶要素构成。

受教育权:教师惩戒权之后设来源与规范限制

受教育权是教育法律关系的主轴,因此对教师惩戒权的理解,就不能绕过受教育权。在该思路之下,不仅需要考虑教师惩戒权可能会给受教育权带来何种影响,而且还尤为需要注意受教育权对教师惩戒权所具有的能动面向。在来源上,受教育权间接地决定着教师惩戒权的产生,但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义务教育的兴起以及国家教育权的介入,二者之间的关联逻辑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在运行上,作为目的指向,受教育权对教师惩戒权构成了限制。体现在规范逻辑上,该限制是通过受教育权规范构造中的权力面向来实现的。由于受到受教育权的限制性影响,教师惩戒权规范构造中的豁免情形被取消,而只保留了特权、要求和权力;其中,权力只可能是在弱意义上而言的,也即其仍要处于受教育权的限制之下。

受教育义务论析

受教育的宪法规定使得受教育的权利义务特性被模糊化处理,不但造成理论上的困惑,而且也不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梳理受教育义务产生、从义务到权利转换后受教育义务存在的合理性,受教育权利存在功能上的局限,即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反权利问题,未能涵盖社会维度的合理需求,这种功能上的局限为受教育义务的存在提供了外在的合理性。受教育义务的内在合理性来源于"法律家长主义"(Legal Paternalism)和"公民身份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Citizenship)。文章进而在对荷载权利义务的"受教育"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解读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义务的关系,厘定受教育的权利范围与义务界限,目的是澄清理论困惑和解决实际问题。

算法自动化决策的法律风险及其体系化治理

伴随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以及数字化时代数据信息的大量涌现,算法自动化决策作为解放人力的有力工具被引入社会经济生活之中。然而,越来越多的实践经验表明,算法自动化决策是一把“双刃剑”,其在提高效率、节省成本、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也引发了决策偏见、侵害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等法律风险。算法自动化决策引发的法律风险具有不同阶段指向的流动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对算法自动化决策法律风险的治理应是体系化的,既要能够覆盖风险流动的各个阶段,又要能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具体而言,针对事前阶段的风险,应通过强化算法审计来实现监督;针对事中阶段的风险,应通过突出数据主体的权利来予以牵制;针对事后阶段由风险造成的损害,应通过归责来对原因主体给予惩罚以及对受损者予以弥补。

指导性案例如何导入司法过程:路径、方法与区分原理

当前我国的司法理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不再简单地强调“案结事了”,而是更为强调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即把民众对司法的满意度确立为衡量司法质量的重要标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提升民众司法满意度的原则指向,在具体层面提出的关键要求在于“同案同判”。案例指导制度正是为了服务于“同案同判”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这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着清晰的定位,即“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论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的发现及适用

指导性案例承载着促进统一法律适用之目标实现的功能,而该功能的良好发挥以所坚持的运用方法具有一致性为前提。但目前来看,无论是在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的发现上还是适用上,均存在较大的方法论争议。立足本土语境来反思与检视,应当明确的是,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已然是作为裁判规则存在的,因此法官不应置裁判要点于不顾而从基本案情和裁判理由等附随部分自行提炼裁判规则。在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适用上,演绎推理与类比推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共同存在却在运用条件上存在区分。指导性案例不具有独立的法源地位,在司法实践中其只能作为裁判理由而依附于制定法存在,从表征的推理方法来看,亦存在演绎推理与类比推理两种类型。

指导性案例司法适用如何说理——原则建构与实践反思

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效果最终需要通过说理表现出来,因此说理构成了指导性案例司法适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规范层面分析,指导性案例司法适用涉及的说理原则主要包括针对性说理原则、充分性说理原则以及条理性说理原则。从实践层面反思,在针对性说理原则的贯彻上,应避免漠视性说理、选择性说理以及误解性说理等问题的出现。在充分性说理原则的贯彻上,应注意说理的全面性和深入性;同时,在繁简分流的理念引导下,应结合不同的案件情形区别对待。在条理性说理原则的贯彻上,当下的重点在于,需要对制定法、指导性案例以及有关指导性案例延伸说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疏通。